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对传统文化做一个梳理，首先要解决的是厘清“传统”和“文化”这两个概念。根据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定义，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传统是传承下来的道统、法统等。传统文化则可以看作是这两个概念的叠加。从概念本身来看，传统文化应该是有优有劣；从实证事实来看，也是优劣互现；从创造主体来看，不同时期的不同民族都是创造者；从源流演变来看，主流支流、分分合合都是组成部分。
从人类文明的传承来看，传统文化需要解释、阐发，需要去芜存菁的筛选。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舍弃那些不能让人更具人性的成分，从来就是一件大事。古人经常把经传并列——《史记·太史公自序》：“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更常见的是韩愈的说法：“六艺经传皆通习之。”经传是指儒家的重要代表作品及儒家祖述的古代典籍与解释经文的书的合称。可见经典与阐释从来就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今天我们讨论经典，当然不应该把经典仅仅局限于儒家经典，而应该从广义上来理解经典，并用不同的方法对经典加以解释、阐扬。从这个意义上说，后世之人创造性的发挥阐述，与经典文本同样重要。俗语所云“歪嘴和尚把经念歪”，是从反面来强调阐释的重要性。在我看来，董仲舒、朱熹的解读等人是把儒家这本经念歪的旁逸斜出的阐释；道士、方士追求长生不老则是把《老子》《庄子》念歪的阐释；诡辩狡辩之徒是对公孙龙、惠施的歪曲；以邻为壑是对杨朱个人主义的歪曲。
我们看到，在传扬经典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过分看重某些部分，而使得这些部分成为制度文化、风俗习惯、行为准则的依据和标准，从而能更好地维护现存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的干预，形成以统治者之是非观为主流价值观之是非观的局面，以致于出现优汰劣胜、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有意无意地遮蔽经典的某些部分，导致那些能够让人更有尊严的部分难见天日，文化活力、文明发育、创新精神难以持续，经典难以起到承载民族记忆、激发民族想象能力的功能。
西方诠释学（hermeneutics）是西方哲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文艺理论中有关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的哲学体系、方法论或技术性规则的统称。其词根 hermes是指希腊神赫尔墨斯，他是宙斯的传旨者和信使，其意为 “神之消息”。西方文化的传播过程，其实就是不断对经典进行阐释发扬的过程，不断去芜存菁、披沙拣金的过程。不妨这样理解：古罗马文化是对古希腊文化的诠释和阐扬，基督教是对犹太教的重新阐释，约翰、路加、马可、马太是对耶稣基督意旨进行阐释的使徒，奥古斯都、托马斯·阿奎拉、马丁·路德是对基督教重新加以阐发的传旨者，但丁是奥古斯都的信使，达芬奇是创作断臂维纳斯的艺术家的信使，莎士比亚是荷马史诗的信使，雨果是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的信使。
自然法，原始正义，神秘天启，先知先觉，文明源头，价值观坐标体系，原点设定，元典勘定，后续解读，阐扬发挥……这些构成民族精神内核的成分，是文明存续的关键性要素。汉语文明的价值观坐标体系，除了历经千百年之后今天得到阐扬的部分之外，有很多传统被选择性无视，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今天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践行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对这些被蒙蔽和禁锢的部分进行打捞、整理、阐释——
1.杨朱（约公元前395--约公元前335，一说约公元前450--约公元前370）个人主义：杨朱主张“贵己” “重生” “人人不损一毫”的思想。是道家杨朱学派的创始人。他的见解散见于《列子》，《庄子》，《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在战国时期，有“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现象 ，可见其学说影响之大。“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又说：“善治外者，物未必治；善治内者，物未必乱。以若之治外，其法可以暂行于一国，而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 《列子·杨朱》：孟孙阳问杨朱曰：“有人于此，贵生爱身，以蕲不死，可乎？”曰：“理无不死。”“以蕲久生，可乎？”曰：“理无久生。生非贵之所能存，身非爱之所能厚。且久生奚为？五情好恶，古犹今也；四体安危，古犹今也；世事苦乐，古犹今也；变易治乱，古犹今也。既闻之矣，既见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犹厌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
孟孙阳曰：“若然，速亡愈于久生；则践锋刃，入汤火，得所志矣。”
杨朱曰：“不然。既生，则废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于死。将死，则废而任也，究其所之，以放于尽。无不废，无不任，何遽迟速于其间乎？”
个人主义为什么重要？胡适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在一个泯灭自我、没有个人意识的国度，是无法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的。人兼具个人性和社会性，个人性要求充分发育个人主义，社会性要求发育群体主义\集体主义，二者本来是一枚钱币不可偏废的两面，但统治者更看重群体主义，以便进行更轻松的治理，因而对主张个人主义的杨朱学说进行打压，以致于千百年之后，我们只能从其他文献里了解到吉光片羽的个人主义萌芽（令人痛心的是，刚刚萌芽就遭到扼杀。恢复并阐发杨朱个人主义学说，这也正是后来者应该梳理杨朱学说的重要理由），也因此个人主义在我们民族的精神谱系里显得弥足珍贵。
