于仲达访谈录
1、首先感谢你接受诸子原创编辑部的访谈，欢迎你的到来！您的阅读和写作是从鲁迅开始的，是什么让你对鲁迅产生了这么浓厚的兴趣，并且孜孜不倦的进行研究？鲁迅最触动你灵魂的部份是什么？他在您的生命里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于仲达：谢谢你们给了我一次言说的机会，一个卑微的人也可以谈谈自己研读鲁迅的心得了。
确切地说，我的阅读和写作不是从鲁迅开始的，而是从诗歌开始的，中学时期还发表了一些不太成熟的诗歌。大学时期，沿着这一思路，我特别喜欢“后朦胧诗歌”的阅读和写作，和朋友创办了诗社，其余的比较喜欢沈从文、郁达夫、川端康成等作家的作品，那时一心想写小说，对“地域文化”还做过一些研究，同时对《红楼梦》挺迷，虽然读了鲁迅的作品，觉得比较犀利，但是，总觉得心里始终有些隔膜。
真正和鲁迅相遇，是在1998年大学毕业工作后，那时是在安徽西北部的县城S城上班，职务是新闻记者，实际上不过是“御用工具”而已，每天采写的稿件都要经过严格审查，稍有问题的都被无情删除，好不容易冒着鹅毛大雪采写的有关下岗工人生计问题的稿子被压住不发，更难受的是有时还要违心地说一些假话。终于有一天，不愿意放弃道德操守的我与周围刻板的环境发生冲突磨擦，先是遭到单位头头的整治，再是受到蒙味同事的围剿，就连同情我的善良人也渐渐疏远了我。打击我的事件一件接着一件，防不胜防，同事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更有恶人小人推波逐澜，这些就不用说了，就连亲人和家人与对我也责难，甚至干出一些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这样的环境下，不要说个人前途，就连一个宽松的心情也是奢求。这是人过的日子吗？之后,被迫离开单位打工,基本上是个边缘人了。我所生活的地区，就是安徽的阜阳地区，这是全国闻名的贫困地区，多年来，许多让国人震惊的事件都发生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比如：著名作家戴厚英被杀事件、假奶粉事件、“欣弗”事件，“王怀忠肖作新”事件、尚军事件、王昭耀事件、张子海告状事件、研究生齐培玉被杀事件，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所写的《中国农民调查》其内容就是根据阜阳所属的几个县市农民的真实情况而写的，官场政治生态的失衡、生存环境的恶劣、思维的闭抑、流氓逻辑横行，一切一切都超出了一个书生的承受能力，这样的环境足以彻底摧毁一个正直人的所有幻想和理想。具体到我个人，生存艰难、读书艰难、感情爱挫、政治压制、兄弟反目、世态炎凉、同事操戈等，一个内心怀揣爱的人，如何直面残酷的人生？每天的生活可以说是在“咸水里煮过”、“火山上烤”、血泪之中煎熬。由此推想，普通民众的生活何等艰难，可想而知！更为可怕的是，一些在专制的“苦水”熬过来的人一旦走上权力岗位，肚子里积攒了一肚子的坏水，不断朝弱势群体源源释放，冷血的奴性让我不寒而粟！那时，我拼命地复习英语，想通过考研走出S城，不料遭到孤立而失败！一个年轻人，孤孤单单，没有人可以倾诉，每天怀着苦闷的心情，简直度日如年，仿佛置身铁笼一般，这个时候，哪敢写诗？在这样颠倒黑白的情况下，我一时失语了，被迫沉默，没有自己稳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没有自己的选择力和判断力，连言说的勇气都没有，没有一种精神资源可以支撑我，鲁迅便闯入了我的精神视野，我从他那里获得了一种生存下去的勇气，鲁迅“反抗绝望”的勇气坚强地支撑着我，陪着我走过将近十年的艰难岁月，如果没有鲁迅，我的存在便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基础。
我的原籍在河南省淮滨县，父亲出生1942年春天，那年正值黄河发大水，中原地带饿死了300多万人，父亲随着一个好心的婆婆逃荒到安徽界首的一个叫田营的小镇上，为了在当地生存下来，改姓氏“秦”为“于”，从这一天起，父亲从小便生活在偏见和歧视里，他发奋读书，正直为人，先后做过生产队队长、耕读教师、中学教师、镇长等职，父亲做镇长仅仅三年，为当地百姓做了一些好事，受到称赞，他对那片苦难的土地及苦难的父老乡亲一直有着深厚的感情，还未得及继续为这些人做事，便患病去逝了。父亲去逝时刚好48岁，那时我还在读初中，年幼的我只能独撑自己的命运了。对于我而言，鲁迅先生是我的“精神父亲”，每当我处于困顿中时，我便感到他的存在，他硬是逼着我克服自身的缺陷成为独立的自己。鲁迅最能触动我灵魂的是，他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对处于困境中的灵魂给予关注。
