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中国文学事业与共和国同生共长，长风当道、踏歌前行，走过曲折辉煌的一个甲子。每个文学工作者回望这60年风雨岁月，或许都会有“天翻地覆”、“脱胎换骨”之感叹，甚至还有“惊心动魄”和“刻骨铭心”之感念。因此我们特邀作家、诗人、学者、批评家陆续撰文，与读者分享他们文学人生中印象深刻的往事。——编者
文学之梦
陈世旭(作家)
1964年，我初中毕业，跟着一支上山下乡知青队，去了长江中下游一个国营农场，一呆就是八年。
读初中的时候，我发生了对文学的兴趣。下乡后的头两年，我几乎每天都写诗，就像着了魔。一边干活一边搜肠刮肚，回来就边吃饭边写……诗几乎无所不在，结果当然是制造了一大堆文字垃圾。最大的一次成功，是一首用当地民歌体写的叙事长诗，寄到我们省刊，他们回信说“备用”。但随后就是全国所有的文艺刊物因为“文革”的一律停刊。
这一停就是十年。进入70年代，全国知青大返城，我所在生产队先前住了几十号知青的一长排宿舍只剩下我一个人。
1971年春天，我被抽调参与一个模范人物报道的工作。那报道后来在国家最大的报纸的头版以整版篇幅刊登出来，其中有大量的段落是我一笔一划写出来的。两年后，我被作为“农民通讯员”借调到县委宣传部报道组。那些年，我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全县所有的乡村、厂矿、机关。我不仅写新闻报道，还为各种会议包括民兵训练、计划生育等等写汇报、写总结。这一切努力，终于结出了果实。到1975年下半年，我得到了一个国营企业招工指标，成了一个有“铁饭碗”的人。
1974年，我在省报上以整版篇幅发表的一篇写一位孤寡老人照顾下乡知青的事迹的报告文学，一群人联名给报社写信，说这篇报告文学宣扬了“资产阶级人性论”，应作为毒草来批判，在县里引起轩然大波，使我的处境岌岌可危。这场风波由报社编辑的极力解释才算罢休，但我早已成惊弓之鸟。不久以后，我被调到县文化馆。我主动要求搞文物工作，觉得同死人和古人打交道比较保险。
然而，当时的文学世界，正大潮汹涌。我无法制止自己不去觊觎。正在出现的，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出现一个鼓励创造、鼓励个性、鼓励独立见解的时代，一个为国家和民族带来无限福祉、也使个人有限的才华得以纵情发挥的时代。
有什么理由不去拥抱这样一个时代呢！
1979年，《小镇上的将军》发表。我一下子获得了许多比我强得多的文学青年梦想的幸运。小说获奖的那年，我被推荐到中国作协文讲所学习，在那里，我有机会聆听中国文坛上大呼猛进的一代年富力盛的作家的讲课，又在同一辈人中，看到了许多足以令文学青年自豪的名字。他们的努力，正不断地刷新当代文学的水准，让我这样的低能者，不断看到进取的目标。
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文学青年面前的路是那样广阔，我的前面有那么多奋勇而强有力的开拓者。
直到今天，我都常常觉得，我之成为一个专业文学作者，真是一场梦。一切来得这样突然，因而也就显得非常偶然。倘若没有时代在那一刻发生的那一场伟大变革，一切都是不能想象的。
我的八十年代
李洁非(学者)
做当代文学批评，本不在我替自己设定的目标之内──照我学生时代的愿望，是想搞一搞古典。可是1983年前后，知青作家的崛起在文坛营造出了一种不同以往的氛围格调，使当代文学突然变得对于我有吸引力起来。我真正开始关注当代文坛，追踪它的创作，注意它在思想、观念和精神上的变化。直到现在我仍认为，正是从那时起，当代文学越来越变得富于思考的价值。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单纯的鉴赏恐怕不太符合他的需要，相反，那些引起他浓厚兴趣的事物，一定是能够对他构成问题从而考验和表现他的思考能力的事物。作为一种巧合，即将走向1985年的当代文学刚好给予了我这样的刺激。其实，若谈到批评本身，当时我几乎没有固定的概念和意识。我既不是出于当批评家的目的而搞批评，也不是在评价作家作品上显示出什么高人一筹的鉴赏力，应该说，我之搞起批评，起初兴趣并不在批评本身，而是将其当做一种手段加以利用，以载述和宣达自己的某种思考，而这思考也许完全是对所谈现象的借题发挥，是借了批评对象的腹来怀我自己思想的胎。
