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方民物俱昭融”
这句话需要解释一下。“民”，即人。“物”，是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昭融”包含发扬光大，也包含和谐亲密之意。我们知道，人类是生活在大自然环境中的。从本质上讲，《西游记》讲的就是人和大自然的关系。
《西游记》的主体情节是唐僧西行取经，但作者关注的不是佛经本身，而是“取经”的过程。这与许多探宝盗宝故事不一样。玄奘孤征万里，历十七载，经五十馀国，《大唐西域记》写途中艰险道：“山谷高深，峰岩危险，风雪相继，盛夏合冻，积雪弥谷，蹊径难涉”。胡适说，为了表现取经的艰苦，《西游记》采用了“用奇异动人的神话来代替平常的事实”：“沙漠的风沙渐渐的成了黄风大王的怪风和罗刹女的铁扇风了，沙漠里四日五夜的枯焦渐渐的成了周围八百里的火焰山了，烈日炎风的沙河渐渐的又成了八百里‘鹅毛飘不起’的流沙河了”。也就是说，《西游记》着重写的是人在取经过程中如何克服自然界造成的困难。有的困难采用写实的手法加以表达，如无生命的山川河谷，还有由形形色色动物植物化成的妖怪。这里特别要讲一下“妖怪”的问题。过去老说，妖怪是封建迷信的说法，唯心主义。其实，“妖怪”都是大自然的动物或植物幻化而成的。如《西游记》所写的狮子怪、大象精、老鼠精等等，即使是幻化而成的困难的体现。
《西游记》里有个比西方文化还高明的观点。西方文化讲人类要“战胜自然”、“征服自然”，“向自然索取是我们的任务”。但《西游记》并没有“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观念，而是主张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西游记》开卷诗讲述作者的天道观：“自从盘古破鸿濛，开辟从兹清浊辨。覆载群生仰至仁，发明万物皆成善”，就道出了天、地、人的统一，“三才”定位、万物并育的观念。吴承恩有《二郎搜山图歌》，中云：“我闻古圣开鸿濛，命官绝地天之通。轩辕铸镜禹铸鼎，四方民物俱昭融”，揭示了人类与“群怪”之间的关系。无论是黄帝铸镜，还是夏禹铸鼎，都是为了识别自然界的异物，以保障人类的安全和利益；对“有害”的妖物，要注意避开，甚至要予以斩除；但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前提，绝对不能将“怪物”一概斩尽杀绝。最理想的境界是“四方民物俱昭融”，人和物各得其所、互不相扰。这种精神，在《西游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妥善处理人与大自然的相互关系，是《西游记》的核心主题。小说既写到了优美的山水胜景，如“一派白虹起，千寻雪浪飞”的水帘洞，“金光万道，瑞气千条”的五台山，“岩前草秀，岭上梅香”的万寿山，皆是婀娜多姿，充满生机，是人和生物栖息繁衍的最佳场所；同时，又写到了许多恶山恶水，如“八里火焰，四周寸草不生，若过得此山，就是铜脑盖、铁身躯，也要化成汁”的火焰山，“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沉底”的流沙河，则是大自然对于人类、同时也是对于一切生物生存空间的限制和留难。还有那“夹道柔烟乱，漫山翠盖张，密密槎槎初发叶，攀攀扯扯正芬芳，遥望不知何所尽，近观一似绿云茫”的荆棘岭，从自然生态的角度看，本来是堪称优美的，但“荆棘蓬攀八里里”的过分繁茂，使得只有蛇虫可伏地而行，对于人则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于是就转化为一种“有害”的存在。这种关于自然环境“优”、“劣”判断的相对性，在稀柿衕问题上表现得最为典型。柿子是极好的果品，八百里满山尽挂金色的柿果，亦可算得上是极好的景致，但听凭柿树自生自长，不加管理，熟烂了的柿子无人采摘，落在地上任其堆积腐烂，遂成了环境污染之源，便朝着反面转化了。
《西游记》主张顺应自然，但不赞成放弃对于自然的必要干预。小说中的取经之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条在广阔的范围内巡视督察自然界生态平衡之路，而孙悟空所担负的则是改造恶劣环境的责任。他盗得芭蕉扇，行近火焰山，“尽气力挥了一扇，那火焰山平平息焰，寂寂除光；喜喜欢欢又扇一扇，只闻得习习潇潇，清风微动；第三扇，满天云漠漠，细雨落霏霏”，改善了八百里的生存环境，使万物得以自由滋长，“地方依时收种，得安生也”。他又使猪八戒拱开稀柿衕，“千年稀柿今朝净，七绝胡衕此日开”，都属于这种性质。《西游记》还认为，这种干预是应该有个限度的，并且应当采取正确的方法。面对八里荆棘岭的拦阻，沙僧提出用“学烧荒”的方法，一把火将它烧了，便遭到了务过农的猪八戒的反对：“烧荒的须在十来月，草蓑木枯，方好引火，如今正是蕃盛之时，怎好烧得！”