2、您是从个体生命体验这一角度去阅读鲁迅，理解鲁迅的，您想触摸的是一个心灵意义上的鲁迅，请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鲁迅？在您的鲁迅研究中，您是试图获得一个您所认识的鲁迅，还是一个真实的鲁迅？
于仲达：我是从个体生命体验这一角度去阅读鲁迅的，获得的当然是一个心灵意义上的鲁迅。从散文诗《野草》来看，鲁迅的艺术形象更加能穿透视网膜印在你的心灵上，这就是强硬、坚决、执拗、韧性、叛逆、屹立、参透、洞见、正视、荒寒、奇峭、对抗、焦灼、孤独、警惕、苦痛、惊孪、压抑、苍劲、虚无、野性、深渊、粗旷、冷寂、绝望、罪、死亡、枯槁、僵死、燃烧、冷峻……《野草》中的鲁迅的形象是最丰富的，最受触动人的灵魂的。当然，不同的文体所折射出来的鲁迅的形象是同的，比如小说《伤逝》所透射出来的便是凄楚、低回、缠绵、哀婉、亢奋，《在酒楼上》和《孤独者》里更多的是“失败者”的形象：寂寞、颓丧、孤独、受伤、挣扎……鲁迅实在太丰富了，当你于无边的黑夜之中静静沉思阅读他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读鲁迅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任何语言都不能穷尽鲁迅，我试图获得的只是一个我所认识的鲁迅，能否是真实的鲁迅，谁又能说得清？当代的鲁迅研究专家，有谁敢说他的研究是原本意义上的鲁迅，大家都只能各取所需罢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鲁迅研究”其实是一件挺尴尬的事儿。
3、您如何控制自己，不至于过度阐释鲁迅？
于仲达：当下，一些鲁迅研究者的笔下，确实有过度阐释鲁迅的现象，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尽可能多读《鲁迅全集》以及鲁迅生前朋友对他的有价值的回忆性材料，避免以“我”为主随意把不相干的思想比附到鲁迅身上去。
4、鲁迅的“人间情怀”是什么？
于仲达：鲁迅先生不单有一腔孤愤，更有满怀幽默，不单嬉笑怒骂，也很热爱生活。
鲁迅先生没把自己的写作看有多少文学性当作最高原则，他的小说也是根源于他的启蒙主义，他自己也说得很清楚，他写作是为人生。看看他笔下的人物，阿Q、孔乙己、祥林嫂、单四嫂子、闰土、华大妈、狼子村的佃户，这一类是农民；还有一类是知识分子，象吕纬甫、魏连殳、子君、涓生、陈士诚。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特别关注中国底层这些被剥夺了说话权利处于被压抑的“不幸的人们”，关注病态社会对这些“不幸的人们”的种种精神毒害，他要揭示精神病态，引起疗救的注意。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的那样，鲁迅写农民，写底层人民，绝不是居高临下地去同情他，也不是当代言人，相反地，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带着责任感、有罪感去写的，但是这种罪感又没有把知识分子降得很低，更没有将农民理想化。
鲁迅一生中始终围绕着“人”做文章，前期提出“立人”思想，除小说以外，他在1918年到1925年的杂文中继续就“现在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展开思考，《朝花夕拾》里的世界是与“绅士”和“名教授”的世界相抗衡的，《野草》里探索了“人”的存在状况，《故事新编》里关注的是走向世俗生活中的“英雄”和“圣人”，有着后现代的世俗色彩，此外，鲁迅一生与复古派、现代评论派、创造社、太阳社、左联内部领导人之间的诸多论争，都是立足于“现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为“人”的具体生存权利而打笔仗，这一切都使鲁迅身上烙下了鲜明的“人间情怀”，由此回头看看“五四”时期的文化人胡适、粱实秋、徐志摩、顾颉刚、沈从文、章士钊、林语堂、周作人、钱玄同等人，有哪个学者哪个作家在他们的笔下关注过爱虐害的小人物？再比如今天，游民、打工者、艾滋病患者、失学者、血汉工厂、童工、卖淫女、千万个被生存恐惧袭扰的人，现在的中国社会除了掠夺者，就是被掠夺者，已无中间阶层，大批的读书人、学者、作家被圈养着，面对畸形社会，缄默不语，更加可恨的是，国学热、儒学热、美女文学、华丽空洞的电影、浸满奴性思维和商业臭味的电视剧，一浪高过一浪，更有作家和文化人，大谈闲情，一边充当着既得利益者的角色，一边高呵着躲避崇高，批判“道德关怀”，良心安在？！羞耻感安在？！网络上讨论的多是信仰、自由主义、复兴传统文化一类的时髦话题，有多少真正关注生活在“不幸中的人们”？！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当代的文化人不知爱什么恨什么，也许，他们除了自己，谁也不爱，甚至丧失了体验别人痛苦的能力。
