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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视知识分子”:一种反智传统在美国社会的历程

2021-10-27 10:33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作者:何书舟 阅读

在今年的图书出版市场上,有一本书同时出现的版本之多极为罕见。当然,一本书同一年有多个版本也并不是没有,不过它们或是出版年代久远的经典之作(如《论语》《理想国》),或是经典的小说、诗歌,因为文学的读者基础大、销售市场广。现在要说的这本书却都不是。这便是一本原版叫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的思想史作品。

该书原版初版于1963年,如今在它刚进入公版期之际,包括译林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理想国、后浪、郑州大学出版社等国内五家出版社、图书出版公司,都在2021年首次推出了中译本。

Anti-Intellectualism American Life

Anti-Intellectualism American Life 在2021年的五个中译版,从左至右、从上至下分别为译林出版社(何博超译)、上海译文出版(张晨译)、理想国·中译出版社(陈思贤译)、后浪·九州出版社(陈欣言译)、郑州大学出版社(胡翠娥译)等版本。

无论是将它翻译为《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还是《美国的反智传统》抑或《美国的反智主义》,书名中的“反智”或多或少都可以引起一番热议。这是因为,在过去几年的公共讨论或网络留言、评论中,“反智”已经是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概念,人们经常用它来吐槽反知识、反科学的观点,甚至把它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而批判的是一切不同意的、不赞同观点,不认同的就是“反智”的。然而这其实只是在利用“反智”这个概念罢了。

电影《安妮·霍尔》(Annie Hall 1977)剧照,在这一画面中有“叨叨不休”“自以为是”“做学问”等三种读书人。

电影《安妮·霍尔》(Annie Hall 1977)剧照,在这一画面中有“叨叨不休”“自以为是”“做学问”等三种读书人。

那么,这本书究竟探讨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的作者是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发现,人们没有想象中那么愿意接受“智识”。在美国不安的五十年代,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政治人物也通过公开嘲讽知识分子的“智识”来博取选票。而麦卡锡主义更是给公共生活里的知识分子几乎造成灭顶之灾。这一切的基础是人们对“智识”的不信任、仇视。霍夫施塔特将之描述为反智主义。

知识分子的特征是看重心灵生活,甚至为观念而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霍夫施塔特是在为知识分子或“智识”辩护,他甚至认为可能高估了他们。反智之人却仇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敌视智识生活,乐于嘲讽他们“爱说风凉话”“百无一用是书生”。可是,如果我们相信“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苏格拉底语),认为有必要反思个人和周围的生活,做一个有想法的人,便是在靠近“智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追随一种或多种观念。这跟每个愿意进行审视的人都紧密相关。

与同时出现四个中文版的出版场面相似,此前《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在美国也多次重印、重版。如果说“麦卡锡主义”“嬉皮士运动”是早期的现实案例,到了千禧年,互联网技术的革新和发展实际上也为反智主义提供了条件,特朗普(包括他在2016年的当选、在2020年虽然失败仍有强大的民众基础)则进一步使美国知识分子产生忧虑。本文回到《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出版之初,从那时开始追随它的思考及其背后的社会变迁。这一路下来的梳理让人看到霍夫施塔特的洞见,他确实依然可以为当下的反智现象提供一个有力的解释,去反思人们在数字时代的傲慢、偏见和仇视。

自年初以来,《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的中文版本不断增加,从一本、两本、三本到目前可查阅的五本。

撰文 | 何书舟

01

一本反思之作诞生后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克诺夫出版社,1963年版。此书出版后立刻受到美国学界的热捧。《美国历史杂志》(American Historical Journal)1964年12月刊中的书评盛赞道:“霍夫施塔特教授接手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以自己一贯的洞察力和智慧完成了这项任务……这是美国历史学家不可忽视的国家经验的一部分。”

当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在1963年出版时,美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正处在一个文化均势的微妙时刻。

彼时,笼罩在美国政界和学界的“麦卡锡主义”的阴霾已经散去,知识分子重新回到了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央。1960年11月,年仅43岁的约翰·肯尼迪当选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肯尼迪相信,智识可以转化为政治领导力。在这样的政治哲学理念下,知识分子在肯尼迪政府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比如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理查德·古德温(Richard Goodwin)、沃尔特·海勒(Walter Heller)等都被任命了重要职位。此外,与各种智库的联结也使华盛顿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球智力之都。在外交领域,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现实主义思想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在经济学方面,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正致力于为自由市场奠定新的基础。就连中央情报局也开始重视知识分子在影响文化舆论方面的作用,试图通过秘密资助了如《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等在知识界颇具影响的报刊来为其情报战略服务。无怪乎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奥尔德斯(Richard Aldous)开玩笑说,“在白宫,走在任何一条走廊上,你都有可能被一位哈佛的教授绊倒”。肯尼迪的做法无疑大大提升了人们对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尊重,而面对随着地位上升带来的种种物质奖励与机遇,交织在一起的满足感和负罪感常常让知识分子有些不知所措。

