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卫峰,白族,贵州人,诗人,评论家
阿诺阿布,贵州彝人,作家
人之一世,随处都是可以返回之所,但并不是回不去的地方都是故乡
赵卫峰:开门见山,黔地特色。我记得2008年你写过这样的句子:“身体独自沉重/故乡在远方变空”,似乎可以这样理解,20年来,你外出,游学,交际,生活,肉体当然始终如影随形,忠心耿耿,但“故乡”的感觉与认识却在不断变化。从不少诗题可以看到这种内在轨迹,如《贵阳的月亮》、《宣城之夜》、《黄鹤楼》、《王府井》、《日照记梦》,所经之外,所记之想,所写之诗,其实都成为了对“故乡”的对比物,参照系?写作也是为了重新寻找一个“故乡”或说“乌有之乡”?
阿诺阿布:很多年前,我看过一部叫《海上钢琴师》的电影,可以说,是从那部电影,我对所谓的故乡,有了另外的认识。你想,如果有人问主角,他的故乡在哪儿?除了那艘飘泊的船,他怎么回答呢?我们平常所说的故乡,大多是指肉体出生的地方。就我而言,我的故乡是贵州黔西县仁和乡燕山村,但是,在今天,黔西县燕山村这个名字已经不复存在了,它叫百里杜鹃管委会春坪村。这才三十年的光阴,就是如此天翻地覆,更别遑论历史的漫漫长河了。我今天再写故乡的诗,你说,我是写燕山好呢,还是写春坪好?由此可见,故乡,它是游离的,不确定的,或者说是相对的、变幻的。我在黔西二中念高中的时候,听到有同学是仁和乡的,我就很有一种莫明的亲切感。等我到了贵州民族大学,见到黔西县来的人,我都毫无疑问地把他们认同是故乡来的人,他们也同样把我当做同乡看待。二〇〇〇年我在北京,全部贵州人都是故乡来的人。在遥远的耶路撒冷,看见一张亚洲人的面孔,我都觉得是看到了故乡。我甚而在想,当有一天,我在月球上,看见一只青蛙,我肯定也会有故乡的冲动。实际上,我们对故乡的依恋和执着,其实主要是精神层面。
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统计,但是我想,就诗歌来说,除了爱情,故乡应该是诗人们倾述得最多的题材了。可以说这是一种难以解释清楚的现象,也许是人的原始的动物性使然。因为许多从来没有离开过他所居住的乡村的人,也在信誓旦旦的说乡愁,说故乡。尽管我认为这多少有些矫情,因为对于一个具体的身体,某种程度上说,没有离开,故乡就无从说起。我对故乡的怀念,其实是异国他乡,其实是人生中种种不如意,其实是对往事的眷念,其实是自己人生经历乃至人生经验的综合发酵。宣城也好,日照也罢,每个诗人看见的宣城、日照都是一个样的,他所描述的宣城和日照,却因各人心中的傀儡而各不相同。所以,肉体的故乡,只有一个,并且,我们无法选择;而精神的故乡,却有多个,并且时常因人而异。
赵卫峰:期间也有凭空之延伸,比如《西伯利亚》,《西西弗斯》,我想这样大题写作,意味着“知识”感的介入?当然这仍然是一种比较?其目的是从远到近,赞成我这种推测吗?其实,远也是近;正如你的两个重要的诗组《乌蒙山哀歌》和《马丘比丘之殇》,某种层面上它俩亦是一种呼应。至此,似乎“故乡”意识与“知识”感更进一步地挂钩了?