5、您的身世、经历决定了您的精神气质，使得您特别偏爱鲁迅，这样的思想倾向会不会限制了您的阅读视野，使您的思想最终走上一条偏狭的路子上去呢？？比如您就比较轻视对胡适的研究。胡适与鲁迅同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您是怎样看待胡适的？
于仲达：我丝毫不否认对鲁迅的偏爱，这样自然影响到我的阅读，我不认为对鲁迅的偏爱，这样自然影响到我的阅读，我不认为这是偏狭，谁会研究一个缺乏共鸣没有兴趣的对象呢？我看过胡适的书并不是太多，在我看来，胡适是一个学者，为了学术做了一些奠基性的工作 ，鲁迅更象是一位文学家，影响到我的灵魂。前面已经说过，我对于鲁迅身上的“人间情怀”特别痴迷，对于没有主观情感贯注的“学术”不大感兴趣。受李泽厚先生影响，我认为胡适26岁回国便任北大教授，参加和领导了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暴得大名”终身显赫，不过适逢机遇而已。值得一提的是，胡适由一个主张西方民主的自由主义者，为何会最终走向了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鲁迅在发掘古典传统和现代心灵的惊人深度上，几乎前无古人。在对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的认识上，胡适哪能与鲁迅相提并论呢？
6、夏济安先生是第一个用精神分析学说来剖析鲁迅性格的学者，他在《鲁迅作品的阴暗面》中提到，鲁迅是一个深刻而带病态的人，您是怎么看的？假如鲁迅的性格真有病态的一面，他还适合今天的中国吗？
于仲达：不仅夏济安的《鲁迅作品的阴暗面》中分析过鲁迅是“一个深刻而带病态的人”，上海的吴俊也在《暗夜里的过客》中分析过，这些分析不易渲染太大了，从鲁迅一生来讲，除了后期几年外，他基本控制住了自己性格中的“负面因素”，实现了“精神创伤的升华”，并没有源源不断地传给别人，这一点是当代的一些文化批判者努力学习的。再说，正是病态的社会扭曲了鲁迅的性格，鲁迅也为这种性格付出了代价，应该诅咒的是这个社会。生活在已经走到历史尽头的寒冬季节的旧中国，到处都是压抑、衰败、枯朽的气臭，你能要求鲁迅健康生活吗？再说,谁敢于说自己就是一个完全的健康人呢?今天的中国，更需要一个有着活力的刚健的鲁迅。
7、我也阅读过鲁迅，觉得鲁迅的最深刻之处表现在《故事新编》里，用荒诞的故事反映了一个荒诞的世界，这些改变的故事比现实主义的《呐喊》《彷徨》和战斗性很强的杂文有更深刻的意义，但是着眼于此的不多。您关注过这个集子吗？您是怎样评价它的？
于仲达：我最近还一直在读《故事新编》，这的确是一部荒诞怪异深刻无比的作品，象《野草》一样，我都感到无人能将其中的精髓阐释清楚。一般而言，《呐喊》和《彷徨》是为人生的，杂文是捍卫个体的具体权利，《野草》是探索“人”的存在状况，《故事新编》到底想说什么呢？鲁迅将“英雄”和“圣人”置在一个荒诞的情景下 ，凸现他们的尴尬、狼狈、无奈，道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人的存在一旦与世俗层面接触， 便成为荒诞的悲剧。鲁迅的《故事新编》具有后现代性，《补天》中女娲不可抗拒的神性被世俗的人情味消解，《奔月》中后羿无法面对现实世俗婚姻生活的复杂性，《理水》中大禹的圣贤性立即消解在日常世俗生活中，《采薇》中“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齐在理想与现实重重矛盾中自我否定、消解，《铸剑》复仇不再是伦理追求，而是为了复仇而复仇，复仇的意义被宿命解构，《出关》中的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家思想受尽戏谑，丑态百出，《非攻》中的墨子陷入无名困境。《起死》中庄子的哲学思想“齐生死”、“无是非”，遭遇汉子纠缠不清的责难，处于“失语”状态,只得逃离。庄子不但不能教化人，而且把人置于荒诞无助之中，哲学家汉子成了一种悖论结构，哲学家的权威话语被解构， 已经论者指出，鲁迅在这里破坏了历史正常秩序，史诗性全面解体，它通过日常生活和精神的现代性转换，完成了历史的四种解构：神话英雄解体、古来圣贤解体、传统文化解体、理想精神解体。
当然，对《故事新编》更为细致的研读还待深入下去。
8、 鲁迅的旧学根底很好，他的古文和旧诗也是同时代人中的翘楚，但是他又坚持批判传统，在他身上，传统与现代冲突非常激烈，这造成了一个矛盾的鲁迅。这种矛盾，在您身上也存在吗？
