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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华:文学艺术须以大思想创造新精神气候

2012-09-28 09:19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夏志华 阅读
  人自己改写了关于“人”的概念,人变了,文学艺术行为是否需要改变呢?否则,文学艺术还会为人所需要吗?在还没有得出结论前,现状是,文学艺术已经无法提供人所需要的情感与思想了,文学艺术也不再是人类情感与思想的避难所。
  
  在这个被称之为数化主义的时代,人发生了本质性变化,人习惯于从反面看事物,从非本质的角度攫取事物的价值,对神圣的事物大都持戏谑态度,只注重事物的可消费性与可娱性,而不再关注其文化价值。人不再用文学艺术交流情感与思想,而只用符号、文字交换信息,一切皆“被数化”,一切皆为消费品,文学、绘画、音乐、电影等艺术沦为被消费的地位。克莱门特·格林伯格说,“我们可以带着某种确信说,我们现在的这个阶段的文化是一种正在退步的文化”①。如果将人的变化与艺术的境地关连起来,这不仅仅是文化退步的问题,人的变化在改变一切,带来了一些见所未见的问题,对于文学艺术而言,其严重性日渐显示为文学艺术的本质也将要发生根本性变化。
  
  文学艺术陷入灾难性困境,一般与社会的黑暗专制程度有关,不过,当文学艺术勇敢地面对黑暗时,也正是文学艺术再次闪现价值的时候。如果文学艺术面对的不再是黑暗的社会而是非本质的人,文学艺术遭遇的问题就复杂得多了,——数化人使得当今的文学艺术所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文艺复兴、人本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时期的文学艺术所能面对的问题了。如果我们刻意将这样的局面限定在艺术方面,那么诗、小说、给画等面临的问题就比任何年代所遇到的问题都要根本得多,就像一次彻底的探底一样,即涉及到文学艺术的本质问题,即人变了,文学艺术变不变?或者,文学艺术随着人异变而变化,文学艺术的本质性功能是否还有可能存在?
  
  当今文学艺术陷入灾难性境地而不能自拨,恰恰源于人本质的变化,这首先就得弄清楚人发生了哪些变化②。关于人的概念,希腊古典科学哲学、宗教、人文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思想都有解释。赫舍尔说,古希腊人认为,人首先是理性的存在,理性使人同宇宙和谐一致,人类依照宇宙关系与宇宙精神构成人类社会关系以及存在精神。《圣经》的言说显示,人首先是接受制约的存在,是可以对其提出要求的存在。宗教意识到了人的本质会发生变化,而因制订了严肃的教义来约束人的行为与信仰,这是为了保障人成为可规约的人。康德哲学基于世界理念说,把道德作为一个理念嵌入人的本质,只有道德的人才适于世界这个理念。马克思主义学说(虽属哲学范畴,但被运用得最多的是社会政治学式的,在这里要与古希腊带有科学性质的哲学区分开来)对人的概定从意识形态出发,完全着眼于社会需要和政治目的,以社会需要决定论为理论根据,因而人这一概念中的物质与精神部分被赋予极端的政治理性与政治精神,人是可改造的、可适应某种社会形态需要的意识形态的人。
  
  发展到现在,数化人用了一段较漫长的历史抵制住了所有社会对人的改造,成为回归自然属性的人。数化人毫无羞怯地亮出自私本质,运用数化这一本质性方法,将利益极端化,将私利无限化,不再考虑人的终极目的,只图生活得富足、自由、幸福、欢快,荒诞也不失为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或者是排解无聊和杜绝平庸的一种手段,其生活态度是消费一切。
  