阿诺阿布:前面我已经说过,对于一个诗人,其精神故乡不受具体的物理意义上的限制,它有多重性。前年我在库斯科,你知道,那是略萨的故乡。一位母亲拉着蹦蹦跳跳的男孩从我面前经过,我突然间很感动,心揪了一下。为什么?我看见了略萨,我看见了略萨在库斯科苦难的童年,看到了略萨所遭受的那些不公。那一刻,我觉得库斯科好熟悉,好亲切。我蹲在马路边,捡起一块小石子,胡乱地画。事实上,你知道,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去库斯科,这辈子也许不会再去了,但是,千真万确,我就有那种他乡作故乡的感觉。《乌蒙山哀歌》和《马丘比丘之殇》之间,并没有什么刻意相连的东西,从写作时间来说,乌蒙山在前,马丘比丘在后。我之所以写作乌蒙山组诗,因为我从小长在那,其二,我讨厌许多写乌蒙山的诗歌,都是什么山鹰啊,血浓于水啊,这些很外在的表达。我个人认为,这种爱和思念,属于浅层次的,属于生理型的。
至于马丘比丘,那年世界诗人大会在秘鲁,很多诗人都写了马丘比丘,去马丘比丘的火车上,他们还朗诵了聂鲁达的《马丘比丘之颠》。我觉得中国诗人有时候真的很一厢情愿。我之所以写了那么几首,一是马丘比丘确实征服了我,那天下着小雨,那种天荒地老的感觉,直到现在还在我的脑海里纠缠。那可是印加文明的见证和缩影啊。二是作为彝族人,无论从图腾禁忌还是体质人类学方面,我觉得印中文明和我们有许多相似之处,站在马丘比丘荒山上,我真有那种同病相怜的感觉。我也写过一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但那更多是对犹太文化的致敬。
赵卫峰:诗歌之小,是指个人性,包括观念表达方面语言实践倾向;诗歌之大,亦可包括普遍意义上的诗意与神性。前些年,诗与远方通过民谣方式被扩展,“远方”成了美好与诗意的象征,随着在通俗层面上大众化理解或被旅游产业之类粉饰——事实上这个概念后来被含糊了,诗歌角度的“远方”,应该是未知之时,未知之所;不可抵达之处都是远方,不可回返之所都是故乡,你觉得是不是这样,比如,宣城、黄鹤楼、马丘比丘是历史文化的远方,也是故乡;西西弗斯更是精神的一种标记。
阿诺阿布:就形式而言,可以说,任何一种文化,它都是流行文化。我们国家的楚辞,唐诗,宋词,明清小令,莎士比亚的十四行,拜伦他们的哀歌,他们都是或者都至少是他们时代的最为流行的风格。诗歌如此,绘画,音乐、建筑、舞蹈,所有的艺术门类都是如此。不流行,它能存在吗?只是我们对流行的解读,太过于势利了。特别是全媒体的今天,许多垃圾,一夜之间泛起耀眼的浪花,全国人民一下子傻了眼。仿佛那些东西就是现实的全部,就是诗歌的全部。要我说,这是非常错误的。
流行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对于诗歌,只有经过漫长岁月之后仍然盘踞于大众的,那才叫真正的流行。而且,真正的流行和功利无关,社会上一段时间内出现并仅仅是在一段时间内让人接受的诗歌,那只是道具。从个人经验,我不同意你不可抵达之处都是远方这种说法。人之一世,随处都是可以返回之所,但并不是回不去的地方都是故乡;随处都是不可抵达之处,然而,并不是什么地方都是远方。《论语》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朋友从远方来,之所以快乐,主要是远方来的朋友,他带给你所不知道的事物。比如有一天,一个渔夫来到大山深处,他跟彝人说起汹涌澎湃的大海,山坡上的彝人,听得一惊一乍的,那时候,尽管他从未离开过大山,也从来没有见过大海,但是他和大海之间的距离已经不存在,也就是说,已经没有远方。朋友送了我一棵桂花,我种在楼顶花园里,精心照料它七年了,从来没有见过它一个花骨朵,它虽然就在我书房窗前,一天我要和它打几十个照面,但是我觉得它和我之间,隔着万水千山。对于诗人,远方指的不是物理距离,而应该是心理距离;故乡指的并不只是生你养你的地方,那些让你心里得到温暖,心灵得到依靠的地方,不管有没有去过,都可以看着是诗人的故乡。
人的一生是有限的,人的情感更是有限的
赵卫峰:熟悉的风景不再是风景,换言之,我们立足之地,相对而言也是他者视角里的“远方”, 现在我们说实些——乌蒙山,你曾有诗作名为《乌蒙山》:“一个男人年轻的时候离开/那真的不算离开/一个男人年轻的时候心痛/真的不算心痛……”乌蒙山的无名相对而言是远方历史时期东亚文化中心区,这是一个其实相当正常的怪象。如果拓开看整个云贵高原,相对有些文化名气的地理名词是“苗疆、大理、哀牢”,武侠文艺帮了些忙,但多是从文化偏见角度进入的。现在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会有“文化偏见”这种思维的存在?难道只是物质基础差异吗?为何“自然”不能成为一种判断尺度呢?你自己对乌蒙山这个“原地”这个“故乡”的认识尺度是些什么呢?
