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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著名翻译家金隄先生

2021-09-22 09:56 来源:翻译教学与研究 作者:郑铁生 阅读

作者:郑铁生

金隄先生以翻译世界名著《尤利西斯》而闻名于世,今年是他诞辰100年,也是他逝世13周年。 我到天津外国语大学工作时,金先生已经去了美国,专事翻译整部的20世纪著名的文学巨著《尤利西斯》,勤奋八年,方才告成。此后又翻译了《尤利西斯》的作者《乔伊斯传》。从1989年出国到他晚年叶落归根,在津去世,国外整整度过了二十年的翻译生涯。老教师常说起金先生,他原是南开大学的教授,因文革结下的恩恩怨怨,他从下放的农村回天津就没有再回南开大学,而来了天津外院。他是一个典型的大知识分子,一心搞教学和翻译,不旁及杂务,连参加天津市政协会议,都委托其他老师替代。他的学术成果超群出众,平时为人,显得清高。这样的大才如果在国内一流名校,则不以为然。可在天津外院以教学为主的学校就显得落落寡合。

1995年7月底,那是金先生离开祖国七年后,他翻译的20世纪著名的文学名著《尤利西斯》在国内出版,应邀回国参加学术研讨会。学校人事处处长李砚池通知我去北京机场接金隄先生,我纳闷英语学院那么多教授,干嘛让我去。人事处小吴朝我挤了挤眉眼,凑到我跟前说:“岁数大的去,还得派一个跟包的,你去,提箱子的都有了。”我们大笑。其实说心里话,我倒愿意去接他,也想见见这位金先生。在首都认为机场我第一眼看见金先生,给我印象,他是一位纯正的老学者。一头银发,面部白净,尤其那宽宽的额头,显得很睿智。说话的语调不高,话语不多,让人感到挺谦和平易。

金先生这次回国,特意为母校做了一次学术报告。那天早上,我看对面英语学院的教授、老师们都站在那里,等待进场,我对金先生说:“您不过去跟他们说说话。”金先生很平静地说:“他们都是打旗的。”金先生一向不喜欢那些不做学问的教授,也不喜欢逢场客套。他所说的“打旗的”,我想京剧里开场,先是一阵锣鼓,接着一队打旗的绕场一周,再分立两旁,烘托主角上场。“打旗的”都是耍龙套,没这本事的人。会上金先生介绍翻译《尤利西斯》的过程,以及这部世界名著的出版在中国的意义。早在1923年诗人徐志摩在英国读到《尤利西斯》,就在上海《时事新报》著文,以诗人的热情奔放语言赞美《尤利西斯》最后一章无标点的文字:“那真是 纯粹的‘Prose’,像牛酪一样润滑,像教堂里石坛一样光澄……一大股清丽浩瀚的文章排傲而前,像一大匹白罗披泻,一大卷瀑布倒挂,丝毫不露痕迹,真是大手笔!”可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并没有人敢于翻译这部“奇书”。直到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中期,中西文化交流、碰撞、激发下,《世界文学》编辑部邀请金先生翻译了《尤利西斯》部分章节,天津百花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尤利西斯》选本。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金隄全译本《尤利西斯》上卷。第二年出版了下卷。至此,金先生前前后后为之奋斗了16年,最终圆了他为中国读者贡献这部名著的梦。回国后,金先生心情很愉悦,在津数日,天塔湖、文化街、食品街都留下金先生和夫人的足迹,也被摄入一张张彩照带到大西洋的彼岸。