于仲达：在鲁迅身上，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非常激烈，造成了一个矛盾的鲁迅和丰富的鲁迅。我曾想写一篇《现代中国最丰富的灵魂》来分析这种“丰富”，可惜一直没有时间写。鲁迅也曾把自己看作是“在转变中”或“在进代的链子上”的历史的“中间物”，这一语包涵着鲁迅对自我与社会的传统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的深刻认识。我是“文革”后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是“断裂的一代”，传统文化对我的影响较小，不存在鲁迅所说的身上背着苦闷的精神包袱。没有了新旧冲突造成的矛盾，容易轻装前进，但是，还是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求精神的资源。我面临的问题是，正如学者汪晖所说，思想的多元化带来了选择的艰难，对传统的怀疑加强了无所适从的痛苦，深刻的不信任感使得我们这些生活道路相对单纯的知识者成为精神上最不单纯、最为复杂、最为矛盾以至混乱的一代。
9、作为鲁迅精神的传承者，您能容忍别人对鲁迅的批评甚或批判，乃至诋毁吗？
于仲达：个人觉得，我不愿把自己定位在“鲁迅精神的传承者”上，因为，“鲁迅精神”作为一个人的传统，本质上来说是无法传承的。我更愿意以一个学习者的身份不断尝试靠近鲁迅，靠近鲁迅不是借他老先生的余荫庇护自己，而是用鲁迅照亮自己的存在。对某些小人肆意诋毁、栽赃和攻击谩骂的下作行为，鲁迅先生在活着的时候，就早有预言：“有些青年之于我，见可利用则尽情利用；倘若不能利用了，便想一棒打杀，所以很有悲愤之言”,“文人的遭殃，不在身前的被攻击被冷落，一暝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的工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对鲁迅先生的地位，郁达夫说的好：“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努力之帮。”
有缺点的战士还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究是苍蝇。鲁迅不是不能批评，但是，作为一个批评者不能先入为主断章取义地肢解鲁迅，更不能别有用心地贬低鲁迅，我特别讨厌那些不问是非头脑僵化二元对立思维严重的人，这些我称为“半吊子自由主义”的年轻人，实际缺乏对中国社会历史现实深刻了解，在他们看来，不与社会沾边不进入“体制内”工作随意晃晃自由主义大旗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这种想法真是太简单了！当下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大部分学者的生存处境十分清苦，有良知的学者更是自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体制外”的，还是“体制内”的，只要是在行动上不支持专制的，都应该受到尊重。实际上呢，在当下中国，体制内外都有一些不错的学者，他们在以实际行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针对故意诋毁和肢解鲁迅的行为，我经常参与反抗。我来给网络上一些头脑简单的“胡适的捍卫者”画像,这类人需要警惕:
1,对于鲁迅无法深入理解,相互勾搭,结成群体,以“捍卫胡适”为招牌攻击鲁迅和爱鲁迅的人;
2,二元思维严重对立,僵化空洞,专制自诩,除了书本上的理论不知道其他方面的东西;
3,思维单调,情趣匮乏,喜欢揭人老底,标榜自己“文明”和“修养”;
4,害怕公式自己真实工作地址怕别人批判 ,从不想着为自己任何的言语负责,逞口舌之快;
5,标榜自己是最“独立”和“干净”的，鼓吹偏离社会不与主流社会打交道的万能“自由主义”, 但是,他们都身处体制,为体制所豢养,有的在大学工作,有的在研究机构工作, 总之,书生气十分浓厚,工作经历单纯,对于社会的了解多停留在书本或局限于狭窄的领域,除了可怜的书本知识再无其他深入实际的了解,习惯的是由书本到书本的运动轨迹。当理念与现实发生歧异时，他们的条件反射是缩回书斋中，在自己人的狭小圈子内，伸出手来，拿着他们坚信不疑唯一正确的那把尺子，就着灯火，丈量世界。他们很象胡适思想的传教士,但是,对于胡适思想的了解和常人一样一知半解;
6,缺乏勇敢直面严酷社会害怕挫折苦难生活打磨的勇气,根本不理解当今社会底层生活的苦难与艰难,有的人甚至还有结婚,“洁白”和“干净”的象一张白纸或是不与社会接触的试管婴儿;
7,捧着几本胡适的书当《圣经》,装作完全理解了社会,喜欢炫耀自己掌握了政治、经济和法律方面的书,对于社会若干问题不置一言不发一话,更缺乏深刻的洞察;
8,标榜自己不是“奴才”和“农民”,置身体制内,生活衣食无忧,有固定工资养着,缺乏对弱者的爱和同情,丧失与底层联系,对于农民不屑一顾,高高在上,无法从整体上把握深刻转型的社会,典型的技术派头;
9,骂别人是仇恨疯狂,自己却是真正的“小人”的作派,为达到攻击和诬赖别人的目的,开始造谣撒谎,深文周纳,不能出示证据,前后矛盾,最后不能把控大局,隐蔽如鸟兽逃散,却在一旁怂恿别人当“烈士”,自己逍遥快活依旧老天真！
