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俸正杰访谈:当代和国际化的虚幻感

2012-09-27 23:3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赋予“红光亮”时尚、当代和国际化的虚幻感(2008年)

    对话者:俸正杰、高岭

    高岭:毛泽东时代,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是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的,也就是说他对色彩的理解,对造型的理解,构图的理解,必须有一个外在的东西,比如意识形态和政治说教宣传的要求,它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东西在支配着艺术家,这个色彩的要求是外在给定的,既然是给定的,他所画的红光亮就必须是健康的,向上的,幸福的。在我们今天看起来带有虚幻的、理想主义的一种满足感,我们每个人都是主人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度里是最幸福的,它要用这种色彩来营造这样的一个气氛。

    在文革时期的宣传画里边,伟大人物在表现上都画有轮廓光,不过它的轮廓光是圆的,跟西方的宗教画有点像,圣母像都带着圆形的光环。你的作品也有一种光芒,但不是圆的,而是根据人物对象的发型、头部和肩部的结构来画出的。这种光就没有那种崇高感。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更主动地把色彩为己所用,用这个色彩来表现现实商业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它主要是立足于对现实生活的感受,而不是一种历史记忆。

    俸正杰:以前“红光亮”的红有象征意味,意味着某些东西,那是由上而下约定的,要去表达一种崇高或者是健康、活泼向上的理想。我觉得我的玫瑰红,桃红,是和我们所处的时代环境有一定的关系,桃红这个颜色比较而言更中性化一些,更暧昧,但放在今天的语境里似乎又有一些东西在里边,又能激起人们的一些诸如消费欲望,甚至有一点点性感的感觉,和身体性物质性有更直接的有关系,而文革“红”的精神性思想性更强。

    高岭:红旗的那种正红和正黄,在过去都是和权利有关系的,跟意识形态有关系,跟主流的东西有关系,是一种给定的关系,然而桃红和玫瑰红是和世俗有关系,和消费有关系,和欲望有关系。

    俸正杰:它们和消费时代的虚荣和欲望有关系。我画的光晕不是要突出画中人物高大的感觉,而是让人产生怀疑,形成一种虚幻的感觉。所以不单色彩上有区别,光环所产生的意味也不一样。这种光感觉不是很高大,很崇高,很向上,它的出现恰好是让人对这种形象产生虚幻感,这种虚幻感无形中会让人觉得这很假,这种很假的感觉就会令观众联想今天消费社会所引导的价值观念。这种色彩系统不是简单地完全利用原来的资源来转换的,而是以我在生活中的感受去赋予色彩新的心理感觉,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力……

    我的肖像系列是基于这种感受开始创作的。作品中的形象在造型上都很时尚化,很都市化,很靓丽的,但是眼神的处理却让人意识到内心和外表是有一定距离的,甚至有矛盾,有困惑。我的作品反映出我们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一个协调的地步?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高岭:也就是说,你这十几年创作的第一个阶段是艳俗的时段,你虽然不是原创者,但在当时你很认同这个东西,你的画面还不是肖像。最近几年你的画面越来越集中在人物的肖像上面,就是头像上。你后面这个肖像系列越来越强调人物的皮肤,她的皮肤已经不再像人的真实肉身,倒像一个物体,物质化的一个壳,眼珠和眼白,对眼、斜眼,左顾右盼,焦点不在一个点上,通过这些来表达人物内心的苍白、匮乏。这个匮乏是物质丰富以后的一种匮乏,表面上很国际化、时尚化。所以这个时候你在造型语言上,在色彩和光的处理上更加有意识的强调光洁、平滑,追求瓷器一样物质化的质感。

    俸正杰:我不是“艳俗艺术”这个词语或概括这个艺术潮流或现象的原创者,但从艺术作品创作的的角度我确是最早的先行者之一。在这个阶段,不管是画面还是人物,整个就是用表面很多东西组合之后传达出一种尴尬的趣味,就是说那个时候,都还是全部在表面上做文章。2000年以后,进入肖像这个系列以后,它虽然也是在用表面的东西,但是通过眼神,通过嘴唇,这些东西就能让人不仅仅是看见了表面,你还不得不面对它表面背后的东西,背后或许没有东西,但是你还是必须去想,哪怕是虚无的,你也得去想想为什么虚无,甚至,你会觉得这个表面很单薄,很脆弱,但是你仍然会去琢磨。有意思就在这种地方。比如嘴唇的红,我用的是大红,这种大红在过去的红光亮里边的意味是不一样的,同样的大红,在我的画面里边为什么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意味呢?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放在我的画面里边,通过玫瑰红、桃红、粉红、粉绿、翠绿这些关系,就不会觉得是那种很正面的大红,甚至它就已经成为了所谓的血盆大口,充满欲望等感觉。我是通过这些色彩系统的组合、对比赋予了这些色彩新的、独立的一些意义和指向。
 
    高岭:作为艺术家你是通过个人自己的色彩来构建一个体系或框架来表现现实生活,是一种自发的、主观能动的行为,而不是过去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那种大的框架中,通过什么宣传系统呀、文化系统呀来要求的,你是形而下的一种对现实的表达。

    俸正杰:前段时间我在新加坡做个展,老栗(栗宪庭先生)在写文章时也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我把这个色彩已经发挥到一种极致,他认为现在这个肖像系列,已经创造出了一个消费文化的经典。

    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那么多,我创作的时候,是不从文字和概念方面来考虑的。我创作上很早开始就有后来被称为艳俗这方面的感受和体会,当时我还在四川,对这个概念其实一点也不敏感,只是把感受到的东西用自己认为最适合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已。其实这也是一个有感而发逐渐清晰准确的过程,理论家看到这些现象之后,会把这些概括出来,我自己没有想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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