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着和海子相近写作姿态的骆一禾同样很快离世；比他们更年长的昌耀在九十年代延续着一种几乎缺氧的形而上抒情诗，成了九十年代另一个被经典化，同时被市场消费的诗歌奇迹。
赤子心 创刊号 图片提供：世中人汉诗馆
如上所言，海子和骆一禾对大诗、史诗、圣诗的追求跟他们的诗人身份想象相关，这种想象又有赖于时代提供的身份认同资源。在一个认同稳定的时代，文化场域内不断为诗人生产着种种身份认同的养料，确定的身份想象促使诗人将某种审美意义感投射于某种确定的风格中。但是，在转折的时代，时代的身份认同资源发生巨大变化，时代（主要是文化领域）在认同资源上对诗人“断供”，而诗人的身份认同已经具有了稳定性和惯性。所以，就必然产生转折时代诗歌的撕裂感。
当海子沿用旧的身份想象方式和诗写方式，不能不深深感受到跟时代的对峙和分裂，为了弥合这种分裂，他选择魂归天国。其他诗人必须选择和新时代形成新身份契约，设置新的诗写方案（西川、欧阳江河无一不是，这不是妥协，而是协调）但周转不灵者往往以更激烈的书写延续着对既有诗歌方案和身份想象的维护，其结果，他们在诗歌中创造了一个幻想空间，而他们在现实中更进一步感到痛苦和撕裂。
在一个去崇高化的时代来临之际，圣诗写作迅速地贬值和消失，但它毫无疑义是第三代诗歌的家族成员。它已经历史性地终结，不可以恢复成为当代诗的姿态，但将它当做浅薄的青春写作面相显然也是驱圣时代的曲解。
圣诗写作伦理跟九十年代的政治和市场环境有最大的抵牾，所以它在1989年就面临文化压力和转型。以后的诗人，将不再能够分享圣诗写作的姿态，它往往面对两种消解：其一是来自口语派的讥讽，此时他们被视为无病呻吟的青春写作，如于坚对海子的评价；其二是来自大众读者和一般爱好者的模仿。模仿完成了海子诗歌的文化资本增值，却将其沉重的诗歌精神转化为安全的、可复制的意象菜单，坐实了口语派讥讽的内容。
圣诗写作伦理所缔结的诗人与世界的关系过于虚幻脆弱，但它所提出的人与精神、人与梦想的形而上关系却依然是一份今天的诗歌之胃需要重新消化的铁钉。
MN 送葬 第一期 1981 图片提供：世中人汉诗馆
纯诗写作伦理的终结
纯诗是一个由瓦莱里提出的概念，二十世纪的中国新诗发展中，不断被重提，但意义并不完全相同。纯诗之“纯”，有的是针对于大众化诗歌的功能趋向，强调诗歌应有自身的文体和审美特质，此时纯诗之纯，并不排斥诗歌在捍卫审美自律性之外的现实见证，比如四十年代的所谓纯诗倡导者，如朱光潜、梁宗岱，提倡诗自身的同时，并不强调诗只能是诗自身。另一种纯诗之纯，则专营诗歌的语言，并拒绝语言之外的任何质素，一种绝对的“诗到语言为止”的纯诗姿态。
第三代诗歌，在反崇高的解构式写作之后，“与此并存的还有别一倾向的展开，即继续着‘现代主义’的艺术态度，将超越的浪漫精神和诗艺的‘古典主义’结合，在展开的现实背景上，执着于人的精神的提升。”[3]这是第三代诗歌中现在被称为“新古典主义”一脉的探求，它以西川、张枣、柏桦、陈东东为代表。这里的“新古典主义”不但指某些诗人写作风格上的古典气息、江南逸乐氛围，更指他们对诗艺操持的那种谨严、重视形式秩序的立场。所以，他们主要不是新“古典”，而是新“古典主义”（对在规矩中求方圆笃信）。
纯诗立场在八十年代第三代诗歌运动中体现为“新古典主义”，这种立场在八九十年代的社会文化转折中经过一番调整和转型，成为了九十年代影响深远的“语言的快乐”——臧棣所提出的关于九十年代诗歌的两个主题之一，另一个是“历史的个人化”。
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文化人的身份认同成了巨大的问题，在强烈转折的社会背景下，旧的认同方式——一种介入的，启蒙的精英想象不可能再继续，知识分子新认同的寻找成了九十年代最重要的精神主题。文学场域中，身体写作、市民写作、大历史写作竞相出场。对于诗歌而言，无论是身体、日常还是历史寻根，在八十年代都已经有所实践，九十年代的这些命题都将继续，并催生出一种纯诗认同。纯诗认同把写作认同为技艺——一种语言内部风景的发现。它既有效拒绝合唱和鄙俗化，同时也在对语言的更新中重构了自我跟诗歌、诗歌跟社会的关系，通过把诗歌的领域紧紧地限定在语言内部，诗人重新获得了前进的方向和动力。技艺诗歌观既是八十年代纯文学思潮的某种延续，又是“诗到语言为止”的更彻底推进。通过对诗歌语言装置的更新，诗人逃避了成为各种宏大叙事俘虏的命运。同时也以一种专业身份守护一个鄙俗化时代诗歌的尊严。在九十年代的背景下，再怎么高地评价这类纯诗诗学都并不为过。