2.邓析（前545-前501）的法哲学：”不法先王，不是礼义。循名责实，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职也。”他第一个提出反对“礼治”思想。他不满子产所铸刑书，私自编了一部适应新兴地主阶级要求的成文法，把它写在竹简上，叫做“竹刑”。②私家传授法律。传说，他聚众讲学，招收门徒，传授法律知识与诉讼方法，还以类似讼师身份帮助民众打官司（被称为春秋末期的律师）。
法治为什么重要？不少戏剧戏曲、电影小说都在揭示人们对法治的认识：缇萦救父、《窦娥冤》《铡美案》《九品芝麻官》、苏格拉底之死……
3.惠施（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7年）、公孙龙（约前320年—约前250年之间）的名学：惠施的著作已佚，只有《庄子·天下篇》保存有他的十个命题，即“历物十事”：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公孙龙白马非马：“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若用西方逻辑学术语，这一点是强调，“马”、“白”、“白马”的内涵的不同。“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白”的内涵是一种颜色，“白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加一种颜色。三者内涵各不相同，所以白马非马。
4.墨子（约前468-前376年）的哲学和科学：墨子的学说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兼爱非攻：所谓兼爱是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天志明鬼：宣扬天命鬼神的迷信思想是墨家的一大特点。墨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它不仅决定自然界星辰、四时、寒暑等的运动变化，还对人世的政治起支配作用。因"天之爱民之厚"，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对于鬼神，墨子不仅坚信其有，而且认为它们对于人间君主或贵族也会赏善罚暴。尚同尚贤：尚同是要求百姓上同于天子。墨子认为，国君是国中贤者，百姓应以君上之是非为是非。他还认为上面了解下情也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善罚暴。尚贤是要求君上能尚贤使能，即任用贤者而废抑不肖者。
墨子把尚贤看得很重，以为是政事之本。他特别反对君主用骨肉之亲，对于贤者则不拘出身，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节用：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君主、贵族都应象古代大禹一样，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而且要求墨徒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
在宇宙论、数学、物理学方面均有贡献。
墨子又是中国逻辑学的奠基者。他称逻辑学为“辩”学，把其视之为“别同异，明是非“的思维法则。他认为，人们运用思维，认识现实，作出的判断无非是“同”或“异”，“是”或“非”。为此，首先就必须建立判别同异、是非的法则，以之作为衡量、判断的标准，合者为“是”，不合者为“非”。这种判断是“不可两不可”的，人们运用思维以认识事物，对同一事物作出的判断，或为“是”，或为“非”，二者必居其一，没有第三种可能存在，不可能二者都为“是”，或二者都为“非”，也不可能既“是”又“非”，或既“非”又“是”。用现代的逻辑学名词来说，这就是排中律和毋矛盾律。
5.纵横家的修辞、辩论之学：主要为纵横，或合众弱以攻一强，此为纵；或事一强以攻诸弱，此为横。前者主要以连为主，故可知如何能用外交手段联合团结，是为阳谋多阴谋少；后者主要以破为主，故可知如何利用矛盾和利益制造裂痕，是为阴谋多而阳谋少。
此为战略思想，是行辩术成大事的基础。若此不查则必游说而不成。对纵横谋士的要求：知大局，善揣摩，通辩辞，会机变，全智勇，长谋略，能决断。
纵横家崇尚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的技巧，他们注重揣摩游说对象心理，运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或拉拢或分化，事无定主，说无定辞，一切从现实的政治要求出发。纵横家在战国时期的社会舞台上非常活跃，其思想和活动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局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要对现实有最明确的认识，确定连横的对象，然后知其诸侯为人而定说辞，及游说之法，或抑或扬，或抑扬相合，或先抑后扬，或先扬后抑，诸法只要对症必事事有其妙。
其次在游说过程中，当先观其反应，见机行事，察其对己之关系，是同是非，若同则继续，若非则当补遗误，而后以飞箝之术或以利诱，或以害说，探其实情，此为游说最主要方法之一，而后再以揣摩之术深察其内心，看其同异，而后快速正确以权谋之术决断。
6.老庄的精神自由之学：老子（约公元前571年-公元前471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本主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法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宇宙起源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统治者与民众关系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对智力崇拜和道德崇拜的警惕。
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对有限政府的设想。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於贵生。——政治哲学
庄子（公元前369年—前286年）：圣人生而大盗起——警惕智力崇拜和道德崇拜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对精神自由的向往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对存在本质的思考
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也。——警惕道德崇拜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恶人之异于己也。同于己而欲之，异 于己而不欲者，以出乎众为心也。——宽容