10,大谈“文明”和“底线”,却首先践踏了这个底线,揭人隐私上纲上线,罗织罪名,遭到别人痛骂,反而指责别人不“文明”和“修养”,这是我抛弃“底线”痛斥这一些无聊人的原因！
通过以上概括,可以看清楚了这么一群“胡适的捍卫者”的真正面目,都是什么一些人！我真替胡适悲哀！胡适是真正的君子,他的捍卫者只是一群浅薄的“二丑而已”,可以这么说,真正鲁迅的传承者不会这样！他们只能以“群”的形式出现,始终不敢以“个”的形式出现！还有一些文化批判家,比如上海的朱大可,在《仇恨政治学初阶：“恨语”里的鞭子意象》和《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里对鲁迅先生肆意攻击、栽赃和陷害，自称读过《鲁迅全集》的朱大可除了继续对鲁迅先生进行人身攻击外，更加强调对鲁迅后期思想所谓“仇恨”的批判，认为：“鲁迅那种人身攻击方式，为世纪下半叶的暴力话语，提供了激进的榜样和道德合理性。这方面我有深切的教训。我不是完人，我惟一能做的就是不断自我调试——一方面保持文化批判的力度，一方面避免人身攻击。这是一种平衡游戏。我时常感觉自己像一个体操运动员，艰难地行走在话语的钢丝上。”现在又自称是“鲁迅的孩子”，摆出一幅举世无双的文化弑父的夸张造型，实在是令人作呕。其实,鲁迅先生在犀利的语言背后，隐藏着一颗悲悯、哀痛的心，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有谁真正读懂呢?刻薄怨毒、冷嘲热讽之能事，难道只是鲁迅的开创吗?它来源于人性的因子。
10、鲁迅并不是唯一的思想者，在多元化的今天，您觉得还有哪些人的精神需要我们继承？
于仲达：在多元化的今天，凡是先贤和大哲的书，都需要我们认真吸取有益的营养。不能因为偏爱哪个人，从而忽略了他者的存在。社会是复杂的，理解的是方式也应该是多角度的，所以，要尽可能地多读书读好书。个人认为，关注社会层面的文章,也应该多读。当然,我毕竟对于文学层面的东西十分关注。
11、今年是鲁迅逝世 70 周年，各种媒体都发表了大量的纪念文章和研究文章，您觉得这些文章达到了一个什么高度？
于仲达：鲁迅逝世70周年之际，许多学者发表了一些文章纪念，对于普及他的思想很有帮助。 我也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命名为《一个“失败者”眼中的鲁迅》，是从自身生命体验的角度感悟鲁迅的。我陆续读了一些纪念性的文章，觉得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阐释了鲁迅，不乏新型独到的见解。但是，我觉得也更应该避免“鲁迅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种悲剧，不可否认，一些学者借谈鲁迅这个话题说自己的话，有一些与鲁迅已经无关。当前，鲁迅有被学院化、意识形态化、棍子化遮蔽的倾向，如何去蔽再现一个真实鲁迅的形象，这是应该深思的。
12、 十月中旬， 陈丹青 先生在上海图书馆做了一个《鲁迅是谁》的演讲，他说“ ‘鲁迅话题’不能只谈鲁迅。只谈鲁迅，将会加深他的孤立，使这孤立更精致，更难以把握，‘鲁迅研究’本该是文化研究 ”，您觉得呢？
于仲达：当然了，“鲁迅话题”怎能只读鲁迅呢？只有把鲁迅放在各种文化思潮之中，也才能凸现他的独异价值。这些年来，随着“鲁迅研究书系”的出版，从各种学说研究鲁迅的著作越来越多。有一本书叫《多维视角下的鲁迅研究》，大大拓展了“鲁迅研究”的空间。
13、最后，他把“鲁迅是谁”换成了“我们是谁”，您是怎么理解的？
于仲达：陈丹青先生把“鲁迅是谁”换成了“我们是谁”，这样的更换颇具深思。2006年周海婴先生大公子周令飞在交通大学的一场讲演，这位鲁迅的长孙直截了当问道：“鲁迅是谁？”这句发问也使我陷入了成就沉思,斯人已去，我曾长时徘徊在北京鲁迅故居，很想探寻一个真实的鲁迅，朋友笑我：“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呵呵。”是啊，我好生活在鲁迅的时代,做一个先生身边的青年，听他畅谈人生。”鲁迅走过过以后的夜依然是黑的，凄厉寒冷。”我一直在思考后鲁迅时代的精神归属，这样漫长的追问让我苦闷而又焦灼。鲁迅先生在身后被不断解读、塑造、发掘、延伸，面目全非，鲁迅很难还原，追寻真实的鲁迅谈何容易呢？“我们是谁”？每当面对法国著名后期印象派大师保罗·高更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这幅油画时，我不禁常常问自己：“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然后久久陷入了沉思中，这是一道千古探问的终极人类命题，看似简单的三个问号，里面却蕴涵着无穷尽地探求与思索，很想寻找其中的答案。这个问题也可以换成,假如上帝死了……”人类该怎么办呢？对于我个人而言,建构个体哲学,唤起个体尊严,勇敢地走下去。