构成大自然的，除了崇山峻岭、大江深渊等地理环境，还有那由形形色色的动植物组成的地球居民群体。如何处理人与万物的关系，同样是神怪小说关怀的主题。张载《西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也与。”他认为，人类应当以天地之体为体，以天地之性为性，人既然是天地的子女，就应该将世上的万民看作自己的同胞兄弟，将世上的万物都看作是人类的朋友。人与万物相比，有许多长处：人有意志，万物则大多没有明晰的意志；人能言，万物则大多不能以确定的音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因此，在处理与万物的关系的时候，人相对来说是处于主动的和支配的地位的，正因为如此，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理所当然应该充当万物的代言人，去关心它们的利益。《西游记》在处理人与异物的关系时，正是遵循这种精神行事的。如观音往擒红孩儿，事先嘱咐土地山神把这团围打扫干净，要三百里远近不许一个生灵在地，孙悟空暗中赞叹道：“果然是个大慈大悲的菩萨！若老孙有此法力，将瓶儿望山一倒，管甚么禽兽蛇虫！”这种自责精神，就孙悟空而论，是难能可贵的。这就让我联想到，关云长水淹七军，白娘子水漫金山，现代的花园口决堤。应该学学《西游记》这种与自然和谐相处之精神，其中大有深意。对大自然要有爱护的态度。
当然，大自然的万物亦有其“正”、“邪”、“善”、“恶”的区别，如果不加区分，不加控制，任凭生物种群自然生长，任凭“邪”、“恶”的势力泛滥滋长，其结果是不堪收拾的。孙悟空一路上剿除妖怪，既是为了扫除前进的障碍，又是为了拯救更多的生灵。如红孩儿盘踞在号山的火云洞，众山神都被弄得一个个衣不充身，食不充口，齐向孙悟空呼吁：“万望大圣为我等剿除此怪，拯救山上生灵。”他在通天河除金鱼怪，为的是救陈家二童性命，“从此根除，永无伤害”。值得注意的是，《西游记》对妖怪的处置之法，不赞成将妖怪斩尽杀绝，而要给它们以生路，准许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实际上是承认一切生物都享有生存权利，表现了一种通达的精神。现在讲环境文学。生命文学，早在《西游记》就有了。只有那万劫不复的白骨精之类，才是要坚决予以消灭的。
四、“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有关《红楼梦》的解读，分歧很大。有说政治小说、社会小说、家庭小说、爱情小说，甚至有说是宫廷秘史。莫衷一是。我觉得，作为一般的读者，我们只要就《红楼梦》文本本身去欣赏它，不要管什么宫廷秘史。这种说法既无意思，又无根据。
《红楼梦》讲的是家庭问题。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古人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古人对夫妇这一伦是特别看重的。孔子编《诗经》，第一首《关雎》，就是讲的男女关系。夫妇组成了家庭，成了社会的基础。这个问题，从古到今，从现在到未来，概莫例外。有人鼓吹要摧毁家庭，这是空想。家庭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夫妇应该如何组成家庭？这是社会学上的绝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乃在是否以爱情为基础。马克思说过，“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爱情是不存在任何附加条件的。《红楼梦》写了贾府这样的大家庭，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始终居于小说的中心，它的历史地位和独特价值，体现在为爱情主题增添了新的色彩，灌注了新的灵魂。
从进化的角度讲，异性的相吸到最后的结合，最终是为了种族的繁衍；择偶的标准，有利于种族群体的优化，就是好的。试看自然界各种动物，不论飞禽、走兽、昆虫，莫不以“力”和“美”为争取异性的主要手段。惟独人这种社会动物，号称高等动物，人何尝不知道“力”和“美”，却有了另外添加出来的“势”和“利”的标准，这两个标准却是低等动物所没有的。对于门第与金钱的要求，在很多场合下却成了决定的因素，于是出现了许多悲剧。对后代的繁衍，肯定是不利的。有鉴于这个情形，中国的文学却不曾袖手旁观。常有人问我，文学有什么用。我说，没有文学、没有《红楼梦》，你可以照常吃饭、睡觉；但文学却有“无用之用”。看过文学的人，有高度文学修养的人看待问题，就与没有文学修养的人大不一样。还有一条，文学讲的是“美”，是“正义”，是“善”。