  虽然大家对数化人、对数化人行为和数化主义这些概念还很陌生,或者身在其中而对自身的变化毫无觉察,但是数化已经在人的生命行为上打下了烙印,并左右社会行为。数化人其实是人在发展过程中,打破了“人”这一概念物质与精神的平衡,遗弃了科学定义的人、宗教定义的人、哲学定义的人与政治定义的人的本质,进而发展成为数化人,这是过去的一些大思想不曾界定的第……五种人③,这是人成功抵制社会改造的结果,我们曾经钦服的大思想完全没有料定人的本质会发生如此异变。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大思想家一度表现出绝对的勇气,认为他们的大思想找到了人的本质,而且认定是唯一的,但是,意料之外的事件恰恰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就发生了,绝对本质意义上的人已经不复存在。如果我们再拿那些过去的关于人的概念来观察当今的人,其出入会令自己惊诧不已。
  
  人的本质发生了变化④,那些具有原属本质的事物还会适应人吗?文学艺术的本质性功能还能保持下去吗?这些过去绝对无意义的、从不引人怀疑的问题突然凸显在人的面前。
  
  数化特征显现之前,在人本质异化过程同时致使事物异化这一现象出现之前,哲学和宗教从来没有怀疑过文学艺术对于人的功能。就离我们最近的情形来说,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分配给文学艺术的任务就极其重大,本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和时代中的人类社会形态都是当时当地占优势的生产方法的产物;并且从社会形态所包含的关系中产生了如政治法律宗教哲学文学和艺术这样一些高级活动的‘上层建筑’。这些活动并不像有时人们想像的那样可以完全用经济来解释。”⑤马克思同时认为也不是全然只有经济状况才是积极的因素,艺术必然与那个给予艺术家以训练和闲暇从而使艺术成为可能的社会制度一起停止繁荣,艺术家自己可能是为了质疑社会制度,揭露其繁荣的各种原因而工作的,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发生了令人惊诧的变化,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工作者在实际工作和理论上出现了把艺术专门当作一种武器的倾向,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功能得到更大程度的强化。在完成了它的初期服务于斗争的任务,代表一个阶级完成统一的、代表阶级性的价值观后,托洛茨基质疑中带有确认地说,之后的社会还有没有艺术文化?它可能只有政治文化。有一个共同的看法是,辩证法因素经常导至社会的宗教,不是导致社会的艺术,人类的想象力已经想象得到重新创造人类社会的可能性。威尔逊说我们决不能忽视人类精神试图超越文学艺术本身的最初的努力。但是已经无法阻止了,在社会需要决定论的基础上,也可以建构文学艺术的工具性价值体系——虽然建设这一体系是以牺牲文学艺术的本质功能为代价。   文学艺术遭遇的问题不仅仅是关于人与社会的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在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前置于理论构想前期和斗争过程中时,被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对于“社会需要论”是“合理”的。社会需要决定人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人,社会需要决定必须让人拥有统一的价值观,即要求人不断认识自己,不断完善自己,令自己达向一个更高更新、更政治的存在,文学艺术就必须服务于人的这一类发展,那么,文学艺术为此发挥的作用将不亚于政治,如此一来,就会确如托洛茨基所说,这样的社会真就不需要文学艺术了,或者文学艺术成为高于人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
  
  对于萨特来说,这显然是荒谬的。萨特说“艺术创作的主要动机之一当然在于我们需要感到自己对于世界而言是本质性的”⑥。文学艺术除此应该没有比这一点更为正确、更为重要的功能,如果社会发展到了一个不需要文学艺术的时代,如果文学艺术不再为让人感觉本质存在,不再创造大思想清除社会对人的本质存在的遮蔽,那么社会与文学艺术将同样遭遇被异化的荒谬结局。
  
  实际上,宗教、哲学、科学、政治对人的改造并不成功,宗教、政治并没有阻止人类放弃最具自然性的本质。当数化人借助本质动力,毕其全部智慧获得利益、创造利益,图谋活得更欢乐、更荒诞、更幸福、更自由、更自足,托洛茨基所说的文学艺术这一意识形态工具,也被数化人弃如敝履。哲学的人、科学的人、宗教的人、意识形态的人之后的数化人融汇了物质与精神的所有可能性,不得不通过文学艺术虚构捕获利益是高尚的行为。
  