14、您说过，您对鲁迅的研究，首先是生存意义上的，而非学术意义上的，同时您也认为，学术研究无助于鲁迅精神的发扬，您是不是很轻视学术研究，它对研究鲁迅有意义吗？
于仲达： 对我而言，对鲁迅的研究，首先是用鲁迅精神鞭策自己，逼着自己成为独立的个体，摆脱各种依附，正视自我的局限，独掌自己的命运，在狭小紧张的生存空间里，利用智慧，战胜生存困境，挑战各种力量对我的桎梏，这个目的快要实现,这种研究确实有些实用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是不同的。联想到鲁迅身上鲜明的“人间情怀”，我注重的不是理论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而是实际行动，也就是说，通过对鲁迅的研读，加强了我对现实生活改造的力度，我迫切需要用属于自己独立的眼光处事，在这之间，鲁迅这一精神资源带给我的是强烈的内省。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轻视学术研究，我在那篇文章中已经说过，尊严比文学更重要，由于置身资源被严重垄断的基层，我迫切走出书斋，用实际行动“反抗绝望”，说穿了吧，就是挣钱，鲁迅先生说得好：“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或许当某一天，我的生存威胁解除了，我会静心读书做学问的，只是现在内心颇不平静。
15、到今天为止，对鲁迅的阅读和研究仍然局限于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群体之内，鲁迅精神并没有在鲁迅所批判过的普通民众中产生实际影响，而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恰恰是应该得到精神启蒙的，比如农民，比如普通市民，您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吗？
于仲达：这种情况一直存在着，过去是，现在仍是。由于受大学教育的只能是一小部分人，鲁迅的影响只能局限在很小一部分知识人这里。鲁迅也只能通过对知识人的精神启蒙，把拯救普通民众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应该清楚一点，普通民众需要的是面包，对其它排斥，即便对他们精神启蒙，也要紧密结合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否则，再美好的启蒙言辞也会如昙花一现。
我曾和朋友策划过，办一本杂志或一个网站，要求刊发的文章必须浅白晓畅文笔优美，通过这些美文传播人文思想。这个朋友是个经商的，他说等做生意赚了钱就来操办此事。
16、在当下的语境中，研究鲁迅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于仲达：作为学院学者，最大的障碍陈旧的学术体制，他们的生存状态已丧失了与苦难底层的联系，缺乏疼痛的感觉，永远都是引经据典，直到把活生生的鲁迅弄成一种书斋里的“学术”，学院学者研究鲁迅，通常喜好宏大的框架，用一种理论先入为主地随意肢解鲁迅。近年来，“鲁迅研究”作为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日益为学院学者所追捧，鲁迅研究被“经院化”了，被专家学者规范化，失去了独特的生命力。林贤治先生曾说过，鲁迅本人是个直面人生的人，如果我们的研究不能和当代人的生存结合起来，那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当今研究的最大问题就在这里。还有一点，“鲁迅研究学者”自身的知识结构严重板结，也是造成“鲁迅研究”出不了重大成果的原因。
17、您会像鲁迅一样与众多人论战，横眉冷对千夫指吗？
于仲达：针对那样歪曲鲁迅的言论，前面已经作过概括,我经常与众多人论战，这只是为了辨明是非，似乎与“横眉冷对千夫指”联系不上。目前，在“关天茶舌”和“真名网”等活跃着一批“反鲁派”，这些人要么以捍卫胡适为己任，要么挥舞基督文化和国学的旗帜贬低鲁迅，要么是一些学院派学者写的论文，有意肢解鲁迅。对于这些文化现象，我十分警惕。
王晓明先生指出，今天的人民“愚味”和“麻木”，也就不只是表现为旧式的浑浑噩噩，而更是表现为头脑的机械、思路的狭隘，表现为那种无力、也不习惯从多方面去理解现实、总是被流行意识牵着走的被动的精神状况。（《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5月第5次印刷，第6页）我觉得至今许多人只所以贬损鲁迅，与这种僵化的思维方式有关，他们走入不了鲁迅的精神世界，所以就谩骂和非议鲁迅，这样的情况在网络上真是太多了。这是严酷生活给人造成的深刻的精神创伤，挑战这种思维方式任重道远。专制并无多大力量，它的力量来自于民众的愚味。一些拥护胡适的“半吊子自由主义”，抬高胡适打压鲁迅，其实，他们无法直面这一现实，如果用民主和宪政搭建起来的国度里只有一群奴才，这该如何是好呢？鲁迅指出，这愚味并只是麻木，它还包含着怯懦和苟且偷生的决心。
