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死亡的勇气成为新生活的反对者，
在我们中找到那些执迷不悟的人。
让他们获得灵魂，绕过时间的陷阱，
虽然，他不曾带来幸福，却让书写成为命运。”
——张卫东·《或许》
犹如夏日暴涨的江水，以弱肉强食的功利主义与被扭曲了的进化论言辞的恶毒嘴脸，不断冲决、侵蚀着脚下这块原本古朴、纯真与宁静的母性大地及其根基之上的原住部落或原文化信仰的神灵建筑空间。
面对人类自身永无休止、呈梯级状纵横散发的欲望，作者在《康巴高原》一诗中，揭示了由人造钢筋、水泥构筑而成的现代城市文明与古老原生态自然文明之间剧烈冲突的结症缘由之所在。
“大地被斩断了血脉。她的痛
直捣飞鸟的内心。青衣，被一件件剥去
在她们满目疮痍的胴体之上，长满了生灵惊恐的眼睛。”
——张卫东·《康巴高原》
字里行间，作者一方面见证了：被后现代镫亮的齿轮所踏破的茶马古道的泥泞；可怖的暴雨携带铺天盖地的泥石倾斜而入金沙江的揪心咆哮；狡黠的酥油灯光中，粗糙的糌粑及康巴兄妹们为现金而舞的伪装的奔放与热情。
另一方面，也见证了：浩淼、深邃，只能以传说中充满敬畏的一跪才能化解心灵之渴的康巴高原的星空；跳荡在高海拔针叶林枝条之上乐不可支的松鼠——纯净的眼眸；一片恍惚梦境中正沐浴着头上阵阵清凉烟雨的格桑花……
面对大自然自身呈现出的浑雄、壮美且柔骨、奇谲的缤纷图景，作者感觉到自己“像一只轻松的知更鸟”——且，只能够与它们“互致遇礼”。
“平羌江的流水，你我之间，谁更污浊？
这一生万恶的俗怨。”
——张卫东·《康巴高原》
这触目惊心的一问，使得作者萌发出的原罪意识，产生了要求放下自我在红尘中滋生霉菌的皮囊，乘物以游心，独与天地往来精神的强烈冲动。而面对现实中金钱、权力阴谋诱惑、胁迫下的疯狂、贪婪、窘迫、冷酷、无情，作者又是怎样一番心境与表达呢？且看下面这段诗行：
“新时代机器在加速运转，它的庞大和机警
足以抚平世人的恐惧和忧伤
看吧，权威的版权中正匆匆排列着
公允的文字 ，雌性的字面上
一只裸狐正拭图藏起暴露的伪装
呵，市场让社会坐上了第一把交椅
股票和期货的牙缝中
机会主义者找到了价值的最佳取向
战犯、毒枭、人贩子，你们无情地欢呼吧
家庭的镜子前，我看到自己虚拟的幸福和乖张
呵，卡夫卡的饥饿，里尔克的凄惶
我说出了庞德、艾略特、帕斯捷尔纳克的感伤
帕斯、聂努达、博尔赫斯呵，在北美，
我咬住了布洛茨基死亡的泪光
而背向现世，我分明听到梦的天国里
有人正将灵魂的牧歌渐——渐——拉——长”
——张卫东·《在成都——2001》
反讽的笔锋，潜在诗句末尾遥相呼接，跨行秘密押下的尾韵，强烈的抒情语调与充满克制、冷峻的独白叙述，尖锐指认了诗者内心体验到攀援外部世界的幻灭与沦陷永恒孤寂的灵魂写作事业之间，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紧张对抗与矛盾。
事实上，面对“新时代”庞大、凶猛的“权威”阴谋挥舞下的物质、金钱的种种诱惑，人性中共有的、本质的丑恶暴露无遗。而诗歌对于“机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反抗或逃避似乎又显得如此“脆弱”和“无力”。虽不能改变和抗拒，但却因不甘于同流而堕落下滑，希望以诗写的方式使自身茫然无措，惊恐慌乱的灵魂得到自我警醒般的救赎和慰籍，尽管它同样抱有梦幻般的向往与虚妄。
正如以演奏、锤炼‘大杂烩’玄妙风格闻名于世的英国诗人奥登的发现：置身于现代社会生存秩序中的人的一生，就像在履行一个毫无意义的仪式。所有的新奇，注定要从重复历史场景的苦闷或悲壮情怀的时髦高处，跌落进每个时代的个人无力拒绝独处自在的旧有样式中。
而那面因写作策略的需要，被巧妙召唤出场的“家庭的镜子”，也同样映照出这样一个由偶然机遇所控制的假声世界，显然也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世界。
