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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帆:关注乡土就是关注中国

2017-10-12 08:32 来源:当代作家评论 作者:丁帆 阅读

丁帆

时光追溯到40年前。

20世纪70年代末,当《文学评论》编辑部找到丁帆,希望他能选择一位作家进行跟踪评论的时候,丁帆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贾平凹。他说,贾平凹是一个鬼才,这个人将来会有出息。

此后,他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评论贾平凹的文章。一路跟踪至今,近来也依然谈贾平凹,也依然是在《文学评论》,丁帆再次发表关于重读贾平凹《废都》的体会,作为文学史的二次筛选。他认为,《废都》写了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的裂变、精神的分裂,是用性的外衣来包裹着的作品。任何国家的文学的高度,都是由它的长篇小说来决定的,而长篇小说好坏就决定于它对这个时代的脉搏的把握是否准确。

这篇评论稿尚未刊出,就已传到贾平凹处。贾平凹说,他读得很快,停不下来,手一直在抖,他读得很激动。

“我觉得写得好,一是他站得高,以一个文学史家的眼光,从中外古今的文学中来展开论述,立意高,故有极强的说服力。二是文章的本身,充满激情,无枯滞和硬写之痕,很有雄辩味道。三是其中许多观点是20年来评论《废都》的文章中未出现的,独到深刻。此文虽是评我的《废都》,我读出了对我的诸多启示。”贾平凹为此感谢丁帆,也由此认识了这样一个大评论家、文学专家的真正厉害。

其实,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丁帆还有作为学者的“厉害”。从1970年代末开始学术生涯,近40年来年,关注学术界与现实社会中的若干变迁,在历史行程中读书治学,他的个人思想和情绪和着时代的脉搏跳动,一直维系学术与现实之间的亲和感,既保持对生活的热情和对新鲜感性经验的敏感,又保持学术研究的饱满的激情和开放性。

更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钻研学问还是率性的随笔,丁帆的文章都有一个“真实的”我”在。“真实”不是指丁帆个人的见闻实录,“我”也未必就完全等同于丁帆本人。他在学术论文或者散文、随笔中所表现的,是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条件所造就的“我”,正如阿伦特《人的境况》一书所谓的“处境的存在者”。阿伦特指出“任何接触到或进入人类生活稳定关系中的东西,都立刻带有了一种作为人类存在境况的性质”,我个人所体认的学术和现实正是这样一种性质的存在。

他的随笔写作是和学术研究互为表里,体现出人文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和人生智慧。他认为,营造一个使人可以诗意栖居的人文环境是我们无可推卸的责任。

年轻的丁帆热衷于诗歌和小说创作。1978年,丁帆写过一个反映农村题材的小说《英子》。如果发表了,丁帆肯定会走上创作道路。但是因为当时《北京文学》杂志的主编认为调子过于灰暗被毙掉,从此转向学术研究。

舒晋瑜:作家走上创作的道路并非都是一帆风顺,退稿也属正常,为什么对于您来说,退稿有如此大的作用,竟然中断您在文学创作上继续前进的可能?

丁帆:是的,下乡插队时就开始做文学梦了。但是,我们这一代人所汲取的文学养分既是多元的,又是分裂的,一方面是红色经典的熏染,像“三红一创”、《三家巷》《苦斗》《铁道游击队》这样的国产化的小说成为正统的主菜单,但是比这个档次更高一些的红色经典则是苏联的二战题材作品,无疑,对我们那一代人影响最大的当然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样的英雄主义作品,我们的“英雄情结”就是在“战歌”声中形成的。还有一个让人习焉不察的“英雄主义情结”汲取渠道就是中国传统话本小说的滋养,《水浒传》《三国演义》《三侠五义》《七侠五义》等江湖侠客气,却是在这样的话本小说中偷来的。