因此，很自然地，在8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我的批评行为具有明显的轻个案、重思潮的倾向(今天却刚好颠倒了过来)。实际上，1986年前我很少特意想到自己写的是文学批评文章，虽然谈的是文学问题，材料也都取自文学现象，但我不认为自己文章中的那些话只是针对文学而发。不单如此，当时在我看来，文学批评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文学简直就毫无价值。就当时的特定现实来说，问题显然不在于走入文学，恰恰在于要走出文学；所谓“文学”一词本身长期以来一直就被大量非文学的并且极其狭隘偏执的东西充塞了，立足文学谈论文学的想法固然很对，可就现实而论却完全是虚妄的；当务之急首先是要瓦解那些东西，为文学打开和拓宽思路。所以，80年代中期“宏观批评”的兴起绝非偶然。这类批评，发乎文学，却不止乎文学，它在远比文学本身大得多的框架和范围下看待和讨论文学，并且寄希望于所形成的结果不单单对文学有意义，亦关涉着社会文化的一般观念。这是一种扩张性的泛文学批评，它跟我后来在90年代搞的谨守文学本体的小说文体学、小说文体史研究截然相反。其缺点显而易见，但是我认为，在客观上以“思想解放”为主题的80年代中国文化环境下，让文学仅仅属于它自己不单不可能，也不可取；除了必须广泛借助文学以外的思想文化材料来改造文学理论批评的视野、思路和语汇外，文学也有必要、有责任贡献出它自己的社会性思想成果，为促进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革出力──这的确是我当时的一个强烈主张，1986年初，我在《批评，存在第二种危机吗》里将这个问题归结于一点，即新一代的批评家们不应该满足于做批评家，他们首先应该是“思想者”。
简单地说，在我那里，批评意味着“创作”注“我”，而非“我”注“创作”。这姿态大抵既不为学院批评家所取，也令机关批评家摇头，好在那时我的身份只是一个编辑，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不承担职业角色地站在边缘对待文学批评。
于是，有了《从英雄到普通人》、《被唤醒的美学意识:悲剧》、《什么不是悲剧》、《再论什么不是悲剧》、《复古论》、《忧患意识与人的热情》、《世纪末情绪》、《一九八五年中国小说思潮》、《被光芒掩盖的困难》、《与萨特告别》这样一批“好发惊人之语”(某权威的贬辞)的文章问世。在这些文章中，出现了“非英雄化”、“反崇高”、“世纪末”、“伪现代派”、“反人道主义”等等字眼，它们或多或少对当时的文学思想构成一定冲击。虽然有些观点今天已遭到我本人的反省、修正和放弃，但坦白地说，对它们我从来怀着不悔少作的心情。它们无疑是偏激的、不忌暴露弱点和漏洞的，这一切，不单现在，即便当初我也了然在心，但是，重新面对它们，与其说我感到不安和懊愧，毋如说恰恰是惆怅。徐悲鸿先生曾从《金刚经》里摘出“独持偏见”、“一意孤行”两句话，集做一联，当作为人为艺的座右铭。我理解那是彰显一种勇于偏激的精神和锐气。80年代之后，我离开这样的精神和锐气已经很远了。虽然未尝不是“进步”，但回想起来，其实倒不免有些惆怅。
发表
于坚(诗人)
