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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世强:“作品是不是艺术不重要”

2012-09-29 03:32 来源:外滩画报 作者:陆彦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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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世强在《红》中关注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一宏大命题

    近年来我们不断在各种现代艺术展览中见到高世强的名字,也许事实就是:生于1970年代的艺术家开始成为当代艺术的重要书写者,那么,他是如何书写着当代艺术的呢?

    近年来最活跃的年轻艺术家之一高世强参加过亚洲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双三年展,包括“上海双年展”、“广州三年展”、“光州双年展”、“中国艺术三年展”等。最近,他在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举办了名为“地点上的时间”个展。

    高世强的个展表明,生于1970年代的艺术家开始成为当代艺术的重要书写者。他们更加宽泛地使用媒介;影像和装置成为他们最重要的语言方式。对历史开始进行全面的重新审视,流露出复杂矛盾的心态。他们也不讳言对传统的迷恋,包括中国古代文化的传统和现代的传统;他们破坏旧的宏大叙事,试图建立另一种新的“宏大叙事”,并将承受其可能失败的命运;他们试图整合各类人文领域知识,并对它们进行断片式的理解,热情追索并确证着新价值。

    高世强1971年出生于山东潍坊,现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综合艺术系。1995年,高世强与陆磊、高士明组成了一个创作小组,展开了自称为“情境雕塑”的艺术实践。1996年,他们以录像装置作品《可见与不可见的生活》参加“第一届中国录像艺术展”。不久高世强赴上海攻读研究生,直到2003年回到母校任教。他还与陈晓云、陆磊、吴俊勇、孙逊、倪柯耘等一起开启了杭州影像运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大量的实验短片。自2007年至今,高世强进入了以电影为主的新创作期。作品包括梁祝故事的重新阐述《十八相送》、关于私人生活与历史记忆的《大桥》、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一种解读《红》、《革命》和人类学题材电影《地点上的时间》。

    B=《外滩画报》

    G=高世强

    关于宏大主题

    B:你为什么会对宏大主题有兴趣?

    G:我们这代人对这类主题有种敏感。说是革命冲动也好,说什么也罢,我们这代人年轻时一般都有这种冲动。我爸妈年轻时是红卫兵,“文革”后期却受到了迫害。他们这代人曾是狂热的理想主义者,去天安门见过毛主席,现在觉得只有金钱才能带来安全感。

    B: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

    G:“文革”以后还没有。他们的转变发生在最近20年里。

    B:他们对你产生了哪些影响?

    G:他们身上带着很多“革命时代”的影子,他们的人生哲学中带着极强的“阶级斗争”观念。我记得我妈的学生跳“公社小社员”舞蹈,我小时候玩过红缨枪,戴过红卫兵的袖箍。

    B:你和高士明、陆磊当时组成创作小组时是一种什么状况?

    G:我们从1995年开始创作,那个时候我在雕塑系读书。年轻人自命不凡,觉得做好了写实雕塑、在班上得个高分什么的,你做得好,人家也能做好,不够牛,于是总想更进一步。当时邱志杰在校园里的影响力如日中天,带头搞当代艺术,风风火火。我们就跟风了。那时候不太明白当代艺术是怎么回事,就瞎搞。当时跑到图书馆里面使劲儿看书,看画册,求知若渴。美院图书馆藏书在全国艺术院校赫赫有名,外文画册期刊非常多。我不懂英语,就拼命猜人家作品里在表现什么。就这样“瞎猜”和“瞎做”,一开始是真的瞎搞,慢慢地却浮现出一条自己的路。

    关于十八相送

    B:谈谈你最重要的作品《十八相送》吧。

    G:《十八相送》准备了很长时间。我曾就这个作品写过一段文字。父辈这一代人到最后唠唠叨叨,最恨的人可能就是夫妻关系中的另一半。但他们不离婚,一直维持着家庭的完整,带着“平静的坏心情”走完余生。这个作品就想扣住那种感觉。

    梁祝并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他们相差了一百多年。这二人不可能是恋人关系,这种凄美的恋爱关系是明清笔记的作者们杜撰出来的。一般而言我们在梁祝这个故事中看到了对爱情的忠贞。如果换一个角度,却能看出一种集体意识的势利。简单说就是一种势利的交换原则。梁山伯为爱情付出了一切,最后他的坟墓裂开,把祝英台吸进去;祝英台需要付出生命来平衡这种关系。

    这个主题启发了我后来拍摄了《大桥》,包括《红》。看待历史也罢,看待文化传统也罢,我们似乎可以有很多角度,如果说能对整个文化视野的丰富性作出贡献,我们是不是能找到一些不太主流的角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十八相送》这个作品对我很重要。

    关于《红》

    B:评论者们说《红》是一部很特殊的作品。你自己怎么看待?

    G:我曾和我的研究生导师朱学勤聊过《红》的主题。当资本主义存在一个强大的敌人、一个对手、一个参照系,它就会有一个良性的自我更新机能。在福利制度等等方面,它甚至还借鉴了共产主义的很多东西。倘没有共产主义这个对应物,资本主义就对自己所奉行的那一套超级自信,走上了另外一条完全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路。实际上资本主义出现了没多久,它的竞争者共产主义理论已经产生了。其中一个彻底没有以后,剩下的那一个可能会走到哪里?

    拍《红》的时候很矛盾,因为特别怕上一代人那些明显政治符号的东西。但我在哪个层面上来做呢?后来觉得要抛掉这些顾虑,先不管它。因为要解决自己的一个心结,就放手做了。

    这里面还有一些小问题。我为什么要在第一部分里拍性爱场景?当时并不清晰为什么要这么拍,就觉得有这个需要,就去拍了。具体的拍摄实践使我注意另外一个问题:创作过程是一个生长过程;解读过程是一个分析过程。创作的时候不太会去考虑原因和理由。如果是用逻辑,很多东西经不起分析。这里有一个如何看待作品的问题—你想在里面找什么?

    作品是不是艺术不重要,目前对我来说,在影像、自己与世界之间,锤炼出某种恒定的姻缘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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