  人类发展各阶段,基本上是围绕社会需要决定社会形态,社会需要同时决定各类斗争的形式以及斗争的对象而展开的,革命与斗争的焦点总是触及人的存在,总是人的本质与非本质的展开与折压,漫长的斗争史上,受伤的不是哲学、宗教、科学与政治,只会是人,如此境况下,当人性受到戕害,具有大思想的文学艺术作品就成了人类心灵的避难所。“尽管这些现象光怪陆离,尽管有那些混乱和野蛮的争斗,精神三角形实际上在缓慢但坚定地,以不可遏制的力量向前向上运动”⑦。在这个精神三角中,无论文学艺术离大众多远,但在精神巅峰上总是存在希望。只要人愿意花费力量攀登,总会找到一些启示。不过,当关于人的概念出现内涵上的偏执与外延上的非全面性,由于价值的不完整性与决定的单一性之间的不一致就造成了某些问题。“这些问题以实际冲突的形式出现,而且它们通常具有道德的成分”⑧。这些冲突和斗争便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在关于“人”的概念上发生。残酷斗争损耗了人的所有理性,疲倦的人离那个精神三角的顶峰越来越远。
  
  康定斯基在他那个年代就发现精神三角“下面最大区域之一都已经达到呼出物质主义‘信念’首批口号的地步”⑨。物质与精神在关于人的概念上失衡,必然分解精神三角的稳定性,必然导致人建立对于物资的信仰,同时导致人更大规模地向三角底层回归,三角底层出现最大化,处于三角的精神之巅的文学艺术也日益缺乏感召力。而此时文学艺术并没有意识到此种危险已经出现,还不急于摆脱社会需要决定论,认为自身的价值就是源于社会需要论而坚定不移地改造人的本性和完善人的政治行为。在数化主义框架下这显然是反人性的。而人目前绝不是宗教概念上的人,也不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人,同时也抛弃一度拥有的纯粹理性,那么,艺术再现改造说,通过艺术让人符合社会需要,显然就有太多被数化人冷落的理由。
  
  谁错了呢?是艺术错了还是人错了?其实,文学艺术与人两者都错了,虽然首先是人变化导致危机发生,但文学艺术因精神指向不够鲜明也在某些范畴怂恿人变化。这让我们不得不遭遇到这样一个大问题——如果文学艺术的本质是不变的,文学艺术对于人类是否具有永恒性价值?虽然托洛茨基说过,按照一个良好的政治计划发展下来,今后可能只需要一种政治文化,但是历史深处的声音并不如此肯定。在脱愚期、反桎锢期、中世纪、工业文明时代、黑暗社会、专制社会,人一直需要艺术拓展精神空间,需要艺术提醒社会确认、遵崇人的本质,人也通过艺术表达情感与理想来获取胜利。如此一来,似乎只要能回答“什么样的文学艺术”才有利于人类发展这一问题,文学艺术的所有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可是这个问题久拖未决,进入数化时代,人与社会的斗争重心转移到与概念的斗争上来,相对于数化人,既往的一些关于人的概念——-希腊哲学的人(科学意义上的)、宗教的人(精神意义上的)、文化道德的人(理念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的所有关于人的概念,都带有相对的束缚或者说制约性,只有数化人这一概念——从生物角度来看可以说是最自由、最自主、最自足,最本质了,数化人抛弃了理性决定论、精神决定论以及社会需要决定论,而完成按照个体利益需要决定论来存在,来决定社会形态,决定人的行为。也就是说,数化人是根据个人需要来决定文化,那么,人在数化主义时代是否还需要文学艺术保持其不变的本质,人是否还需要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艺术,文学艺术对于数化人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文学艺术是否会像宗教一样,成为人们记忆中的一种没有精神实质的文化形式,这都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文学艺术几乎与宗教、哲学、科学一同构成社会四核心文化,在某些特殊社会阶段,文学艺术甚至是宗教、哲学、科学、政治思想的集合体,在人的求索阶段为人提供最切合人性存在的价值观,避免人成为单一的宗教人、单一的意识形态人、或是片面理性的科学人,让人摆脱宗教的命令以及革命理论的规划,自主能动地不断认识自己、完善自己、发展自己,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更高更新的自我存在。在面对人的本质方面,文学艺术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生命体需要什么样的利益才能更好发展、使生命间的关系更和谐。
  
