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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的命运:一出生就差点死去

2020-06-19 17:26 来源:群学书院企鹅号 作者:群学君 阅读

《译林》的命运

朋友寄给我一册41年前的旧杂志,发黄的纸页背后,有一段令人唏嘘的往事。

如果当年《译林》就那样死去,恐怕也不会有今天这个有名的出版社,更不会有三十多年来它出版的那些令人爱不释手的好书。

永远要记住,无论一份杂志,一个出版社还是一个文化品牌,培育长大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有时甚至要几代人的心血呵护,可是摧毁它却易如反掌,有时甚至就在眨眼之间。

《译林》的命运:

一出生就差点死亡

文 | 群学君

01

1979年初,江苏省委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指示江苏省出版局创办一本介绍外国文化现状的翻译刊物,这个任务被交到刚进入出版界不久的李景端手里。

经过深思熟虑,李景端决定将外国文学作为这本刊物的主要翻译出版方向,一方面,相对来说,文学作品远离意识形态,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时代,相对比较安全,另一方面,绝大部分外国文学作品在过去三十年里成为“禁区”,长期禁锢积聚了多少阅读的渴望,成为潜在的巨大市场。

1949年以后,除了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学作品、少数外国古典作家和近现代进步作家作品外,中国读者几乎是与整个西方文学界隔绝的。1963年开始,作家出版社等以“内部供参考批判资料”的名义出版过一批外国现代文学作品,包括爱伦堡的《人 · 岁月 · 生活》、《解冻》,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加缪的《局外人》,凯鲁亚克(当时翻译为克茹亚克)的《在路上》,萨特的《厌恶及其他》,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乃至索尔仁尼琴的小说,都曾得译为中文出版。但是这批作品数量非常有限,传播渠道更是及其狭窄,除了极少数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其他人很少能够接触到。

此前,社科院外国文学所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相继恢复了《世界文学》和《外国文艺》的出版,为了有别于这两份重量级的外国文学译介刊物,江苏出版的这本外国文学杂志确定以“打开窗口、了解世界”为宗旨,重点介绍外国当代文学。在戈宝权先生的启发和鼓励下,李景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为刊物组建了一个极其“显赫”的编委会:

钱锺书、杨绛、戈宝权、卞之琳、王佐良、周煦良、杨周翰、吴富恒、杨岂深、冯亦代、毕朔望、范存忠、陈嘉、戴镏龄、李芒、萧乾……

后来,李景端在邀请周煦良先生担任编委时说过这样一句话:

外国人只读《红楼梦》是不可能了解今天的中国,中国读者如果只能读狄更斯和巴尔扎克,同样不能了解当下的外国社会。

一切预示着这株即将破土而出的幼芽无比光明的前景,只是谁也没有听到,远处乌云里,似乎隐隐有雷声传来。

02

1979年11月,这份名为《译林》(顺便说一句,这个典雅的名字,来自古籍编辑孙猛的灵机一动)的刊物在南京面世,毫不夸张的说,它震动了整个读者圈。

这本16开240页厚厚的杂志火到什么程度呢?今天看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初版印刷了20万册,一周之内就脱销;加印了20万册,又很快售罄。新华书店要求再加印40万册,最终出版社只印了20万册,原因是:纸张紧缺。这是名副其实的“洛阳纸贵”了。

最鼎盛的时候,邮局每天用麻袋往《译林》编辑部送汇款单——都是全国读者发来订购杂志的。当时的《译林》定价是1.2元,可黑市上炒到2元,外加两张香烟票。李景端有一次去医院看病,医生看到他的工作单位填的是“《译林》编辑部”,立刻把病历抽出来请他先看。

今天再回过头去读一读这本泛黄的杂志,你仿佛会有一种“穿越感”,而这种“穿越感”也正是它如此畅销的原因所在——这哪里是一份四十一年前“文革”刚刚结束时的杂志?即使放到21世纪的今天,选题的眼光,也毫不“落伍”。