北方榆 1983 图片提供：世中人汉诗馆
然而，纯诗不但在九十年代特殊的背景中成为一部分诗人维持写作的认同资源，在新世纪更是通过知识生产、学院诗歌教育成为一种典型的学院习气。姜涛如此分析道：
依据我的胡乱发明和引申，该习性可以做如下的概括：依靠一种貌似激进、实则安全的立场写作，把一些特定的主张、观念本质化，并视之为无需反思的正确知识。在这种“正确”的诗歌知识的荫庇下，无论埋头写作，还是撒娇卖乖，大家其实都在格套里、围栏里，只是浑然不觉，视此为天然罢了。[4]
学院习气与所谓的现代诗学互为表里，姜涛将现代诗学日渐自明的诗歌想象称为“现代诗教”并作了如是概括：
在与社会、历史的对抗性关系中，发展出一整套有关诗歌的完整认识：在诗人形象上，诗人被看作是未被承认的立法者，在世俗生活中应享有治外法权；在功能上，诗歌效忠的不是公共秩序，而是想象力的逻辑，诗人的责任不在于提供清晰的理性认知，而是要不断开掘、抑或发明个体的情感、经验;在语言与现实的关系上，诗人更多信任语言的本体地位，相信现实之所以出现于诗行，不过是语言分泌出的风景；在诗歌传播与阅读上，诗人与少数的读者应维护一种艰深的共谋，诸如“献给无限的少数人”一类说法，由此显得如此动人。[5]
纯诗显然是现代诗教的重要成果，纯诗致力于处理语言的内部关系和诗人以语言为中介的智性想象力，并有将其设置为诗歌唯一目标的冲动。
我并不认为纯诗写作在今天已经失去了意义，然而一种极端的纯诗立场在今天不但失去先锋性，甚至是一种固步自封的新体制化想象。八九十年代的纯诗探索，通过对花岗岩般革命语言的打破，获得了在社会场域中的先行者位置，在所指宰制能指的环境下，纯诗写作的能指狂欢以审美自律性和审美颠覆性捍卫了文艺场域内的民主生态，它实际上是为诗歌可能性争取空间。如今某些诗人的纯诗立场——比如臧棣，却存在着将诗歌的语言工作扩大为诗歌全部工作的意图，它显然是以扩张的姿态压缩诗歌的空间，这显然已经成为一种需要反思的“知识”了。
值得区别的是，八九十年代的纯诗立场宣告“诗歌首先必须是诗歌”，而当下的纯诗写作立场却变成了“诗歌只能是诗歌”。前者强调诗的审美自律性和文体形式规律的探求，并不拒绝诗歌在此之外走得更远；而后者却希望把诗牢牢圈死在语言想象力设定的新牢笼中。
纯诗往往强调诗本体，但诗本体并非诗的全部。诗歌的语调、结构、修辞、建行建节都不是锁定的，它是一组相对稳定的范畴，向历史和经验敞开，并在想象力的参与下捕捉某个相遇的形式。纯诗在向历史经验、当代经验开放方面呈现保守立场，虽然它们并不完全宣称拒绝开放。
必须说，任何时候，有能力更新语言的诗歌都是令人敬佩的；同样，任何时候，理解语言的奥秘，尊重诗歌文体的工作方式都是成为诗人的前提。然而，把诗歌的工作范围紧紧限制在语言的半径中，显然丧失了对诗歌“可怕的责任”的意识。这个时候，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是值得倾听的，针对所谓的现代主义纯诗观，他在诺顿文学讲座第二讲《诗人与人类大家庭》中援引另一个诗人——他的堂兄奥斯卡·米沃什的话：
（纯诗）这种小小的孤独练习，在一千个诗人中的九百九十九个诗人身上带来的结果，不超过某些纯粹的词语发现，这些发现不外乎由词语意料不到的联系构成，并没有表达任何内在的、精神的或灵性的活动。
过去的诗歌是不“纯”的。就是说，他们没有给诗歌指定一片狭隘的领土，没有把宗教、哲学、科学和政治留给被假设不能分享精英入会仪式的普通人。
诗歌始终紧跟着人民那伟大灵魂的种种神秘运动，充分意识到自己那可怕的责任。[6]
强调诗的见证的迫切性，在当下常常被纯诗诗人曲解为道德绑架。必须指出，强调诗“始终紧跟着人民那伟大灵魂的种种神秘运动，充分意识到自己那可怕的责任”并非去恢复左翼书写中的人民性伦理和题材决定论。在强调见证的迫切性的同时，米沃什同样强调诗歌语言愉悦的迫切性。诗歌必须先成为诗歌，但诗歌不能把精神领域局限于语言的内部，它的触须必须以诗的方式伸向更远。这甚至不是为了拯救、为了帮助，不是为了“大众化”，而是为了诗自身获得语言之外更充分的承载力和可能性。