  但是,大部分思考在数化人面前终结,当数化人的存在原则决定社会形态和文化价值时,文学艺术之作为艺术而存在的本质与精神几乎就是数化人的精神悖论。艺术精神源于大自然,它不像宗教那样规定人,不像意识形态学说那样改造人、规划人。文学艺术提示人必须秉持“人不会大于人、人不会大于物”这一法则,人的一切行为必须使生命间的关系更美好,如果某一社会政治行为借宗教、哲学、科学之义破坏这样的法则时,文学艺术就以其独特的批判精神唤起社会良知,恢复法则,她最大的意旨是在人、社会破坏自然法则的情况下修正一些不法行为。如此一来,文学艺术就成了数化人生活的障碍,艺术精神面临着只需要物资保障的数化人的抛弃。加上文学艺术自身无法预料重重阴谋会在哪个时期发生——人考虑绕开文学艺术,就像人早些年绕开宗教、政治一样,独自生活,即使陷入全面孤独也在所不惜。   一些经典文学艺术作品已经体察到上述问题,在人这一尺子面前,宗教强调的人对于上帝的责任消失得无影无踪,政治强调的社会目的与人的生活错锋而过,政治设计的高级的、理想的社会不再吸引人。人的尺子上刻满疏密有间的利益刻度,人这个概念中的精神部分几近消失,物质部分得到凸显。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文学艺术,几乎失去了作用对象。因而,这个时代,文学艺术的修正主义功能与感召意义,以及批判精神再也得不到任何回应。没有什么比遭遇不予理睬更为惨绝了。
  
  这究竟会铸成了什么样的事实和错误呢?中世纪、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西方,专制时期、被殖民时期的东方,文学艺术总是人的避难所,人总需要在艺术中避难,人的灾难也丰富着文学艺术的价值,艺术在被摧殘时也在人那里获得不息的生命,这是因为文学艺术还可以做人的避难所,还可以提供人需要的共同价值。目前,人与艺术都“被数化”,人不再需要共同价值观。
  
  黑暗愚昧是人类的第一灾难,激情聪慧就是人类的第二灾难,灾难具有其对称性。智慧之源是自私,自私使人智慧,同时“智慧必将导致灾难”。数化社会是一个智慧的社会。如果科学是智慧的果实,“科学是导向智慧学的狭窄之闼,偌若所谓智慧学不仅是指人们应当作的事,而且还指应当充任教师们的准绳的东西,为着他们既顺利又明显地开辟每个人应当行走的通向智慧之路,并确保他人不入歧途”⑩,这是智慧的伦理。但是,进入数化这个智慧社会,误入歧途的事件时有发生,数化人彻底地抛弃了智慧伦理,刻意地另避蹊径。资本主义社会在极端时期将利益与恶的关系表现得极其淋漓,数化主义社会将恶表现得无限高尚,——将邪恶高尚化这是只有数化人才具有的智慧。显然,在传统的文学艺术那里,这是一种非标准、非价值性智慧,可惜的是,人已经不需要文学艺术了,纯粹的理性批判失去了可呼应的对象,那还会有什么标准来检验人的智慧呢?
  