阿诺阿布:你所说的“文化偏见”,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甚至可以这么说,人类的一切偏见,都是文化的偏见。对于历史长河,作为个体,人生的短暂,几乎超出我们的接受力。民间有彭祖八百岁的传说,书上有皇帝们千岁万岁的称呼,谷歌的科学家说不远的将来,人类将获得永生。所有这一切,对于浩瀚的宇宙,生命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的事。这方面,霍金他们有许多精彩的论述。我想说的是,对于个体短促的一生而言,即使他智慧如老子,聪明如亚里士多德,穷其一生,他所掌握的文化知识,也是非常有限。今天尽管交通四通八达,网络无处不在,但是真让我们记住的山坡,真正让我们记住的河流,依然是少之又少。如果上升到情感到文化,那世界上的许多山坡河流,就是对于徐霞客、马可波罗、哥伦布那样的职业旅行家,别说记事抒情,你真要让他们记住他们所走过的山山水水,我估计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人的一生,实在太短促太有限,在如此短促如此有限的一生中,真正能够安抚我们心灵的,或者说真正能够和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山也就那么几座,河也不过那么几条。农耕时代的李白,跑了大半个中国,关乎有名有姓的山水诗,还不就是那么几首。所以,一个作家,一个诗人,他的作品中密集地出现一方山水,是自然不过的事,和物质基础差异无关。
人的一生是有限的,人的情感更是有限的。像我,人到中年,也到过一些名山大川,但那些山水,于我而言,它只是一些景观,只是一些风景。在我之前,它们早就出现在各类文本中。它们震撼我,刺激我,引诱我,打击我,让我生欢喜心,激赏心,膜拜心,厌倦心,但是,我不会像对故乡那些无名山坡一样永久地记得它们的相貌。而且就算记得,我也不会像对故乡那些无名山坡一样牵肠挂肚。因为,它们不曾也无法温暖我,这也就是平常所说的一方水土一方人。所以,我的诗歌中出现的乌蒙山,确切说它是一种记忆,一种眷念。这和一个长白山脚下长大的诗人,作品中密集地出现长白山一样正常。
赵卫峰:未被文化命名的地方不等于一无是处。对吧?这里我思想开个小差吧——我有种感觉,唐宋诗家文人们笔下的山水,似乎也不是他们心中的“故乡”与“远方”,他们大都是对象物的过客,你注意到这个方面没?不严谨地说,文艺前辈文化先贤们的故乡与远方概念,不少是与本能“欲望”相关。话说回来,前年在黔西县我强调过以山水命名一个区域是最合适的,对于滇川黔三省毗连的这个古怪山区,“黔西北”是行政区划概念,它不属于文化范畴不代表历史与长久,而山水相对是永恒的,无论这个地块以后属于哪个省,或取消了行政建制,山水依旧在,它作为时空标记相对是永久的。你赞成我这个说法吗?若以诗歌论,即并不存在“黔西北诗歌诗人”,但永远存在“乌蒙山诗群”。
阿诺阿布:是的,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就大自然而言,任何一方山水,都是同质的。也即是说,任何一方山水,都是独特的,都是排它的。人类动荡的行政系统对于相对稳定的山水来说,是那样的短暂和不堪一击。人类对山水的命名,远远早于对政权的命名。山水的历史,在过去,早于所有政权的历史;毫无疑问,山水的历史,在未来,也必将远远长于政权的历史。
但是,说到一个诗歌群体,一种诗歌现象,如果仅仅以地域、身份之类来命名,除了便于评论家们书写,博取社会上廉价的同情和白多黑少的眼球,我觉得没意义。什么打工诗人,农民诗人,脑瘫诗人,如果这类命名真的成立的话,是不是应该有寡妇诗人,小三诗人,离婚诗人,百万富翁诗人?像你们口口声声的70后80后90 后00后,这些都是一种毫无诗学价值的命名。今年是17年,三年后是2020年,又60年后是2070年,都按你们这种叫法,后来的评论家们,情何以堪?一个诗歌群体,一种诗歌现象,重要的不是他们集中居住在哪一座山坡上或哪一条大街,而是要看这个诗歌群体,有没有标志性的诗人,有没有标杆性的作品,有没有完整的诗学主张,有没有对诗歌产生贡献。远的不说,我们看看辛笛、郑敏、杜运燮、穆旦他们的九叶诗派;金斯伯格、克鲁亚克他们跨掉派;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他们的湖畔诗派——他们都有一整套自己的文学主张,艺术风格以及对诗歌,对社会的贡献。如果以像我们今天搞一个笔会就建一个微信群的方式对一个诗歌群体的命名,那不但毫无意义,而且极其不负责任。