“像苦役的放逐，蒙难者体内的子弹，
像流星划过宇宙深处的光焰。
人类的灵魂与构成，自始自终
展现着光明与黑暗，展现着
最初的信仰、最后的涅槃。对于生命，
离开水分和粮食还能怎样维系？
对于心灵，一块掘于天地深处的玉片，
又将属于什么？倚赖什么？
渺茫里，我抬起疲惫的眼皮。
冬日的阳台上，花草已纷纷凋零。
是否我的心、我的血也将随之沦丧，
化为水泥与木质间的粗俗尘物？”
——张卫东·《深夜，对内心的一次置疑和表白》
作为一名长期隐匿于民间，坚持个人写作的诗人，在他那布满土茶、雷电、孤灯、旧籍、山寺与深涧碧泉般清澈凝视的诗行中，我们既能倾听到那样一种自足血性、草根者的创造自由与坚忍不拔——借助语言的刀剑，直刺人生虚无意识的荆棘丛林碰撞出金属质地的铿锵之声；也能倾听到‘学在民间’的知识分子（而非犬儒）那样一种独立、深思、率真，充满人文心灵关怀的朴野精神气质。同时，作为四川民刊《人行道》的核心成员与主要执行编辑之一，他独树一帜近乎泣血的表达与倔强句法，让我们领略到一种亚洲‘萨米亚特’式的怀疑、抗争与不合作姿态。
“像远古的内宫传出的阵阵干咳。讳莫如深的帐下，
真正在乎的，是如何捂住事实的盖子。
看他们经风雨、见世面，去翰林的桌下找寻着什么？
哦，诡秘的宫墙外，他们原本如此亲密呀！
别太在乎那过往的昭告和承诺，好心情
并不是丧失了荣誉而退出的囹圄。
那屈辱、那品位的高低量出的差异肯定是不屑的。
原谅他的怪异吧，失势的战壕里
他是左右为难呀。冷漠地尾气杀人于无形。
而“丈义”所要毁掉的又是什么？那咄咄的来势
就像铺天的蝗虫，躲是躲不掉的。当然，
有时我们也会想象他貌似一只精明的鸦雀，呼而间
从汉时的后殿飞到晚明的大内。这其间，
穿越了多少生死轮回、灾难凶险啊。
看脸色、瞄眼神、听话听音、如履薄冰。机会来了，
他也会一跃而起，“火中取栗”或“指鹿为马”，
为“主子”肝脑涂地。更多的时候，
他会高举“社稷”的牌子钻入后宫的裙下，
为自保而“涕泗滂沱”。现在不同了，
他可以亮明身份，像一只猴子，巧取豪夺，
含而不露见什捞什。有时，他也会用蜜
把嘴抹得甜甜的。如果扎到了刺，
他会立即缩手，委屈地把‘祸’避得远远的。”
——张卫东·《变色龙》
翻开“后非非写作辞典”，我们将检索到周伦佑对“体制人格”的定义：特指某一种文化和政治体制中经过（和接受）体制的政治灌输和思想改造后完全丧失自我主体的一种依附性人格。其依附的对象主要是现行体制。这种对体制的依附性深入到该人格的“生存方式”、“思考方式”、“认知方式”和“价值方式”（如果是作家，还包括写作方式）中，表现为对现行体制的无条件认同及溶入。
对照上述释意，我们可以将张卫东这首诗视为对“体制人格”这一定义的一次最直接、生动、形象且有效的文本实践。
“变色龙”中文学名也称‘避役’。‘役’字之意为‘服劳力之事’，而‘避役’即指不出劳力就能吃到食物。
这样一种生长于热带、亚热带雨林中蜥蜴类脊椎动物，在古今中外大量文学家、作家笔下，它往往被喻指为那种善于伪装、趋炎附势，见风使舵，见利忘义，阴险狡诈，且充满权欲的野心，妒忌的怨恨等一类小人、奸贼、伪君子。
诗中，作者引用了一些缘自史书——特别是汉史、晚明史、清史中宫闱之争的史实典故，以诗的语言隐喻了当下发生在我们社会、身边、乃至我们所熟知的人与事，尤其是对于人性中所共有的‘奥楚蔑洛夫’式的阴暗面作了无情揭露、嘲讽和批判。尽管，这批判，对更多深陷‘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能自拔的人群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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