7.慎到（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的法家学说：民一于君，事断于法。慎到的无为而治，包含“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即国君不要去做具体工作，具体工作应在“事断于法”的前提下，尽量让臣下去作，以调动臣下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才能，使得“下之所能不同”，而都能为“上之用”，从而达到“事无不治”的目的。他还认为，“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如果国君只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决不能把各方面的事办好。因为“君之智未必最贤于众”，即使“君之智最贤”，也必然精疲力竭，不胜其劳。
8.屈原的《天问》：从全诗的结构及内容来看，全诗373句1560字，是一首以四字句为基本格式的长诗，对天文、地理、历史、哲学等许多方面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一说一百五十多个）问题，这些问题有许多是在他那个时代尚未解决而他又怀疑的，也有明知故问的，对许多历史问题的提问，往往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政治见解和对历史的总结、褒贬；对自然所提的问题，表现的是作者对宇宙的探索精神，对传说的怀疑，从而也看出作者比同时代人进步的宇宙观、认识论。《天问》以新奇的艺术手法表现精深的内容，使之成为世界文库中绝无仅有的奇作。
9.游侠之精神：司马迁实事求是地分析不同类型的侠客，充分肯定了“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赞扬了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等高贵品德。这些被班固视为“罪已不容于诛”（《汉书·游侠传》）的社会底层的人们，在司马迁的笔下却成为倾倒天下大众的英雄，
10.货殖之学：“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钱钟书在论及司马迁这篇《货殖列传》时说：“当世法国史家深非史之为‘大事记’体者，专载朝政军事，而忽诸民生日用；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则全非‘大事记’、‘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乎辟鸿蒙矣。”（《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总之，史学界公认：“历史思想及于经济，是书盖为创举。”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馀力而让财矣。
11.山川地理草木虫鱼之学——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陆机所记动植物的分布地域，遍及全国，甚至涉及现在的朝鲜和越南，可见其视野之广阔。《陆疏》对后人研究《诗经》中动植物有很大的启发，并且对后来本草学的发展也有深刻的影响。明代毛晋正是在陆机工作的基础上，又编著了《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后来日本学者研究《诗经》中动植物，无一不受陆玑的影响。
《尔雅》全书收词语4300多个，分为2091个条目。本20篇，现存19篇。这些条目按类别分为“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yuè）”、“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chù）”等19篇。
这19篇的前3篇与后16篇有显著的区别，从内容的类别来看，可以分为六类：一 专门解释字义词义的，有《释诂》、《释言》、《释训》 ；二 有关人事和生活用器名称，为《释亲》、《释宫》、《释器》、《释乐（yuè）》 ；三 有关天文的，《释天》 ；四 有关地理的，《释地》、《释丘》、《释山》、《释水》 ；五 有关动物的《释鸟》、《释兽》、《释畜》、《释虫》、《释鱼》；六 有关植物的《释草》、《释木》
朱橚（1361年-1425年）：《救荒本草》是明代早期（公元十五世纪初叶）的一部植物图谱，作者是朱橚。描述了植物形态，展示当时经济植物分类的概况。
它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以救荒为宗旨的农学、植物学专著书·中对植物资源的利用、加工炮制等方面也作了全面的总结。对我国植物学、农学、医药学等科学的发展都有一定影响。全书分上、下两卷。记载植物414种，每种都配有精美的木刻插图。其中出自历代本草的有138种，新增276种。从分类上分为：草类245种、木类80种、米谷类20种、果类23种、菜类46种，按部编目。
同时又按可食部位在各部之下进一步分为叶可食、根可食、实可食等，计有：叶可食237种、实可食61种、叶及实皆可食43种；根可食28种、根叶可食16种、根及实皆可食五种、根笋可食三种、根及花可食二种，花可食五种、花叶可食五种、花叶及实皆可食二种、叶皮及实皆可食二种；茎可食三种、笋可食一种、笋及实皆可食一种。其中草本野生谷物，归入种实可食部的稗子、雀麦、薏苡〔yiyi义以〕仁、莠草子、野黍、燕麦等都是禾本科植物；米谷部的野豌豆、山扁豆、胡豆、蚕豆、山绿豆都是豆科植物。同类排在一起，既方便于识别，也反映了它们之间有相近的亲缘关系。
徐霞客（1587—1641）《徐霞客游记》是一则以日记体为主的地理著作，明末地理学家徐霞客经过34年旅行，写有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17篇和《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著作，除佚散者外，遗有60余万字游记资料，死后由他人整理成《徐霞客游记》。世传本有10卷、12卷、20卷等数种，主要按日记述作者1613——1639年间旅行观察所得，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均作了详细记录，在地理学和文学上做出卓有价值的贡献。
12.《山海经》《山海经》是中国志怪古籍，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该书作者不详，古人认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 , 杂录《庄》、《列》 、《离骚》 、《周书》、《晋乘》以成者” 。现代学者也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1-2]