而另一个启迪我们的文学意识的作品是欧美名著,说实话,“文革”前的“十七年”,我们并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块,因为,我们只是在小学和初中阶段,认为那些作品都是些男女卿卿我我的苟且之事描写,与英雄无关,倒是在1966年的“破四旧”运动中,我们在轰轰烈烈焚烧“封资修”图书的火光里,隐隐约约看到了这些图书的价值所在,所以,那时“偷书”,尤其是偷这些“黄色书籍”成为我们这一代青少年的时尚风气,明目张胆在火中取书者有之,在垃圾堆里捡书者有之,然而更多的却是去图书馆资料室“窃书”,那时才是真正的“偷书不为窃”的时代呢!《牛虻》《红与黑》《茶花女》《名利场》……那便是我们插队期间的精神主食。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文学营养,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价值观的分裂与悖反。

开始写诗歌和短篇小说是在插队期间,后来在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时还创作过中篇小说,不过那时我的价值观尚处于一个混沌的状态,一方面是要迎合时代的主旋律,另一方面,又得想写出一点与众不同的小说,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我拿到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时,上面刘心武的《班主任》让我感到十分吃惊,于是又开始写那种“灰色基调”的小说了,把六年插队生活浓缩成了一部“苦难+恋爱”的短篇小说,投向了当时有名的《北京文学》,当然,这之前我写过许多小说投过各个省的文学杂志,换来的都是编辑一顿赞扬而不用稿的谆谆教导。而这次《北京文学》的责任编辑来信告诉我二审通过,只等主编终审了。那时我欣喜万分,激动不已,但是最后等来的却是终审判处死刑的通知。于是万念俱灰,便下定决心结合现当代文学教学做研究工作算了。

去南京大学进修一年,一年期间我天天泡在图书馆资料室里,读了大量的资料,也写了好几篇评论文章,其中一篇《论峻青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投给了顶级的学术刊物《文学评论》,可见当时的野心有多大了。谁知道在编辑的反复修改意见督促下,文章竟然在1979年的第5期上发出来了。近40年来,每每回想起这段文学历程,真的是十分感慨,倘若《北京文学》发表了那篇如今看来是十分幼稚的“灰色作品”,我的文学创作之路不知能够走多远?但是,自那一篇文学评论处女作发表以来,我则永不回头地走上了文学评论和文学批评的不归路,虽然我始终是把自己定位在一个二流批评家和评论家的坐标位置上,但毕竟在这条道上坎坷不多。历史往往是十分吊诡的,我不知道如果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自己有着怎样的前程。

舒晋瑜:您是1979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评论峻青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及贾平凹小说的艺术描写等等,那个时期您的文学批评是怎样的风格?

丁帆:那个时期正处于思想解放的时间节点上,南京大学人文学科也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思想大潮的涌动之中,我每天都与董建老师在教研室里讨论着许许多多文化和文学的思潮、现象,包括对当时许多“伤痕文学”的评价,那时出现了许多为“文革”中被打压下去的作家作品翻案的文章,这时候我就很快写就了《论峻青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一文,寄给了《文学评论》,没有想到的是责任编辑杨世伟先生亲自南下到南京大学来与我谈修改意见,让我十分激动,文章发在第5期,那时的《文学评论》只有不到一百页,薄薄的一本杂志犹如千斤重。那时我对布封的“风格即人”的观点十分激赏,读了自亚里士多德以降的各种悲剧美学理论,包括尼采、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加之以前上课学习的马克思悲剧历史观,虽然只是皮毛性的理解,但是毕竟有所启迪。总的批评风格大抵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现实主义的。

舒晋瑜:那个时期的文学氛围非常纯粹,不知道您最初写文学批评的文章,是出于怎样的心态?

丁帆:最初写批评文章完全的处在高校的教学前沿,倘若想在讲台上站住,没有自己的评论文章为资本,不仅同事看不起你,就是学生也不服你,况且那时候的学生有的岁数比我还要大。有了文章,你站在讲坛上就有了底气,也不会仰视作家作品了。心态虽然并不高大上,但是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舒晋瑜:您受马克思和别林斯基的批判精神影响最大,能具体谈谈是怎样的影响吗?

