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琴图》里的宋徽宗
就中国古代绘画艺术而言，达到登峰造极境地的非宋朝莫属。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宋徽宗赵佶对丹青笔墨的兴趣超出了对做皇帝的兴趣。南宋官员赵溍在《养疴漫笔》中说过一事，称赵佶出生前几日，宋神宗赵顼于秘书省阁观看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而徽宗生，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这些神奇之言似在暗示赵佶乃李煜转世。此野史说法虽不足为凭，赵佶和李煜倒确有不少重叠之处，二人在艺术的痴迷上相似，在亡国身受的屈辱上也相似。
作为宋神宗第十一子，赵佶原本没资格登上皇位。宋神宗驾崩后，登位的宋哲宗赵煦年仅十岁，按正常年寿来算，赵煦坐个三四十年皇位当属正常，到驾崩前将皇位传给太子即可。至于先后为皇子、皇弟、皇叔的赵佶，也将在王府中度过锦衣玉食的一生。就赵佶的性格来说，也没有觊觎帝位的想法，他的所有时间都花在笔墨、丹青、骑马、射箭、蹴鞠、奇花异石和飞禽走兽的喜好上面。赵佶对艺术的热爱来自天生，也为大宋重文轻武的时代特色所不知不觉地铸造。
当尚未生有子嗣的宋哲宗赵煦意外于二十五岁的青春之年驾崩后，因当时的向太后一言而决，皇位落到了赵佶身上。虽然做了皇帝，赵佶的全部兴趣依然在艺术创造那里，甚至在宣和年间，还下诏成立翰林画院，征召天下画家入院。
皇帝喜好艺术，不能说就一定是坏事，但赵佶将喜爱做到了“怠弃国政，日行无稽”的地步，朝政就不可能不落入奸人之手。一个贬为杭州洞霄官的叫蔡京的官员为东山再起，趁赵佶的宠臣童贯来杭州寻访奇书巧画时，将自己的书画及珍玩托童贯带入京师。赵佶一看，果然龙颜大悦，不过数年，蔡京入朝为相，开始掌“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的天下大权。更有甚者，赵佶明知蔡京为贪腐能手，仍屡贬屡召，还创下以帝王之尊，七次幸临蔡京府邸的纪录。这些无不说明，赵佶既从情感上难以离开他眼中这位举世难寻的艺术知音，还自觉不自觉地将其视为可安社稷的天下能臣。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的一幅宋代绢本设色工笔画《听琴图》就说明了赵佶与蔡京除君臣关系外，还有不寻常的私人亲近。该画作者在学界迄无定论，一说是出自赵佶翰林画院的某佚名画师之手，一说是赵佶本人。唯一能肯定的是，画名“听琴图”三字为赵佶独步天下的瘦金体书法，图画上端题有一诗，为“吟征调商灶下桐，松间疑有入松风。仰窥低审含情客，似听无弦一弄中”，落款为“臣京谨题”四字，可知该诗系蔡京所作，笔墨也出自蔡京之手。赵佶自身为书法顶尖圣手，还愿意蔡京的笔墨和自己的手笔在同一幅画中出现，既可见赵佶对蔡京的宠信非凡，也可见蔡京的书法造诣的确独出群伦。
赵佶将蔡京的艺术才能等同于政治才能，虽令人感不可思议，却也见出赵佶对艺术的痴迷达到何种地步，这就决定了赵佶对天下的统治将走向无可挽回的歧途。
宋徽宗与《听琴图》
就画面看，以“道君皇帝”自居的赵佶一身道服，坐于树下抚琴。身为天子的赵佶为什么穿道服，又与大宋自立国开始就具有的政治需要有关。当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其实质毕竟是欺负周世宗的孤儿寡母，得位不正，但当时有神仙之称的华山道士陈抟听到赵匡胤代周立宋的讯息后，说了句“天下自此定矣”，这便为赵匡胤夺位披上了天命的外衣。至于陈抟是否说过那句话，自然由赵匡胤说了算。是以宋朝皇帝无不信奉道教。
赵佶登位前的身份是第十一皇子，前面皇兄不少。宋哲宗驾崩后，关于立谁为帝，权臣章惇与向太后有过一番交锋。在章惇那里，认为“以年则申王长，以礼律则同母之弟简王当立”。意思是按长幼排序的话，应立申王赵佖；按礼律的话，则应立与宋哲宗同母所生的皇弟简王赵似，无论如何不应立当时的端王赵佶，但最后向太后以一句“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诸王”而一锤定音，赵佶得以登位。但即便如此，赵佶心里还是多少不踏实，须有天命所归的证据。于是他依样画葫芦，从道教那里获取证据。
赵佶的装神弄鬼始于称自己梦见东华帝君召唤，游神霄宫。梦醒后，赵佶煞有介事地命一个叫徐知常的官员寻访神霄宫事迹。徐知常早就听说京师有个姓林的道士法术非凡，凑巧的是，他出宫后就听闻林道士曾写有一首《神霄诗》题壁，与赵佶梦境相符。惊诧之下，徐知常赶紧找到林道士，带其入宫。结果在林道士的一番胡言乱语之下，赵佶正中下怀地从林道士那里确信自己是上帝之子，受命统治人间，自然大喜，将林道士赐名林灵素，并将其“御笔赐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两班府”。林灵素自此一飞冲天，大凡他于每月初七圣坛讲座时，除了异常清醒的三两个大臣以身体不适居家不赴外，满朝文武无不趋之若鹜地前往林灵素座下听讲。赵佶也不失时机地封自己为“道君皇帝”，这便使他的皇帝身份有了君权神授的不可推翻性。是以，《听琴图》中的赵佶身着道服，即谕示他天上人间的至尊身份，其价值远非一件龙袍所能替代。当赵佶自己对此也深信不疑时，哪里还管得上治国理政才是他最核心的任务。