不久,金先生要回美国,我送他到机场。我们到达北京,离登机时间还早。金先生突然问我,在美国就想回国修修脚,让我领他去,这下我可懵住了。我想了好久,记忆中虎坊桥这一带是老北京平民居住区,可能还要修脚的,可改革开放十来年都变了,到处是临街的商铺,上哪里去找呢?打听来打听去,才穿过商铺找到了虎坊桥浴池,幸好这里还真有修脚的地方。望着浴池几乎被门前琳琅满目的临街商品摊淹没,我觉得它多了一层文化的意味,别看修脚这活,也许有人认为它俗得掉渣,很不起眼。可它是地地道道的老传统,承袭这民俗文化的基因。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活一个甲子多岁月的金先生,尽管近年在美国,可他身上永远抹不掉中国的乡土风情、习惯嗜好烙下的印痕。他笑着对我说:“你们先忙去,我和老朱(金夫人)这里有面包片和花生酱,中午饭够了。”我笑了笑说:“临从天津出发,李处长还特意嘱咐中午请您吃午饭,然后再到机场。”金先生又笑着说:“你们自己吃饭吧,我们吃我们的。”金先生已经习惯美国的生活方式AA制。

我提着金先生沉甸甸的皮箱走进机场大厅,金先生似乎看出我很吃力,对我说:“半箱子都是给美国朋友买的小礼品,天津的‘泥人张’。”我笑着对金先生说:“您把《尤利西斯》带给中国,‘泥人张’带回美国,中西交流啊!”金先生回到美国,9月26日还来信,表达谢意。他说:

郑铁生老师

这次回校承您接送并多方面协助,我和老朱都很感谢,蒙您赠书,得以窥见才华一斑,十分钦佩,以后再回校时还要请教。……

人的记忆真奇怪,和金先生第一次见面,他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象,现在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

金隄先生

金隄先生回国引起国内新闻界的关注,北京的《中华读书报》《中国贸易报》等记者采访了金先生。

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被称为“天书”,不仅难读难懂,而且评价天壤之别。贬之者,连大学者朱光潜、杨周翰、李赋宁等人五十年代就一致乔伊斯“把好端端的英语弄得一塌糊涂”。褒之者,如萧伯纳说乔伊斯在揭露现实的丑恶方面,“超过了我们时代所有的小说家。”美国作家海明威、福克纳对乔伊斯佩服的五体投地。荣格说:“我想只有魔鬼的祖母才会把一个女人的心理捉摸得那么透。”这样一部“天书”,一下子在中国出现两部译著,顿时引发读书与出版届的激烈的争论,但关注的不仅是作品的文学价值,同时对两个译本的高低的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和高等学校学者们倾向金先生的翻译,而出版界则认为著名作家萧乾和夫人文洁若翻译的更通俗,易于读者阅读。在众多评点中出现第一篇两个译本比较的文章是翻译家冯亦代撰写的,先发表在《中华读书报》,后经增补又发表在《译林》杂志上,题目是《的两个中译本》,他选择两个译本的第一章首十页的36个句对比后,便婉转地指出:“金隄译本在以《一部二十世纪的史诗》为题的‘译者前言’里,提到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英语文学著作,并说他在翻译中’尽可能忠实,尽可能全面地在中文重现原著。要使中文读者读来获得尽可能接近英语读者所获得的效果。肯哉言乎!但是把两个译本仔细地读了第一章首十页,就有36处可以推敲商榷的地方。我想没有标题也罢,有破折号也罢,这都是形式上的东西;如果形式是一般无二,然而不能达到重现原著的韵味,则形成的雷同又何助于‘接近英语读者所获得的效果!’”言外之意,萧乾夫妇译本比金译本略胜一筹。冯亦代是大家,但他的文章却违背了评论的基本点,一是,他开篇便申明手头没有原著,那么你评论的依据是什么?怎么判断译本的准确程度。二是,仅仅凭着第一章首十页这么少译文,便得出对一部巨著的结论,显然有失偏颇。新闻界对萧乾夫妇译本报道的热度在1994年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相比之下,对金译本则言之寥寥。这期间域外7国家12家外国新闻机构也发了消息,但都未言及北京人民文学社出版的金隄译本。