赵卫峰:是的。时间会慢慢消除“708090后”的概念,当然代际命名的方式对于“现阶段”又是必须的。对了,多年前你就编著过彝族诗选《第三座慕俄格》,后记里你曾说到:“(四位选编者)……在大小凉山、金沙江畔;在乌蒙山脉、红河两岸幽灵一样徘徊长达七百多个日日夜夜,使得本书迟至今日才跚跚问世”,这大概又证明我上面所言不虚,其实这也是一种文化传统,山水之名,可以代称一个区域,一群人,一类风俗,一些发生。
阿诺阿布:关于这个问题,和上个问题太相似。我说几句题外话。你知道,彝族主要分布在大小凉山,金沙江,红河,乌蒙山一带。当初选编那本诗集的时候,我天真地认为,如此广袤的大地,近千万彝族人,无数的大官小吏,数百名诗人,出一本四省区彝族诗人选本是简单不过的事。慕俄格在历史上被毁了三次,之所以命名为每三座慕俄格,我们以为,可以先从精神上第三次崛起。但区区一本诗歌选集的出版经费,竟然耗时三年才由金沙县一位退休老人出面落实,这很让我震惊和灰心。可以说,好在有《第三座慕俄格》,它让我从虚假的民族主义中清醒。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个平常现象背后所包藏的不平常:你只要走到一个新的城市,随便打开一本当地编著的书,无论是旅游推荐还是地方野史,其主编啦副主任之类的名目,一定是由当地的领导出任。在佩服那些领导无所不能的同时,你更应该佩服的是如果不挂他们的名,该书的出版经费猴年马月都凑不齐。这类赤裸裸的肮脏的交易每天每个地方都是黑纸白字的发生。可以说,这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之恶。
赵卫峰:你的“题外话”可以理解当然我也不尽赞同。慕俄格是古代彝族区域性中心区,即今天的贵州省大方县黔西县区间;“第三座”的意思是这个地方两次毁于战火。后来,大方改名为大定;这种有着“稳定”、“化之”意味的县级以上的地名在西南地区特别是滇黔毗连区域就比比皆是,如:镇雄、昭通、宣威、威宁、安顺、普定、镇宁、普安、兴义、兴仁、贵定,以前的贵阳也曾叫过“晋乐”、“顺元”。扩宽看贵州,还有铜仁、遵义、正安、息烽、修文、镇远,等等,不绝对地说,同比前提下的“历史(就当是指信史吧)”并非贵州的资源。但这是不是最重要的呢?一些国家的历史不也很短吗?那么重点该是,正视现在!那么,现在,以及后来,本土文人对关注与写作,你怎么看?你怎么看也意味着你怎么规避与迎接。
阿诺阿布: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地区,或者说,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的形成,经过了长时期的历史演变和文化积淀,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最近的文化例子,莫言贡献出高密的红高粱,也是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有一些事物,有一些意象,一旦被确定,别人是很难超越的。比如艾略特对“四月”的定义,里尔克对“秋日”的解读,或者食指“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庞德对地铁的感觉,它们都有了具体的不容反驳的内容。在过去,慕俄格是彝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史为它打上了独特的烙印,这种印记,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不确定性。你正视它,它在那儿,你斜视它,它也在那儿。你可以以你的喜好打扮它,不同时代,不同族群,不同身份的人眼中有着不同的慕俄格。就慕俄格本身,也许有人看见的是苦难,有人看见的是权力,有人看见的是荣耀,这都正确。只是作为一个具体的诗人,我们的切入点,应该是当下。如果今天一个诗人眼里看见的是奢香的慕俄格,是吴三桂的慕俄格,是锅庄娃子的慕俄格,那只能说他的眼晴瞎了。奢香的慕俄格,吴三桂的慕俄格,锅庄娃子的慕俄格,我们见得多了,我们想要的是他眼里的慕俄格。