北回归线第三期 1993 图片提供：世中人汉诗馆
第三代诗歌写作伦理中反而是一个被忽略者——张曙光的朝向历史展开的叙事性诗歌依然具有启示。张曙光的诗歌追求口语化叙述效果，执着于个人对历史追问，同时追求个人气质在诗歌语境中微妙呈现。早在1984年他就写出了在九十年代大放异彩的《1965年》。无论从任何角度看，张曙光的写作都迥异于朦胧诗写作，而应归属于后朦胧诗、后新诗潮或所谓第三代诗歌。只是因为张曙光虽然口语，却并不以激烈的方式反崇高，更不符合第三代以团体出场的集团战策略。张曙光于是被从实质上的八十年代诗歌归入了气质上的九十年代诗歌。作为第三代被遗忘的张曙光通过口语叙事性的实践契合了九十年代对复杂性和日常性的重新想象，因而被重新经典化。张曙光高超的口语诗艺，并不如流俗口语诗人，在诗歌中炫耀一种可复制的反崇高姿态。他对历史的怅然回溯中有对历史荒谬性的清晰批判。这使他的口语在今日一味反崇高的写作不失庄重，使他的诗歌在趋向日常的同时不失去重量。第三代的遗产中今日尚有启示者，反而是当年被第三代遗忘的一员，它反证了第三代诗歌精神的历史性终结。
越来越多的当代诗人意识到八十年代第三代诗歌确立的写作伦理不能作为一种当下的支配性资源来使用。这意味着它已经历史性地终结，将它引入当代诗是有条件的。这也意味着当代诗歌写作的“当代”必须被重新发现和创造。有洞见的诗人们从前辈或者过去的自我的阴影中转身，去寻找匹配与这个时代复杂性的诗歌形式。这些人包括西川、欧阳江河、陈先发、朵渔、雷平阳、梦亦非、黄金明等等，甚至连北岛新写的《歧路行》后面部分也开始充满相对于意象主义的北岛的“变数”。他们的写作充满“问题”——既是向当代提问的问题，也是新形式可能存在的问题。但是，他们警惕各种已经自明并体制化的写作伦理的“无害性”，为个人化写作发明一种配得起这个时代的全部黑暗，既见证又愉悦的诗歌形式，者也许正是“当代”诗歌“当代”的难度所在。
2012年8月
[1][3] 洪子诚：《第三代诗新编·序》，洪子诚、程光炜主编《第三代诗新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
[2]朵渔：《追蝴蝶（后记）》，朵渔《追蝴蝶――朵渔诗选》，诗歌与人特刊，2009.5
[4][5] 姜涛：《当代诗歌情景中的学院习气》，《江汉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6]切斯瓦夫·米沃什：《诗的见证》第32—38页，黄灿然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陈培浩，文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现代汉诗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八届客座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文学评论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已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文学史料》《文艺理论与批评》《南方文坛》《当代文坛》《文艺争鸣》《中国文学研究》《中国作家》《作家》《文艺报》《江汉学术》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几十篇。论文多次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已出版《迷舟摆渡》《阮章竞评传》《互文与魔镜》《歌谣与中国新诗——以1940年代“新诗歌谣化”倾向为中心》《岭东的叙事与抒情》《穿越词语的丛林》等著作。曾获《当代作家评论》年度优秀论文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年度优秀论文奖、首届广东青年文学奖文学评论奖等奖项。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