金隄先生手稿

金先生深感出国年久,人脉渐希,他给国内几家杂志寄去文章,有如泥牛入海。他很想把自己的翻译的观点向外讲讲,他几次同我倾吐了这种想法。当时我主持学报工作,在《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开辟专栏,接连发表金先生7篇文章,如《一部二十世纪的史诗——译者前言》《乔伊斯的人物创造艺术》《原著意味何在?》等。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多次回国,我们之间接触的机会多了。我们之间越来越有话说,他跟我聊他的经历、谈科研,给我最深的是对翻译理论的建树。中国翻译家大多重视翻译实践,少谈理论。而搞翻译理论的专家又少翻译实践。金先生则不然,他在翻译实践摘取桂冠中逐步提出自己的翻译理论。最早是80年代他做联合国文件译文审改时,曾在《联合国文件翻译工作简报》上登载《谈翻译的准确性》一文,初露他的翻译观。 1984年他和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合著《论翻译》,在北京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虽然金先生受奈达很深的影响,但他并不完全同意奈达的有的观点,比如奈达在翻译中灵活性比较大,当然和他翻译《圣经》有关,更强调翻译的效果,要读者“反应”,也就是去信教。金先生更强调忠实于原著。因此1987年他出版《论等效翻译》,对严复提出的翻译的标准“信、达、雅”批判地接受,提出“信、达、神韵”,也就是追求等效翻译。当然等效所追求的东西是相对的,即在可以达到的效果中的最接近值。而不是追求文字的相等,那就成了死译。他以翻译《尤利西斯》的例证向我说明,随手举了一个小例子,写了两行英语:

Post No Bills

Post 11o Pills

“这是《尤利西斯》第八章中一个小细节,写的是‘绿房子’,也就是厕所。这里到处都张贴着专治性病的江湖医生的招贴。管理者于是写了一条禁止的标语:‘不准招贴’。这如形同虚设,甚至有人还把其中的字抹掉两画。可英语字母抹掉两画后,不像汉语这样直观。如果直译,就成了另外的含义‘邮寄110个药丸。显然这不是原著的意思。我按照等效翻译的原理译为‘不住招贴’,这样既符合原意,又保留了讽刺的意味。”这只不过是80万字巨著中寥寥一笔,而却体现出金先生翻译的整体思维。

有一次《天津日报》记者周凡恺对金隄先生学术活动做了专题报道。金先生看了8月3号的《天津日报》这则消息很高兴,但对其中的字句却认真得锱铢必较。报道中有一段话:“金隄教授提倡直译,并且在翻译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他认为意译是对原著的不忠实,也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流畅与否是由原著决定的,而不能由译者决定,原著是什么样子就该译成什么样子。”金先生认为这样表述不够准确,连夜写了一封信,题目是《我不反对意译,但不提倡直译》,他说:他嘱托我把这封信给《天津日报》,予以纠正。原本报道这件事是因为金隄先生是天津的资深学者、著名翻译家,翻译的《尤利西斯》在国内外很有影响。何况就在金先生倾注八年心血翻译这部世界名著即将问世之时,著名作家萧乾和夫人文洁若二人用了四年也翻译成功,在国内几乎同时推出“鲜有人读的西方文学奇书”两个中国译本。两个译本孰优之争,还引起了出版界、学术界很大的反响。北京新闻界报道颇多,《天津日报》也给予了关注,并报道了这次学术报告会。说实在的,离开学术圈,没人为某个词语计较,让党报更正,我觉得很为难。金先生很较真,这件事虽小,可给我的印象却很深。金先生的性格执着到了几近倔强,做事一丝不苟。伟人不是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也许正是他的这种认真,这种执着,支持他八年焚膏继晷,完成了这部连国内许多著名翻译家都不敢问津的“奇书”。有位资深学者曾感慨到:“《尤》的译者既要有文学创作的能力,又需具备经院学者的素质。”金先生正是这样的学者。他是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学生,1947-1949跟着沈从文一块编辑北京《经世日报》《平明日报》、广西《广西日报》的副刊。期间开始发表自己创作的短篇小说、翻译外国小说。还把沈从文的小说《中国土地——沈从文小说集》《边城》等翻译在英国出版。金先生叹惋地说,可惜文革中他把和沈从文的书信都遗失了。我后来阅读沈从文的作品,果然看到金隄的名字,那时他二十多岁,风华正茂。进入2000年,金先生虽年事已高,依旧心无旁骛,笔耕不辍,与他的学生李汉林、王振平完成了970多万字的《乔伊斯传》,他的大半生都贡献给了翻译学。