再看图中赵佶身前，一左一右坐有两个身着官袍的大臣。曾有学者认为有道童旁侍的青袍仰望者是蔡京，持扇坐于右下的红袍垂听者是童贯。但按《宋史·舆服志》中“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的严规。身为百官之首的蔡京不可能还穿低品的青色官袍。身穿红色官袍的也不可能是童贯，因其早年净身入宫，是为宦官，自不会有胡须。尽管蔡京之子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中载有“童贯彪形燕颌，亦略有髭，瞻视炯炯，不类宦人”的描写，但画中人胡须颇浓，与“略有髭”的童贯形象还是相差甚远。
从画面看，左下大臣身旁还站立一拱手道童。这给画面增添了出世之感。两名听琴宠臣间有一山石，上面是一插花古鼎，既使整幅画的四角构图在简单中见稳重，还能感受画中人沉浸于艺术氛围时，似乎抱上了一颗出世之心。除了人、树、琴、树后几支小竹、赵佶右边的四足古玩架、三人所坐的石头和画前的山石古鼎外，画面上再无其他。赵佶手抚琴弦，从画面氛围来看，的确有股“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感染。琴声带来的静谧使画面透露一股与世无争的气息，似乎画中人除了艺术，对身外的一切都已摒弃。但现实是，画中人乃掌天下权力之人，因而不是他们与世无争，而是天下无人可以与之相争。
蔡京的诗歌是画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该诗而言，写得意境不俗，手法也高明，蔡京巧妙地借用汉代蔡邕制作“焦尾琴”和晋代陶渊明抚“无弦琴”典故，以此盛赞赵佶琴艺天下无双，同时还暗示自己与天子心曲相通。细看还会发现，三人所坐非椅，狨垫下是令当时天下百姓苦不堪言的“花石纲”石头。施耐庵在《水浒传》中描写过杨志丢失“花石纲”和“生辰纲”而被迫到二龙山落草之事。所谓“花石纲”，就是赵佶为收罗天下奇石，以逾百上千条的庞大船队运送花石。沿途百姓不仅要供应钱粮，还要被迫服种种苦役，各级地方官员乘机对百姓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因有些奇石高逾数丈，以致路上毁桥梁、拆城郭之事随处可见。更荒谬的是，赵佶还将某块巨石封为“盘固侯”，此举颇为形象地解释了赵佶为什么获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的后世评判。
最后从画面的气氛看，赵佶的抚琴和臣子的倾听，为画面塑造了超凡脱俗的艺术感染。古代的《听琴图》不少，从艺术角度来看，没有哪幅能与之比肩，这也说明该画有种至高无上的隐喻。赵佶身为天子，地位自然至高无上。但画面的艺术气息越浓，越见出赵佶对天下的统治手段绝非正常。艺术家治理不了江山，该言绝非是从赵佶的结局得出事后结论，南唐李煜因对诗词歌赋的执着，致使自己落得个肉袒出降的悲惨结果。
李煜的结局已经告诉后人，身为天子，可以热爱艺术，但不可沉迷艺术。当朝廷上下都追求吟风弄月之时，尚武之气将荡然无存，一旦外敌入侵，何人可以抵挡？当年南唐因此无人可挡宋军，宋徽宗和宋钦宗的朝廷同样无人可拒金军。《宋史》对两军的描写是，宋军“遥见金兵，奔还”，金军则“众皆披靡”。最为荒谬的是，当金军兵临城下，宋廷实在找不出可力挽狂澜的将领时，竟然信奉道教可以挽救江山，听信一个叫郭京的道士自称能施展“六甲法”的吹嘘，将其授官赐金。郭京下令开宣化门出战，他则坐城楼作法。结果自然可知，宋军大溃，郭京的唯一法术就是趁乱逃遁，不知所终。
当宋钦宗被迫投降金军，金人命已为太上皇的赵佶也至金营。金太宗下诏将徽、钦二帝废为庶人，北宋就此灭亡，进入开封的金军将大宋百余年的府库蓄积洗劫一空后，于靖康二年（1127）三月立宋廷太宰张邦昌为“大楚”伪帝，随即押大宋皇族、嫔妃、太子、驸马、公主、皇孙、贵戚、近臣、宫人、内侍、诸科医生、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三千余人，携文籍舆图、宝器法物，并强行驱赶超过十万人的男女百姓在风雪中北上入金。当赵佶在身为俘虏的押解途中，写下了一首《眼儿媚》词，该词为“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就词本身来说，具有极高的艺术质地，不低于当年李煜被俘后所填的《浪淘沙》和《虞美人》等词，令人读来恻然。将它与蔡京在《听琴图》上的诗歌相比，哪里还有“仰窥低审含情客”的逍遥自在？
在今天很难判断，当赵佶写下那首《眼儿媚》时，是否会想起短短数年前，他与臣子们松下抚琴、置江山于脑后的个人享受时分？不论《听琴图》的作者是谁，画面留下的是当年君臣不恤国事，纵情声色的现实一幕。脱脱撰《宋史》时就冷冷说道：“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
对赵佶来说，当年的松下琴声成为北上途中的“羌笛”之声，既是对比，也是讽刺。赵佶父子身边虽有翰林画院的被俘画匠，却没有人执笔画下这至为凄凉的一幕。但从赵佶的词中可以想象曾为天子的徽、钦二帝的无尽痛苦。这是赵氏皇家的痛苦，也是当时天下宋人的痛苦，以至后人面对足以代表赵佶时代的那幅《听琴图》时，不免涌上难以言说的悲凉。
写于2025年3月7日至10日
刊于2025年第八期《芒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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