  此时我们深刻知会海德格尔的忧虑,无论我们人类称之为辉煌的什么时代——无论是自然主义时期、中世纪,还是人文主义时代、市场资本主义时代;无论是黑暗社会,还是辉煌年代,人走过的总是一个灾难的历程,那些标签社会——引导人也好,阻绝人也好、发展人也好,带给人的总是灾难,即使如此,也总有一种东西不会被毁灭,海德格尔说:“无论通过何种方式,良知总会给出某种可领会的东西”⑾。人遭遇灾难的过程中,良知并不保留在哲学、宗教和科学中,而是保留在文学艺术中。虽然数化人成其为数化人之际,将一切可知的东西陌生化、非文化化、资源化,但是只有文学艺术保留对良知的记忆,艺术拥有“良知从丧失于常人的境况中唤起此在本身”的力量⑿。良知是万物的本质根据,它提供人类走向终极目的的本质性动力,文学艺术与此有着密切的关联和较强的针对性,人类一旦陷入苦难,文学艺术创造的大思想有可能唤醒人们。
  
  虽然数化人已远离文学艺术,目前也无法确认文学艺术对于人类是否还具有永恒价值,我们也无法知道若干年后五谷杂粮对于人是否还有价值,但是从各个历史时期来看,唤醒人的总是文学艺术及其创造的大思想,而不是政治制度、法律条文、宪章宪法和国家体制。我们虽然承认数化人回归到生物自然本质,但因其缺乏文化因素人的生物本性不具备自足性,不具备自我完善功能,那么人的生物本性也不会良化进而促进良知觉醒。如果没有外界力量,如果文学艺术不提供大思想大精神,生物本性的人不可能自觉进入改良期。自私的人不可能与另一无私的物种媾合进而良化,外星人似乎也无此责任改良人类,在宗教、哲学、科学、政治逐一失败的情况下,那么,有可能轮到文学艺术承担起拯救人的责任了,有可能是文学艺术创造出某种不单以宗教的、哲学的、科学的和政治的面貌呈现的大思想,进而创造一种全新的精神气候来保障人的存在具有合目的性。
  
  适应于未来的大思想,根本上不是加布勒所列举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美国神学家)、丹尼尔·贝尔(美国社会学家,其著作对美国政治经济有很大影响)、贝蒂·弗里丹(美国作家、社会活动家和女权主义者)、卡尔·萨根(美国天文学家、宇宙学家)和斯蒂芬·杰伊·古尔德(美国古生物学家、进化生物学家)等等关于“意识形态的终结”、“媒介即讯息”、“女性的神秘感”、“大爆炸理论”、“历史的终结”等思想。也不是先锋理论和革命学说。比如说,弗洛伊德虽然教会我们探究自已的心理,但在给定我们理解人的感情和行为的方法与依据上,它出乎意料地怂恿了人的欲望,让人获得了冲破许多界限的文化根据。爱因斯坦虽然改写了物理学,但其思想没有让人更加敬畏大自然,并从此遵循大自然提供的规律,相反,科学瓦解了工具伦理,人借重科学技术的工具力量,破坏了宇宙精神给人类提供的生存法则。马克思指明了生产资料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政治制度的关系,但因其鲜明的动机有许多被利用的可能,以致利用者出于某些政治动机假借社会需要决定论让人套上了政治枷锁,并激化了人的仇恨心理,引发多重的旷日持久的冲突。引发危机并破坏秩序与价值的大思想,无论在社会的哪个阶段起到了何等重大作用,都是负价值思想,都将被排除在大思想之外。
  
  适应于未来的大思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这篇文章可能没有力量进行预判和瞻望,更无从对其进行设计与规定,仅仅只能提供一种预期。伏尔泰比较厌恶这种批判大于建构的理论,但他同时也同情这样的理论陷入了复杂而特殊的境地,是复杂而特殊的境地使某种可能的建设失去了基础。何况目前的境况正如卢克莱修说,“自然凋谢,大地枯竭;人类退化,力尽气绝,衰牛弱犊,消耗着不毛的田野”⒀,让人正视人本质发生了变化,事实的预警意义可能大于真理的力量,到了生死存亡的这个年代,我们也不可能幼稚得重蹈一些曾经的大思想的旧辙而规划一些真理。而在人类退化过程中,再耀眼的真理在数化人眼中也会变成怪论。虽然如此,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一度被认为是而终究被终结的大思想那里作逆向思考与推论,其结论是,所谓的文学艺术创造的大思想,她既不是极端精神的也不是极端物质的,并在一些紧要关头首先解决社会需要决定和个人利益决定论二者制造的矛盾,让人意识到自身的灾难,并成为供人思考的避难所。
  