18、除了鲁迅，您还阅读哪些人的著作？您对哲学、政治学、美学、伦理学、法学等学科感兴趣吗？您有没有尝试从这些角度去阐释鲁迅？
于仲达：我的“鲁迅研究”大致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阅读《鲁迅全集》和相关材料及专家研究著作，并结合现实社会写下心得和阐释作品；第二阶段是此为起点，博览群书，阅读宗教、哲学、美学、文学、伦理学、法学等方面的书，能找来的尽可能读，读这么多书，需要大量时间和金钱；第三阶段是基本结束读书，形成了以“鲁迅式眼光”看世界的独特方式，为社会做一些事情，比如办网站、办刊物、从事文化产业，最后是行万里路，游遍祖国秀丽山川，晚年参透世象百态，淡泊处世，返朴归真。
19、您对自己的定位是“民间知识分子”，您认为真的存在“民间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吗，他们的任务是什么？他们与学院派是根本对立的吗？学院派与民间知识分子对鲁迅的理解最大的分歧在哪里？
于仲达：我把自己定位为“民间知识分子”，是由我的生存状态、写作状态和人生归化所决定的；在一个主流意识形态无孔不入的社会里，这里的“民间”是与官场和学院相对立的一个精神空间，随着知识人经济地位的独立，是肯定为存在的，虽然，当下仍然有一些“民间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但是，不可否认存在个体的“民间知识分子”。令人忧虑的是，当下中国缺乏一个成熟的的“中间阶层”，社会除了掠夺者就是被掠夺者，“中间阶层”虽然不乏高文化的白领和公务员，但是，他们普遍缺乏一定的社会责任。值得一提的，当下中国出现了一批“富人”，有资料显示，千万富翁以上的有一千万人，亿万富翁以上的有一万人，这些人除了官僚资产阶级，就是与权力密切合作而暴富的商人，这些人的财产是建立在榨取普遍民众血汗基础上的收入，他们并没有如何考虑反哺社会，而且挥霍浪费。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杭州一个房地产商在澳门赌博竟然输了两亿元人民币，这个人还是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所以，如何唤起这类人的良知和责任，相当重要，这类人一旦“觉醒”起来，他们做起事情比较容易，因为他们有钱。
“民间知识分子”总是从个体生命体验出发，为独立、自由、公正而写作，与普通民众联系较深。“民间知识分子”与“学院派知识分子”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对立的，只是由于学院体制的约束，使得“学院派知识分子”多围绕评职称和晋级等“体制内”规则进行，一个学院学者如果不遵循这些“潜规则”则无法生存，出于自己既得利益的考虑，他们只得温驯地服从，这也是这些学者特别听话沉默不语的原因，象钱理群这样有着“民间情怀”与底层保持一定联系的学者，实际上呢在北大那样的地方也只有一个边缘的位置，严重的还要受到整肃。“民间知识分子”没有这样森严的规则压制，更多地从自己喜好出发，针对学术和社会展开自由的研究和写作，对于他们而言，可以不必考虑为“职称”而写作，发言的立场较为公正，不是忧虑重重的。当然,“民间知识分子”这样的群体也比较芜杂,对此,我是清醒的。
学院派对鲁迅的理解只是囿于书本上的那些套路，离开资料，便要失语。“民间知识分子”是从个体生命角度出发来理解鲁迅本人的，当然理解鲁迅这样的“文化巨人”，必要的时候需要借助学院学者的研究成果。从本质上讲，战斗的鲁迅从来就与学院学者无关，鲁迅也十分讨厌某些学院者，深具“人间情怀”的鲁迅一旦到了学院学者手里，便成了一堆枯躁的考据材料，就与真实的生命无关了。
20、 假设鲁迅生活在今天，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呢？他的“投枪和匕首”还划得出来吗？将指向何方？还会出于自我保护打一枪换一地式地匿名发稿吗？
于仲达：假如鲁迅生活在今天，要么不发言静静地沉寂在某个角落里，要么还是要发言，那么就只好在网上，要么进监狱，要么生活中整日被人跟踪监控，反正，象他那样的性格，是不适合呆在学院里的。
21、您的大部分写作都是网络写作， 请问网络对于像您这样的民间知识分子具有什么的意义，你们只能以此为阵地吗？