在历史长河中，在社会现实中，不公平之事太多，好人不得好报，坏人嚣张跋扈，好像做好人不如做坏人。但是文学不一样，历史也不一样，必须把好人写下来，把坏人写下来。“春秋笔法”，孔子说：“笔则笔，削则削”，“而后乱臣贼子惧”。秦桧害死了岳飞，但没有人因为我是秦桧而骄傲。所以，文学与历史学就是弘扬正义的，就是给人以正义的、信念的力量。一个民族有希望，就是因为有文学，有历史。现在回到文学来。针对择偶标准的“势”和“利”，中国文学创造了一种“才子佳人”模式。从“凤求凰”的司马相如、卓文君到“待月西厢下”的张君瑞、崔莺莺，“才子佳人”的标准在“才”、“貌”。貌，是外在的美；才，才是内在的美：内美与外美结合，方构成完美的境界。这是对于传统的“势”、“利”观的抵制、否定和抗争。“才子佳人”久演不衰，道理就在这里。
但是，这种模式亦有局限性。它所标榜的“才”，无非是吟诗作对，《苏小妹三难新郎》，“闭门推出窗前月，投石冲开水底天”。“才”的内涵的褊狭性，反映了才子佳人爱情观的局限。最大问题是，一对男女似乎只要诗才高妙，人物出众，就一定会成就美满的姻缘，这就未免把爱情看得太简单了。
所以，《红楼梦》提出了新的问题。大观园中有许多美好的女子，宝玉似乎也有些泛爱主义，“见一个爱一个”。但他是有选择的。他是在考察。第九十一回写黛玉问宝玉：“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前儿和你好，如今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么样？”宝玉呆了半晌，忽然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弱水”是古代传说中的河流，“弱水三千”指水量很大。这种观点，在《诗经·出其东门》就有体现，云：“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林黛玉、薛宝钗都是佳人，她们的诗才连贾宝玉也自愧弗如；相比起来，林黛玉的毛病比薛宝钗多，“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善疑和多病，是她两大致命弱点。但宝玉“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以自己的忠贞和专一，还是决定选择林黛玉。忠贞和专一，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过去认为是太封建了，太保守了，其实是非常高尚的，值得推崇的。宝玉最终选择黛玉，是因为两人志同道合。宝黛爱情之所以具有永久的魅力，是因为建立在共同志趣亦即对人生道路的抉择的基础之上的。《红楼梦》在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志”的问题。从“才”、“貌”两端，发展到“志”，强调志同道合，是《红楼梦》的贡献。请千万相信我的话，你将会受用无穷。
当然，什么是“志”？古今中外的理解都有不同。一百年前，中国有个伟大的女性秋瑾，在1907年创办《中国女报》，提出妇女在政治解放的同时，要实现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她在《敬告姊妹们》中说：“我们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世，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一百年前的女子，爱取名“竞雄”、“赛雄”，客气一点至少是“亚雄”，她们要主宰自己的命运；秋瑾写了《勉女权歌》：“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这是一百年前秋瑾的声音，喊出了时代最强烈的声音。
不想，百年之后的《中国女报》，却在介绍女子如何拼命地打扮自己，推销自己。我感慨：从前是“足儿缠得小小的”，现在是“脚趾涂得花花的”，从前是“头儿梳得光光的”，现在是“头发染得黄黄的”。过去的喜儿，宁愿变成白毛女也不愿受黄世仁的凌辱；如今的喜儿，却排着队等候黄世仁一轮一轮的相亲考核。过去宰相女儿王宝钏相中的薛平贵，是个叫花子，因为她看准薛平贵是个人才；比起贪图大款的财富而从此唱不成《春天的故事》的歌星，不知要高明多少倍。这一百年来，回到我前面所讲的，是技术越来越精密，精神却越来越空虚；形式越来越多彩，内涵却越来越贫乏。这个问题相当严重。我们老了，只能发发牢骚，说说而已。今天讲这些话，一方面是我研究四部小说和中国文化的粗浅心得，同时给大家一点善意的提示。不知道对不对。下面我愿意回答大家的问题。耽误大家这么时间，十分抱歉。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