同质化是所有诗人的噩梦
赵卫峰:你会怎么比喻女性?我看到太多人的诗作里开口闭口都是“宝贝”,哈哈,这是“解放前”的思维习惯吗?太物质意味了?为什么不是兔子,小狐狸,之类,有动感,有体温,有形象。常见的还有或“心肝(器官)”“甜心(饮食味觉)”,我倒是注意到,你的相关写作都是以地名串联情感,“她”或“她们”则直呼其名。
阿诺阿布:人类社会无论如何演变,也不管诗歌会往哪一个方向发展,我想,女性从来并且一直将会是永恒的主题。这不单是人有无法斩断的动物性,以及其天生的返祖意识,主要还在于诗人之为诗人,是因为他有着更为孤独的情感和焦虑。当女性从灵魂和意识深处进入一个诗人的时候,这个诗人是成功的,甚至可以说是伟大的。但丁曾经说过,伟大的女性带领我们上升,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但是,当女性以一个具体的名词,具体的形容词,具体的身体,具体的器官进入诗人,那么,这个诗人是失败的,甚至可以说是邪恶的。关于诗人对女性的描述,我们看到有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流诗人几乎都会因为某个具体的女人而升华到人性高度,到哲学高度,其诗歌呈现出人类情感的的普遍性。而三流诗人则沉迷于乳房啊,见异思迁之类,非常外在的东西。他老是纠结于个人的小情小感,跟一个女人相识,狂写一通;被一个女人抛弃,又狂写一通,仅此而已。表现在诗句上,就是你说的“宝贝”之类的干枯的形容词。
赵卫峰:异性也算不算是一种“故乡”与“知识”呢?
阿诺阿布:这个提法有意思。我认为,凡是让我们依恋的,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说是故乡,而当你有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的时候,一切都可以说是知识。
赵卫峰:你曾在对阿库乌雾的访谈里引用艾略特所说“如果一个民族不产生伟大的作家,特别是伟大的诗人,这个民族的语言就会退化,文化也会退化,也许会被更强的民族文化所吞并”,这话我也很赞同。甚至,有时一个历史故事、一支歌,一首诗都能撑起一个人类共同体跨越时空的形象。比如刘三姐之于壮族与广西,五朵金花之于白族与大理,阿诗玛之于彝族与石林,沈从文的边城及苗族湘西,以及唐诗宋词的这种文化塑造作用更是众所皆知了。当然,艾略特这里所指的“民族”并非限于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现实。而今,全球化、全国化、城市化、数字化的环境里,似乎面临的困难及任务应该更是如何妥善地寻找文化的“地方性”“个性”——其实我们的聊天又回到前述的“故乡”“知识”话题上来了。
阿诺阿布:前年去秘鲁,我在希思罗机场瞎逛了三个多小时,那三个小时,让我看到了我们正在做的梦,绝大多数都是物质意义上的。在国内的机场、火车站等公共场所,无论一线城市的北京、上海,还是黔西、禄劝这些四线城市,包围着我们的基本上全是烟酒集团,房地产,银行之类的巨大广告牌。但是那天在希思罗一下飞机,漫长的廊桥两边,悬挂的是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以及他们的足球先生世界小姐。我留心偌大的候机厅,那些必要的导示牌之外,全是艺术品和象征他们国家精神面貌的人物、风景名胜。这种反差,让我很失落。从人类从文明的角度看,你说,还要有多长的路要我们走?