《山海经》全书现存18篇，其余篇章内容早佚。原共22篇约32650字。共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晚出的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
《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
《河图洛书》：河图、洛书是中华文化、阴阳五行术数之源，汉代儒士认为，河图就是八卦，而洛书就是《尚书》中的《洪范九畴》。河图、洛书最早记录在《尚书》之中，其次在《易传》之中，诸子百家多有记述。太极、八卦、周易、六甲、九星、风水等等皆可追源至此。
《易·系辞上》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说。《周易》和《洪范》两书，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哲学、政治学、军事学、伦理学、美学、文学诸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中国历史文化渊源的河图洛书，功不可没。
2014年12月洛阳市的河图、洛书传说正式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3.兵家之学：兵家是中国古代对战略家与军事家的通称，又特指先秦对战略与战争研究的派别。兵家的重要著作有《孙子兵法》、《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六韬》、《三略》、《尉缭子》、《握奇经》等。
孙武（约公元前545年—约公元前470年），齐国人，字长卿，春秋时兵法家。曾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经伍子胥的推荐，被任命为将，率吴军攻破楚国。他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提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注重了解情况，全面地分析敌我、众寡、强弱、虚实、攻守、进退等矛盾双方，并通过对战争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以克敌制胜。他还提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谓之神，强调了战略战术上的奇正相生和灵活运用。孙武著作有《孙子兵法》一书，为中国最杰出的兵书，并深受世界各地所重视。
14.经世致用之学：沈括（1031—1095）《梦溪笔谈》包括《笔谈》、《补笔谈》、《续笔谈》三部分，收录了沈括一生的所见所闻和见解。《笔谈》二十六卷，分为十七门，各卷依次为“故事（一、二）、辩证（一、二）、乐律（一、二）、象数（一、二）、人事（一、二）、官政（一、二）、机智、艺文（一、二、三）、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一、二、三）、药议”。
《补笔谈》三卷，包括上述内容中十一门。《续笔谈》一卷，不分门。全书共六百零九条（不同版本稍有出入），内容涉及天文、历法、气象、地质、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农业、水利、建筑、医药、历史、文学、艺术、人事、军事、法律等诸多领域。在这些条目中，属于人文科学例如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音乐等方面的，约占全部条目的18%；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约占总数的36%，其余的则为人事资料、军事、法律及杂闻轶事等约占全书的46%。徐光启（1562—1633）：《农政全书》共60卷，内容宏富，计有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12目。全书既大量考证收录前代有关农业的文献，又有徐氏自己在农业和水利方面的科研成果和译述，堪称为当时祖国农业科学遗产的总汇。
宋应星（1587年—约1666年）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主要贡献表现在他把中国几千年来出现过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方面的知识作了一个总结性的工作，同时也对技术经验作了总结性的概括，并且使它们系统化、条理化，然后著述成书使之能够流传下来。宋应星所著书籍收录了农业、手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
徐寿（1818年—1884年）为了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徐寿和傅兰雅等人于1874年在上海创建了格致书院。这是我国第一所教授科学技术知识的场所……它于1876年正式开院， 1879年正式招收学生，开设矿物、电务、测绘、工程、汽机、制造等课目。同时定期地举办科学讲座，讲课时配有实验表演，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为我国兴办近代科学教育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在格致书院开办的同年，徐寿等创办发行了我国第一种科学技术期刊一《格致汇编》。刊物始为月刊，后改为季刊，实际出版了7年，介绍了不少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对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括起了重要作用。
华蘅芳（1833年—1902年）与外国人合译出版了12种171卷近代科技著作，内容泛及数学、地质学、矿物学、航海、气象、天文学等。比起他的数学研究工作，他译书的成就更大、影响更广。他与玛高温（D.J.——MacGowan）于1869年合译出《金石识别》，将近代矿物学和晶体物理学知识系统介绍到中国。这部书的原版是美国地质学家和矿物学家代那（J.D.Dana）的《矿物学手册》（ManualofMineralogy，1848）。此后，华蘅芳与玛高温又合作将英国地质学家赖尔（C.Lyell）的《地质学纲要》（ElementsofGeology）译为《地学浅释》，首次向中国介绍了赖尔的地质进化均变说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他与傅兰雅合译了多种数学著作，介绍了代数学、三角学、微积分等，其中《决疑数学》是中国第一部概率论译著。华蘅芳追求译著文义“明白晓畅，不失原书之真意”，后人称赞他的译著“足兼信、达、雅三者之长”。华蘅芳等人的译著在中国近代科学启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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