比如,早几年我们都看过何冰、韩童生主演的电影《十二公民》,一时引发热议,却少有人知这部电影是翻拍1957年米高梅公司的电影《十二怒汉》(12 Angry Men)。而《译林》创刊号上就全文刊登了《十二怒汉》的剧本——要知道,那个时候连“四人帮”还没有被公审,绝大部分中国人对西方的陪审员制度及其背后的司法精神,一无所知,这部剧本的发表,堪称“石破天惊”。

再比如,冯汉津对加缪(当时译作“卡缪”)及其“荒诞文学”的介绍,袁可嘉对“意识流”的介绍,董衡巽对“迷惘的一代”的介绍,刘象愚对“表现主义”的介绍,张子清对“黑色幽默”的介绍,奇青对“愤怒的青年”的介绍,还有对当年的《纽约客》,当年纽约林肯中心的音乐、舞蹈、戏剧大会演,当年日本直木奖等等的介绍,毫不夸张的说,《译林》创刊号,基本和当时的世界文学实现了“同频共振”。

更重要的是,《译林》创刊号的以差不多一半的篇幅,全文刊登了阿加莎 · 克里斯蒂的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不久前,全国影院上映了约翰 · 古勒米执导、彼德 · 乌斯蒂诺夫主演的《尼罗河上的惨案》,这大概是“文革”后第一部全国公映的通俗题材的译制片,引起轰动。《译林》顺应时势,及时推出“阿婆”小说全译本,它的畅销,也正在清理之中了。

沉浸在首战告捷中喜悦中的李景端和《译林》同仁不会想到,几个月后,一场风暴即将扑面而来。

03

1980年4月,北京方面传来令人大吃一惊的消息,据说胡乔木同志在一次讲话中,点名批评了《译林》。很快,“据说”有了实锤,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同时接到胡乔木批转来的一封信,信是时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先生写给胡乔木的,主旨思想是,对江苏出版《尼罗河上的惨案》和浙江出版《飘》提出极严厉的批评。冯至先生在信中写道:

目前有关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某些情况,觉得与左联革命传统距离太远了。近年来有个别出版社有片面追求利润的倾向,当前我国印刷和纸张都很紧张,他们却翻译出版了些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作品。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丛刊”《译林》1979年第一期,用将及全刊一半的篇幅登载了英国侦探小说女作家克里斯蒂的《尼罗诃上的惨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同一作家的《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这些书刊被一部分读者争相购阅,广为“流传”,印数达到数十万册以上。

侦探小说中也有优秀的、启人深思的作品。但是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教育意义、有时还能造成坏的影响,根本谈不上对于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有任何好处。克里斯蒂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已开始写作,三十年代已大量生产,我见闻有限,过去却很少听人提到过她,为什么现在忽然这样“时兴”?从这点看来,我们读书界的思想境界和趣味,真使人有“倒退”之感。

我国自从“五四”以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对于新文学的建设和革命事业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回想三十年代,我国进步的出版界,出了许多进步书刊,为革命事业做出不能磨灭的贡献。现在为什么有的出版社置自己的责任于不顾,出那些“惨案”、“谋杀案”之类的书籍而沾沾自喜?自“五四”以来,我国的出版界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堕落过。

……

还听说,浙江人民出版社把解放前傅东华翻译的《飘》印了几十万册,大为倾销。既不问《飘》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也不问翻译的质量如何,这种行动,除去为了赚钱以外,我得不到任何别的解释,可是“社会主义”不知随风“飘”到哪里去了。

……

当前出版界和读书界之所以有这种混乱现象,可以说是对于十多年极“左”路线广设禁区的一种惩罚。希望出版界多出些好书,不要趋“时”媚“世”,多想一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版者应负的责任,把不良的风气扭转过来。

由中央负责同志批转文件给省委研究处理,即便在改革开放以后,也是相当重大的政治事件。

《译林》创刊号开头刊登了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陈嘉教授的短文《读点外国文学很有好处》,陈嘉先生是美国威士康辛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硕士、耶鲁大学博士,是中国英美文学界的泰斗,可他在文章的开头却写道:

