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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对胡适第一印象不佳:骨子里不是个读书人

2013-01-15 11:15 来源:金羊网 阅读

胡适(1891年-1962年),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字适之

胡适(1891年-1962年),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字适之

钱穆(1895年-1990年),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字宾四

钱穆(1895年-1990年),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字宾四

  钱穆对胡适,第一次见面印象即大不佳,其后这印象只有加深,决无改变。也许在钱穆的眼中,胡适以言以人,两无可取,胡适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令他反感,关键是,他认定胡适是个社会名流式的人物,骨子里不是个读书人,至少不是纯正的读书人。钱穆取人,常以是否为真正读书人为判,在他那里,称不上真正读书人,已是很严峻的判词了,至少对胡适是如此。

  初相见:“适之无以对”?

  钱穆述《师友杂忆》作意时写道:“惟生平师友,自幼迄老,奖劝诱掖,使余犹幸能不虚度此生。此辈师友往事,常存心中,不能忘。今既相继溘世,余苟不加追述,恐其姓名都归澌灭,而余生命之重要部分,亦随以沦失不彰。良可惜也。”故他苦搜冥索,于八十衰年,将自幼迄老的师友一一追忆。儒家素重人伦关系、亲情友情,钱穆记师友间的过从往还诚挚温厚,正是儒家的典型。

  只是书中述及的师友不下数十人,或是赞叹,或能曲谅,惟对胡适、傅斯年、冯友兰等数人,不肯稍假辞色,尤其是胡适,每述及几乎总有微辞。这书成于一九八二年,胡适故去多年,而二人抗战爆发后似再未谋面,钱穆对多年前往还的细节还记得分明,且似乎犹不能释然,谓之有“过节”,也不为过吧?

  胡适与钱穆,一个是白话文运动的首倡者,“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国学大师,文化守成论者,新派教授与旧派学人间明争暗斗故事委实不少,但也不可一概而论,钱穆与“疑古派”代表人物顾颉刚即甚是相得,又如以新诗闻名的陈梦家,与钱穆间亦是厮抬厮敬,可见门户的壁垒,并非不可逾越。

  钱穆与胡适相识,应是一九二八年的事。其时钱穆尚在苏州中学教国文,而身为北大教授的胡适早已名满天下。彼时的钱穆虽不能说是处江湖之远,胡适之其地位却近乎庙堂之高。胡适曾得人叮嘱,来苏州有两人必见,其一便是钱穆。必见的理由可以想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先秦诸子,而钱穆也正于此处用力,对诸子问题别有洞见。胡适往苏州中学演讲之际,校长招呼原本在台下落座的钱穆登主席台与胡适同坐。

  《师友杂忆》记当时的情景道:“余时撰《先秦诸子系年》,有两书皆讨论《史记·六国年表》者,遍觅遍询不得。骤遇适之,不觉即出口询之。适之无以对。”这应是就在台上发生的事。演讲结束,校长请客,钱穆陪席。主人请胡在苏留一宵,胡适以忘带刮胡刀为由,坚持当日即返回上海。钱穆忖度胡的坚辞与他的“无以对”多少有些干系。胡适行前留下上海的住址,告钱穆:“来上海,可到此相晤。若通讯,亦照此地址。”

  头次见面,胡适那一面,因钱穆突然“发难”而不悦,过后即忘也是可能的,因为他是名人,经得见得多了。至于钱穆,既然他视胡适之从速离去与己有关,不免要将其间的曲直推敲一番。

  再相见:“几如登辩论场”?

  一九三O年秋,钱穆赴北平燕京大学任教,半年多过去,方以顾颉刚相邀,同去访胡适。这一次不是寒暄,乃是钱穆希望的相与论学了,讨论的都是老子问题。但是钱的印象并未改变。胡适告他平日来客频繁,证明他“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困扰之无穷”的判断不错。此后不久胡适一篇论老子年代的文章也令钱穆不悦。该文举与己说相异的三家观点,胡对顾颉刚、冯友兰之说讨论甚详,对钱穆之说则简略到近乎存而不论。钱穆显然觉得,他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其实胡适在学术上对钱穆是尊重的。有人向胡适请教有关先秦诸子的问题,答曰不必再问我,可问钱穆。但是尊而不亲,敬而远之,关系上的疏远又是肯定的。钱穆与胡适间更多的相对论学,是钱穆进入北大历史系任教以后的事。所论集中在老子年代先后,胡适主老子在孔子之前,钱穆则认定老子在孔子之后。不论犹可,论辩起来二人在学问上的“过节”即愈发地不可解。