于仲达：网络对于我这样的“民间知识分子”来说，是较佳的话语平台，在这里可以受到散落在民间的精神兄弟，在当前的语境下，想不出能还有什么合适的陈地。我觉得“民间知识分子”要团结起来，消除分歧，达成共识，不必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耗废精力，必需明白共同的目标，肩负起属于自己的社会责任。
22、您说中国新一代的思想家只能在民间产生，为什么？中国现在具有产生真正的思想家的土壤吗？何谓真正的思想家？
于仲达：前面讲过，“民间”是与官场和学院相对立的，并不表明民间知识分子没有在“官场”和“学院”里生活过和经历过，不融入体制如何改造体制？不融入社会如何改造社会呢？中国的社会问题十分复杂，思想家是不能产生在学院里的，只能产生在“民间”，“民间”的姿态是自由、公正、独立的。这里的“思想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能奉献一套理论体系的理论家，而是能以我为主独立提出系统改造社会的“思想家”，这样的“民间思想家”有顾准、张中晓、李慎之、孙大午、李昌平……
23、您一直坚持个体生命写作，这种以自身经验为基础的写作会不会限制住自己的天地？
于仲达：我也一直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类似这种以身经验为基础的写作是否会限制自己的视野，实际上任何写作，只能忠实于自己独立的经验和观察，或许会有局限，我奉献给人的是一个独立的为我所观察到的世界，是错是对，只能由人评说了。
24、您曾经称自己为“奴隶”，为什么这样称呼自己？
于仲达：在长篇自传随笔《中国式生存—一个奴隶的手记》里，我把自己定位为“奴隶”，一个在现实社会中，被剥夺了发言权力，生存受制于某个集团靠给人打工混饭吃的人，这样的人不叫“奴隶”能叫“主人翁”吗？试问：我们绝大多数人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平台吗？很多人注定整天凄惶惶地为生存而奔波，不同的是，有的投靠权力，有的依附体制，有的呆在学院里，或者混在官场里，更多的底层人，沦陷在资本家的血汗工厂里，不同的人，置身权力的阴影下，只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奴隶”！
25、有机知识分子囿于体制的限制而不能自由写作，而像您这样的民间知识分子往往因为生存环境的恶劣而不能正常写作，也就是说，现实逼迫您不得不放弃一些必要的写作计划，怎样才能摆脱这种的困境呢？
于仲达：正如您所言，当我最初尝试放弃在“体制内”吃饭的想法，首先考虑的就是直面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致使浪费一些时间阅读书，被迫放弃一些写作计划，几年以来，为摆脱这种困境，做过许多尝试，大多都属于那种低效的谋生，这种情况一直到2006年，境况才发生了一些改观。以我个人的经验，面对这种困境可以尝试一下两种方式：第一，在私人公司那里就业，然后慢慢发展；第二，找一些文化与商业结合的产业来尝试去做，既不丢爱好，也能缓解生存压力；第三，找一些有钱的文化商人，说说自己的想法，策划一些项目，这比伸手向人借钱好；第四，继续呆在“体制内”，业余挣钱，利用现有生存资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总之，摆脱这种生存困境，既要靠自己的汗水和智慧，也要有识之士的帮忙，这也是我倡导成立“民间知识分子互助协会”的原因。
26、在2007年来临之际，您写了一篇《一个“底层写作者”的告白》的长文，叙述了自己的写作和各方对鲁迅的研究，您会一直坚持用这种姿态来写作吗？您对未来的道路有何规划？
于仲达：拙文《一个“底层写作者”的告白》，规划了我今后的努力方向，也是我的“精神宣言”，我将会一直坚持用这种精神姿态来写作。我本来的道路在哪儿？海德格尔说：“请赐我双翼，让我怀满怀真诚。”道路就在脚下，一个人的命运，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只能依靠真诚和智慧。
27、目前你已经是诸子原创文学网诸子百家的首席版主，是什么力量吸引你到诸子原创来任职？你觉得本站在哪些方面还需要改善？
于仲达：诸子原创文学网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网站，她虽然刚开办不久，我已觉察到她的魅力，在这里聚集了一批热情的面孔，网站上有不少人我都熟悉和喜爱，比如闻中，川水芙蓉、李健军等等，网站讨论的话题比较集中，诸如文学、信仰、哲学、人生等，不足之处，讨论再热烈一些，当然，这需要版主的付出。作为首席版主，每次都是来去匆匆，诸事纷繁，惭愧的是， 除了热情以外，我不能贡献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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