你说到全球化、城市化这些背景下的地方性,我再多说两句,实在的,我们得感谢当年法国人提出“文化例外”并得到联合国认同继而在全世界推广。在此之前,我不认为联合国这个机构有多大存在的必要,但是,单凭它做到的这点,我认为让全世界为它买单是值得的。如果没有文化例外这一原则,今天的中国,文化艺术方面,我想已经没有什么地方性了。地方性在文学方面的体现,一是语言,二是时代,三是独特的风土人情。就中国而言,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张承志的大西北,你说的沈从文的湘西,都是地方性的最为直接的呈现。当然,我反对文本的为强调地方性而地方性的做法。当下好多地方性的写作,大多停留在猎奇层面,作品精神不具有普世性。
真正的个性,则是一个作家,一个诗人经过多年的历练,在文本上体现出来的严格意义上只属于他自己的文字表达。他为我们提供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一种只有通过他在你才在的场景,甚至是一种只有通过他你才能感觉到的意象。说白点,所谓个性,就是一流诗人和三流诗人的区别,一流作家和三流作家的区别。
赵卫峰:想想确实非常矛盾。各种“化”与大小“开发”、“发展”难道不也是一种取消“故乡”的现时行为吗?2016,阔别20多年后我首次进去毕节,路程3个多小时;以前从贵阳到毕节通常是7至10小时。遥想两千年前,汉王朝要去打广州,取道滇东黔西,那“僰道”五尺,翻山越岭;再当年,诸葛亮先生和孟获大酋长打仗,走的什么路?朱明封建王朝时期,乌蒙山区的彝、苗、白、布依、蔡家等民族聚拢来要抢下贵阳城,也要折腾多天;而现在,从毕节飞机到贵阳20多分钟!但是——从历史人文的角度,这种变化,确实又在消除“原来”的基础上,大同化了。进一步说,农村建设都大同,城市生存生活都大同,教科书都大同,幼儿园的标语也大同,享受与疾病、幸福与不幸的模样都差不多,所以,一度被批评写作的“同质化”好像也可以理解和原谅了。你怎么看?以及写作的独立性。
阿诺阿布:同质化可以说是所有诗人的恶梦。真正的诗人,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了摆脱同质化。简单来说,同质化有两类,一是同质于他人,二是同质于自己。同质于他人,这似乎还好解决,同质于自己,可以说是绝大多数诗人穷其一生也挥之不去的梦魇。人类的日常生活,甚而是人类物质方面的发展,需要的是同质,这也就是我们为一个开关,一个充电器制定国标的原因。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因为一个接口的不对等而抱怨厂商。起初人类造通天塔的故事,我们大家都晓得。上帝的恐惧在于,人类的高度统一就是他们自己的上帝。举个例子,如果地球上只有一个叫亚当的男人,那么,他的世界可以说就是终极的世界,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一等一的天下大事,反过来也可以认为,他的一举一动都毫无意义。所以,人的本能是趋向同质,而诗歌的本性却是趋向于异化。因为,没有谁愿意听第五十万个人说女人像花。人的情感功能和感官功能好多时候高度一致,烙得再好的烧饼,胃也会反抗。当我打开一本诗集,又一次看到女人是花这句老掉牙的话,你说,我不骂作者,骂谁呢?如果一个诗人的写作是没有独立性的写作,我的意见,这样的诗人,他在作贱自己的同时也是在侮辱别人。他没理由占据互联网的空间,他更没资格浪费那么好的白纸。
赵卫峰:当“发展”发展到一定时期,接着的词就是“保护”。我以为,写作者的写作其实也是一种保护?在内心里记录、摄制、挽留即将消失的、不可挽回的、渐行渐远的,或是亲爱的甚至是可恨的……
阿诺阿布:如前所述,写作怕的就是“保护”而不是“发展”。举个浅显的例子,李白杜甫写了那么多诗,但今天我们不但轻而易举的可以看出《望岳》和《望天门山》的区别,也可以毫不费力地读出《望岳》和《春望》,《望天门山》和《望庐山瀑布》的不同之处。李白杜甫形成了他们各自的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是作者写作永远处于“发展”的最直接证明。而当下的许多诗人,那些每天可以写几十首诗的人,那些年纪轻轻就写了好几千首诗的诗人,那些抱着一坛陈年老酒千呼万唤的诗人,与其说他们在“发展”,不如说他们在“保护”。表面上,他们形成了并且了完成了他们的写作风格,实质上,那只不过是他们语言层面上的自我重复,自我意淫。因为,他们成堆的作品,只需要也仅仅只需要读那么一两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