  面对面论学即不洽,周围的环境也加重了二人关系中的紧张色彩。钱穆相对论学之际看去咄咄逼人,在北大则显然处于弱势。北大自新文化运动后一直是新旧冲突的战场,虽说到钱穆执教之际,已无五四时代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门户之见、新旧的畛域却还是有的。他讲课的“正文”,则差不多是和胡适唱对台戏:二人都在历史系任教,胡适讲先秦哲学,他讲诸子,范围大体相同,说法却是正好相反,针锋相对,分庭抗礼,当然是校园中的奇观,据说有北大同事的夫人们旁听钱穆的课,同时也去胡适的讲堂旁听,课后相传说以为谈资。学生中传说或在两人间传话的就更多,不仅传话,而且常有以胡适观点质之钱穆的,所以钱穆有言:“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有学生问,两位老师可否面商讨论,归于一是?答曰不可:“若他人尽可告汝一是,则又何待汝多学多问?”遇学生说胡适主张,钱穆必会将两人间相异处说个明白。对此他引孟子的话解释说:“余岂好辩?余亦不得已也。”

  谈合作:“并使他人亦无可窥其底里”?

  成见如此之深,二人间要说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胡适还当真有过合作之意。事缘商务印书馆希望胡适编一中学国文教材,因钱穆有中学教书的经历,便邀他合编。钱穆拒绝了,他对胡适说,二人对中国文学,意见大相径庭,若各编一部,让读者对比读之,或有益处,两人合编,甚难措手,“并使他人亦无可窥其底里”。——回得干脆,不稍假借,“婉拒”二字在这里都用不上,而且“对比读之”、“窥其底里”云云,听去大有与胡划清界线之意。

  另有一事,宽泛地讲,也可以理解为胡适向钱穆寻求合作。胡适任文学院长时,为不续聘蒙文通事来访钱穆。按上下文,胡适此来的真实意图,似乎是通气探口风之外,要请钱穆传言给蒙文通。钱穆不惟拒绝传话,而且为蒙据理力争,胡适每出一语,他必有言针锋相对,胡适这惟一一次登门拜访,最终自然是不欢而散。钱穆谨守儒家君子之风,述及己所不以为然之人,也绝对是“不出恶声”的,只是记此事经过时不经意带出的两句话又大可玩味:“文通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我们若从话中读出几分暗示胡适党同伐异、剪除异己的意思,实在也不能算是“过度诠释”。

  凡此种种,在二人的交往中皆属荦荦大者,还有二事,似乎是不值一提的。钱穆写上一笔,读来却也有趣。两件事都和书有关。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曾以书商送来的《章实斋遗书》相询,请其判断真伪。钱穆根据种种证据,判定此书确系章氏家传,而章学诚书素为钱所深喜,“若余诓言告子水,此书即退回原书肆,余可收归私藏。然余念公藏可供众阅,不宜秘为私有”,所以他还是原书退回,嘱毛子水为北大购取珍藏。未料事过多时,“颇闻子水实未为北大购取,特以转归胡适之家藏。”此事与胡适无关,即使传闻属实,也是毛子水所为,只是此处与钱穆的出以公心相比照,总是对胡适的形象不利了。

  又胡适藏有潘用微《求仁录》一孤本,钱曾向其借阅,胡适往别室中开保险箱取书,让钱与他同去。别处取书,自己径去取来即可,为何费周折邀他同往?钱穆忖度道:“或恐余携书去有不慎,又不便坦言故尔。”胡适此举是否果有这样的用心?不得而知。鲁迅曾将韬略比作仓库,说胡适予他的印象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拈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钱穆与鲁迅间的距离,恐怕比他与胡适间相去更远,有趣的是,他对胡适,经常也不免要“想一想”。写此细节,也是要见胡适的“城府”于一斑吧?

  (据《万象》杂志 余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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