到1977年，我已经悄悄地写了五六年的诗，只有七八个朋友看过。那时代没有地方发表诗歌，文学刊物都停刊了。那时候，我在秘密学习30年代湖畔派的诗歌，写些风花雪月，青春期的感伤，对李白的“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深切共鸣。我最开始写的是古体诗，学习王维，苏轼、姜白石、李白、杜甫、吴文英……这些人。我的第一首白话诗，写的是春天在一个公园的触景生情。我知道我的诗歌不可能发表，将它们抄在笔记本上，在最信任的朋友中秘密流传。三中全会召开后，我模仿着马雅可夫斯基的风格，写了一首批判“四人帮”的政治抒情长诗《难逃法网》。前电影演员老徐和我在一个工厂里上班。老徐帮我把这首长诗用毛笔和墨汁抄到全开的白纸上，用面糊贴上工厂食堂前的围墙，有十多米长。全厂职工来来往往，都看到了，像下班后的机器一样沉默着。有人悄悄拍拍我，兄弟，你胆子大啊！时代的进步是缓慢的，不是说发一个文件一篇社论就立即天翻地覆，虽然三中全会的意思大家都知道了，但恐惧并没有消除。
有一天我走过昆明市中心的百货大楼，在医药公司的墙上，看见一份拆散了贴着的地下刊物，叫做《地火》，浏览了一遍，写的都是人生和风花雪月。心头一热，这是我的同道。看见上面有地址，就找去了。那时候我25岁，刚刚秘密阅读了《草叶集》、《当代英雄》、《罗亭》、《堂吉诃德》、《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书，这些文字赋予我的青春一种强大的力量，一种神圣的力量。
这个地下刊物的主编是一个长我几岁的青年人，他握握我的手，请我在另一个晚上参加他们的聚会，我带着我的几首诗去了。那是夏天，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挤着二十多个人，中间吊着一个灯泡。主编说，请青年诗人于坚朗诵他的诗歌。我第一次被称为青年诗人，也是我的诗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发表。我念了我的诗歌《不满》，房间里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对我来说，那就是一场暴风雨。我从来没想到我的诗歌会在公众中朗诵，我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喜欢。就在这里，有人借给我看《今天》。深夜离开时，有个人走过来说，你就是于坚，我们看过你的诗歌，很喜欢。他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写小说的李勃。我才知道，我的诗歌手抄本已经被传到大学里。这个见过我的大学生回去对他的同学说，我见到于坚了，工人，长得像个魔鬼。
到了冬天，《地火》被查封了，恐惧感又统治了我的内心。1980年，我考进了云南大学中文系。高年级同学李勃在办自发的文学刊物《犁》，我立即投稿。刊物刚印出来，系里就勒令停刊。我的诗被系领导在大会上点名批判，说昆明大观楼的长联也比我写的健康。是这一首《滇池月夜》:当滇池的水上/流过幽蓝的月光/乘一叶小小的木舟/一摇桨离开了水岸……浪漫主义的诗歌，还押着韵。那是1979年，我还以为滇池地久天长呢，我像古人那样信任着它。
《犁》，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但是这一期已经流传出去。冬天，我和几个大学诗人在地摊上看见新出版的国家批准的文学期刊《滇池》，我们发现这是一期“大学生专号”，我赫然看见我的诗《记忆》，白纸黑字印在上面，作者“大卫”，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的笔名。
我们欣喜若狂，不是因为作品发表，而是因为意识到这是一场意味深长的转变。文学再次承认它的常识性主题:人生，风花雪月。我们揣着刊物直奔石林地质公园。那里有喀斯特地貌和森林，我们要在那里饮酒、朗诵，大写风花雪月。云南的冬天与北方不同，森林里，一部分树木绿意盎然，另一部分萧条破落。季节从来不是一种整体的一致转变，不会一夜北风满地白，而是这一片绿，那一片青，这一片死，那一片生……就是在最繁荣的夏天，也依然有落叶在翻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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