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的思考也许还应该存有另外的向度。1986年8月，海子在一篇类似诗学断片的日记中写到，“其实，抒情的一切，无非是为了那个唯一的人，心中的人，B,劳拉或别人，或贝亚德。她无比美丽，尤其纯洁，够得上诗的称呼。”由此可见，在海子看来，他生命中的重要女性似乎都可以称之为“隐身女诗人”。
既然如此，哪怕A最终揭开秘密，我们也不能理直气壮地指认，只有A,才是那位“隐身女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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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必须归结到海子的《四姐妹》上来，“荒凉的山岗上站着四姐妹/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四姐妹，不多不少只有四姐妹——在B、S、P、A、H之中，海子剔除了谁？我有一种感觉：如果P确实存在，他剔除的应该是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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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胶柱鼓瑟、捉襟见肘的传记式批评就要煞尾了。我认为，传记式批评之本意，绝非将个人化隐私上升为历史性问题。恰恰相反，与一切文本中心主义者相接近的是，传记式批评的前提和原则，虽然还不是文本（text）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自足性，但是最终仍然要回到文本本身。我深有体会的是，一些文本的幽深与陡峭之处，无论怎样细读（close reading），都难以求得合乎逻辑、令人信服的阐释；而传记式批评一旦介入，这些看似蹊跷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一切都有因由：千般玄妙都来自柴米油盐的真实颗粒。
当然，传记式批评在考订本事的同时，不免恰恰误将作品和作者进行改写和曲解。美国哲学家亨利·亚当斯在写给自己的弟弟——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一封信中，这样解释写作自传《亨利·亚当斯的教育》的初衷，“本书只不过是坟墓前的一个保护盾。我建议你也同样对待你的生命。这样，你就可以防止传记作家下手了。” 我的这些努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损坏了海子坟墓前的保护盾。传记搅浑诗歌，或者说，诗歌搅浑传记，都是批评的失败。所以，我在行文中添加了新批评式的圆滑：牢记text一词的拉丁语源texere ,保持对文本的适度信任，对传记性因素的必要警惕。
2010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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