与此同时,在美国学界,关于为何出现“麦卡锡主义”的反思也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股思潮的侧重点逐渐由全球冷战下权利和自由的讨论,转变为对“反智主义”的检讨。霍夫施塔特的导师梅勒·柯蒂(Merle Curti)在1954年的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首次探讨了“反智主义”和“麦卡锡主义”的关系。他认为,“麦卡锡主义”只是反智主义的“一种凶狠恶毒的特殊形式”,究其原因在于美国社会对于知识分子由来已久的反感和偏见。在冷战背景下,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得这种反智的传统得到了放大,这才为“麦卡锡主义”的盛行孕育了土壤。历史学家威廉·罗伊希滕堡(William E.Leuchtenburg)则认为,美国社会中反智主义的高涨与知识分子的地位变得重要有关。他同样赞同反智主义的文化是由美国的历史环境孕育的。

在这些学者看来,“麦卡锡主义”对于美国知识分子的压制和破坏似乎昭示了一种可能性:即使在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社会体制下,也有可能出现压迫思想自由的“暴政”。他们担忧的是,在美国的宗教、政治、文化、教育生活中,似乎一直存在着一种反智主义的传统,影响着大众的情绪和心理。一旦这样的大众情绪被野心家所利用,并选择在特定的时刻通过现代传播技术的手段将其放大,这最终将扼杀知识分子的思考。因此,纵然麦卡锡本人的政治影响力已然消融,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也得到回升,60年代初的美国知识分子群体依然处在一种迷茫的情绪当中。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

也正因如此,《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1963年的出版在美国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迅速赢得了次年的普利策奖。同时期的历史学家拉姆齐·库克(Ramsay Cook)赞赏说,霍夫施塔特在书中对“反智主义”的定义和美国宗教、政治、文化、教育生活中反智主义的历史解构和探讨开辟了解读美国历史和政治文化的新视角。而霍夫施塔特对于“智识”和“反智”界限的模糊处理也为他招致了“精英主义”的批评。在1963年12月的《星期六评论》上,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Boorstin)批评说,霍夫施塔特过于强调拥有“智识”能力,使他的作品带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性。他反驳说,如果美国社会没有在不同时代语境下“反智识”的情绪推动,就不可能有如废奴运动般的社会进步。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对美国历史中存在的反智主义传统的解构,是初版时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然而谁也没有料到,霍夫施塔特关于反智主义的洞见竟然跨越了时代的界限,使得他的思考和立意经过数十年的审视经久不衰。就在出版仅仅数年后,美国的大学校园里便刮起了一股新的反智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风潮。

02

高校扩张、反理性,
以及咆哮的美国60年代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Vintage Book出版社,1966年版。 由于前版大受好评由兰登书屋旗下的Vintage出版社于1966年再版印刷。针对新版本中增加的关于美国教育传统中反智主义的篇幅,《政治评论》(The Review of Politics) 认为,这些新加入的篇幅反而“模糊了反知识分子运动的动机。”

“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位父亲、母亲,不要妄评,如果你们无法理解,你们的儿女已不再受你们的掌控,你们的旧路正在迅速老朽,无法出力就请让路,因为这个时代正在改变……”这是美国民谣巨星鲍勃·迪伦在1964年发布的专辑《时代正在改变》(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中的歌词,也是上世纪60年代美国叛逆潮流的精神图腾。而在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愤怒的青年们更是打出了“我们就是父母不希望我们成为的人”的标语。对权威的反抗成为了这个被菲利普·罗斯(Philip Milton Roth)称为“消解神话的年代”里流行文化的主旋律。

在60年代中后叶,左翼掀起的政治和社会反叛也正席卷着整个美国。随着反对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与反对越战的抗议浪潮愈演愈烈,校园政治运动也逐渐变得暴力和激进。1968年4月23日,激进的学生占领了哥伦比亚大学洛氏图书馆,迫使校方不得不动用防暴警察的力量来终止学生的抗议活动。同年8月的芝加哥民主党大会上,抗议的大学生与警察、国民警卫队士兵以及联邦调查局特工爆发了一场大规模混战。而在1969年的康奈尔大学校园,黑人学生挥舞着枪支寻求教育平等的权利。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一幕幕情景似乎是反智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一种体现。但令人费解的是,这股反智主义的浪潮不是从别的地方,正是从美国智识生活的中心——大学——里蔓延开来的,而大学生群体则成为了这种反智潮流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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