  在这个结论中,数化人仍然是第一位的,在艺术领域,被思考的对象数化人仍然居于首位。宗教(已经被彻底虚无化)、哲学(已经停滞并陷入知识假象)、科学(丧失伦理并完全被数化人工具化)、政治(有穷途感)已经无法排解人的要求而创造大思想了。“当宗教、哲学发生震颤,科学、道德(后者是尼采的有力之手)和外在支柱受到倾轧的威胁,人就把自己的目光由外表转向内在的自我。文学音乐和艺术是首要的、最敏感的区域,那个向精神因素的转折最容易在这些领域里以现实的形式为人发现”⒁。因此我们还是同样可以寄希望于文学艺术,文学艺术最容易制造有力的转折,哪怕是最不需要文学艺术的数化人,正如康定斯基所说,也最容易在文学艺术中发现自身的危险处境,因此,文学艺术必须创造大思想,负担起为人提供避难所的责任,让人在艺术中栖息、反思个人和社会行为,发现人类社会的转折点,从而走出人类自身制造的灾难。   文学艺术以其大思想创造的全新的精神气候可能只是新开篇前的一个标题,那就是“廓清人的终极存在目的”,让人一起床就习惯于把“如何存在下去”当作首要问题来思考,并以其思考所得作为生活原则来修正人的日常行为,具有大思想的文学艺术必须具备此一力量与远见,必须创造一种全新的精神气候,而不只是高举“终极关怀”这一标语口号。就目前的情形来看,进入未来王国的精神气候可能真只有文学艺术来创造,这样的逻辑虽然荒谬,但在哲学、宗教、科学、政治和整个人类正在退化的过程中,文学艺术的此类责任确实值得注意,德尔图良不是也说,正因为荒谬,所以更值得相信。在整个荒诞时代,某一种荒谬也许可以制造人类的转折。
  
  贫穷而听到风声总是好的,陷入灾难还有愿望也是好的。如果文学艺术再不以其大思想为人类创造全新的精神气候,那真会如托洛茨基所说,社会不再需要文学艺术了。不过眼下,文学艺术还会作为人的消费品存在一段时间,在被消费的过程中,偶尔治愈一两次人类的精神感冒症也是好的。
  
  注释:
  ① [美] 克莱门特·格林伯格《艺术与文化》广西师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第27页。
  ② 见《人类发展本对于人的本质而言其实是静止的——数化人概念辨析》。
  ③ 见《数化人》以及《人类发展本对于人的本质而言其实是静止的——数化人概念辨析》对数化人这一概念的解释。
  ④ 见《人类发展相对于人的本质而言其实是静止的——数化人概念辨析》。
  ⑤ [美] 爱·威尔逊《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载《二十世纪文学批评》上海译文出版社会1987年2月版第407页。
  ⑥ 让-保罗·萨特《为什么写作?》载《二十世界文学评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版下册第3页。
  ⑦ [俄] 瓦西里·康定斯基《艺术中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14页。
  ⑧ [美] 托马斯·内格尔《人的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38页。
  ⑨ [俄] 瓦西里·康定斯基《艺术中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16页。
  ⑩ [德]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本 商务印书馆1999年5月版第179页。
  ⑾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第一版第323页。
  ⑿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第一版第328页。
  ⒀ [法]伏尔泰《哲学辞典》《古人与今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5页。
  ⒁ [俄] 康定斯基《艺术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版第23、24页。
  
  2011年11月11日-12月25日
  2012年1月1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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