我搞了几十年外国文学,到了1966年,忽然间这几十年的光阴,等于是虚度了,这方面的缴学与研究都白费了。不但白费,而且还说是放了大量的“毒”。

言犹在耳,没想到几个月后,一语成谶。

刚出版一期的《译林》,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

04

所幸,这场风波发生在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时代主流,江苏省委在慎重讨论之后,做了指示:

《译林》还是应该办下去,但选稿应当坚持党的文艺方针,要办得更好,要认真做到位社会主义四化服务。

江苏省出版局局长高斯也表示,在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公映之后,把原著加以出版,有助于读者全面认识这部作品,这不是什么错误。

尽管如此,《译林》依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一个月后,中国作协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李景端代表《译林》参会,到了会场后他发现,每个人的材料袋里,都有一份冯至先生撰写的那封信!

在会上,李景端顶着压力,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特别强调对外国通俗文学的争论是学术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讨论和争鸣来达成共识,不能简单地断论“堕落”。“左联”的革命精神当然要继承,但是随着时代发展,介绍外国文学的视野也要与时俱进。

李景端的看法获得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在大会闭幕式上,宣传部长王任重一锤定音:这件事就这样处理,到此结束。李景端也因此与冯至先生“不打不相识”,彼此得以开诚布公地交换了看法。

一年以后,《译林》收到钱锺书、杨绛先生联名的来信:

《译林》这一年来不断改进,在我们接触到的青年人里,有很好的“口碑”。我们听到后,觉得沾了光,同时也内心惭愧,因为我们挂了“编委”的空名,一点儿也没有实质的贡献。

译林的特色是把“通俗”的或眼前“畅销”的作品和“经典”或“高级”(elitist)的、公认较经得起时伺考验的作品、有比例地作准确的介绍。“畅销”并不保证作品的文学价值,但是也并不表明作品的毫无文学价值。“经典”或“高级”作品里有些是一度的“畅销书”而为了理解外国当前的社会,通俗流行的作品常常是较好的指南。这些事实是“文艺社会学”(literarysociology)家像R. D. Altick,R. Escarpit,R. Schenda,J. L. Sammons等著作里反复阐明的。《译林》在这一方面的努力,有显著的成功。

在另一封信里,钱锺书夫妇对李景端说:

我的用意是拥护《译林》的方针,而让那些研究外国文学的“权威”开开“洋荤”,知道有一门新学问——“文艺社会学”。这门学问特别重视通俗“畅销”作品等“次等文学”(Sub-literature)作为“社会镜子”的反映作用和现实意义,是在德、法、美三国兴盛的研究。《译林》对克里斯蒂、杜穆里埃之类不排除,正是既合世界潮流又开中国风气,顶刮刮的好事。

如果说王任重的讲话,代表了官方对《译林》的认可,那么钱锺书先生的来信,则意味着学界老人们对《译林》办刊方向的支持。至此,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终告结束,《译林》这棵幼苗,开始茁壮成长。

05

令人唏嘘的“译林风波”结束了,译林的故事却才刚刚开始。

80年代“文化热”时期,最多时全国有30多种外国文学类刊物,时移世易,其中的大部分早已消失不见,唯有《译林》不仅坚持下来,更在一本杂志的基础上,衍生出庞大的出版机构——译林出版社,乃至于形成一种“译林现象”。

二三十年来,译林在国内率先出版了《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蒙田随笔》这类经典巨著的中译本,堪称“填补空白”之功,而“人文与社会译丛”“牛津通识读本系列”等则成为连续出版的文化品牌。有时候我数一数书柜里译林的出版物,真是不少!

这一两年,译林出版社的选题眼光和视野更加开阔,除了译介作品,他们更加注意中文原创作品的,比如以下四种书,看书名和选题,感觉不应该是一个由一个专业的翻译类出版社来做,可他们偏偏做了,还做得很好,这就让人心生感慨:就像40年前《译林》初生牛犊冲破“禁区”一样,任何一个好的出版社,都不会被所谓的“专业”或者“领域”所局限,而只能受那种真正的人文精神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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