金先生七十多岁的人身板儿这么硬朗,之前又听别人介绍金先生出国前做过一次胃癌手术,大家没告诉他是癌症,不久他就出国了,所以他一直不知道。这次回津,金先生特意宴请了一次当年为他做手术的医生,现在都是专家、有的还当了院长了。这些老朋友看金先生身体保护得这么好,特意安排,为他做了一次体检,结果很让人惊讶,七十多岁的老人心肺功能竟像是三十多岁的人。我对这件事一直很好奇,熟了才好意思问:“金先生,您的身体怎么这么好呢?”他说:“在美国,一是人际关系简单;二是空气好;三是粮食和蔬菜没有污染。”回答得挺干脆。说“人际关系简单”,我好理解。因为国内高校“窝里斗”,弄得人际关系挺复杂。说“空气好”“粮食和蔬菜没有污染”,90年代的我却不以为然,心想,金先生在美国待久了,连美国的月亮也觉得比中国圆。刚刚从温饱线走过来的大部分人,能吃上白面大米,衣食无忧,就觉得很满足。而随着岁月的推移,什么沙尘暴,一夜之间,北京大街小巷都铺上一层黄沙。雾霾天就像天上扣上一个灰蒙蒙的盖子,人们大呼空气质量太差了,影响人的健康。随之而来的“三鹿氰胺”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粮食蔬菜残留农药害人的事屡屡曝光,令人咋舌,一系列的粮食、蔬菜问题都摆在政府和民众面前,成为各级人大、政协会上的热门话题。现在回想金先生那几句话的内涵,才体会到金先生是“吃咸盐多的人”。直到我们要奔小康了,才懂得生活环保质量对人生命的意义。

金先生是保健意识很强的人。有一次我看到研究生部正副主任,这两个女同志风尘仆仆从外面回来,我问了一句:“干什么呢,这么急?”

“金先生每顿饭吃到最后,还要吃一小把麸子。”

“什么?”

“麸子。”

“那不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才在粮食中掺麸子。金先生干嘛吃麸子?”

她们俩都笑了,“我们也说不清。为这一把麸子,跑遍天津市也买不上,只好到面粉厂和人家厂长说明情况,才要了一些。”

这个小事过了好多年,我在香港的超市的货架子上看到“食用麦麸”,才明白原来麸子已作为粗粮,用到饮食当中,做面包,煮麦片,膳食纤维丰富,对健康有好处,是一种保健食品。但在90年代中期的国人来说,还没有这种保健意识。

金先生是很有情趣的老先生,有一年当我打开书信,突然一张贺年卡跃入眼帘。这是金先生自己用照片制作的特殊的贺年卡,我一直珍藏着。贺卡左侧是一张彩照,瑞士莱茵河畔,金先生穿着花格背心,夫人一袭大花的红黑相间连衣裙,老夫妻相亲相爱坐在船上,笑得很惬意、幸福。右侧是空白,金先生的笔迹:

今夏瑞士莱茵古渡留影

今夏瑞士莱茵古渡留影

聊贺铁生新禧!

金隄 朱玉若 1996年12月

每每我看照片,金先生都是那样的微笑着,那样的平静、淡定、慈祥。2009年11月6日金先生在天津逝世,享年87岁。他永远平静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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