丁帆:上大学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我们的主干课程,许多阐释性的纯理论在十分堂奥的欧式译文语句中变得如此难懂,我们只得找到一些简洁明快的语录作为适用性的引文,有点拉大旗作虎皮的味道,当然,我更喜欢的是像《致拉斐尔·济金根》和《致玛·哈克奈斯》那样结合作品来谈理论的马恩文论。那时接受的是苏联的文学理论体系,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留洛波夫斯基的选文是纳入文艺理论阅读文章的。至今我保存着一本精装本的毕达柯夫的《文艺学引论》。那时我把别车杜当成一回事,认为都是一个体系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家,后来真正接触到了“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俄苏文学,并深入了解了那时的文化和文学背景后,才知道他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性。别林斯基文学评论的批判性、独特性和尖锐性,以至于那种毫不留情的追求真理与良知的价值观深深地感动着我,让我们这些所谓的批评家汗颜。

舒晋瑜:关于自己的知识系统和思想背景,您愿意如何归纳?

丁帆:我们这一代,不,应该说是几代学者的知识体系是残缺的,喝着“狼奶”长大的学者,倘若不去反思和检查自己的已经获取的知识思想中的病灶,并对其进行修正,就会永远陷入在一种平面和固化的知识体系里而被历史所淘汰。所谓归纳,就是一种对格式化的旧知进行优化与重新刷新,以及对新知的鉴别与吸纳。

舒晋瑜:您认为自己的批评思想资源有哪些?

丁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中国古代和现代批评、西方古典文学批评、西方现代主义的各种新批评,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各种研究方法,尤其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方法,都是我参照的资源。尽管都是一些肤浅的认知,都是经过吸收与消化,都会成为自己文学批评的工具,当然对其方法之外的思想价值却是要进行鉴别与修正的,化为自身的批评价值观。反正对一切文学艺术思潮流派都去了解他们的方法和思想,我为博士生开的书单当中首先就是那本《西方文论关键词》,只有了解它们,你才能成竹在胸。

舒晋瑜:早在80年代中期,您就提醒自己规避有“术”无“学”的学术研究,恪守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这在当下文坛似乎很难做到。您是怎么要求自己,又是如何做到的?

丁帆:所谓的“有术”就是对形式层面工具性和器物性的方法的掌握和运用,光有这样知识体系的理解和运用是远远不够的,而“有学”则是在吸收知识的过程中,将其重新锻造成具有自己独特个性的批评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成为有自洽性的逻辑体系,这个高度十分艰难,但这是每一个批评者追求的目标,尽管我做不到,可是我努力地接近它。

舒晋瑜:关于自己的治学道路,您愿意做怎样的阶段性划分?

丁帆:如果进行机械的划分,似乎有点牵强,但是大体的阶段还是可以标示出来的:20世纪的70年代接受的是马列文论和鲁迅文学批评思想,以及苏联的文艺理论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80年代开始大量吸纳西方各种各样现代文化理论和古典文学理论,尤其是对尼采的悲剧理论情有独钟;90年代开始对后现代文化理论进行了解;新世纪以来开始对西方消费文化和商品文化理论进行了解与甄别,试图在其历史的必然性中进行批判理论的建设。

2014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在南京召开,丁帆当选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谈到学术界的问题,他坦言急功近利、浮躁肤浅、趋名趋利是学界的普遍现象,这不仅仅是现代文学界存在的弊病。

舒晋瑜:您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之后,做了哪些事情?

丁帆:做这个会长是勉为其难,我何德何能?但学界各位同仁对我的信任,让我不得不考虑为大家做一点实际有效的工作,所以,任职以来,我规划了每年一度的中国现代(含当代)文学的研究分析报告,与我的助手(学会的副秘书长赵普光)一道撰写分析报告,这样的分析报告有助于学界同仁站在一个高度来反观自己的学术研究格局,以利于适时地调整自己的研究路径。最近我们又进一步做了关于国家社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立项项目研究的分析报告,旨在为同仁们提供一幅全国研究格局一盘棋的鸟瞰图,这些工作我们将不断进行下去,我的脑子十分清醒,一个学术团体的存在方式就是为大家提供一个研究和交流的平台,而这个平台上的负责人要做的工作就是为大家提供服务。

舒晋瑜:您如何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丁帆:急功近利、浮躁肤浅、趋名趋利是学界的普遍现象,这不仅仅是现代文学界存在的弊病,也不是个别学者的行为,反躬自省,包括我自己在内,似乎再也回不到80年代那种板凳坐得十年冷的治学境界当中去了。这种可悲的现象让我们的学术质量普遍下滑。这个关键问题不解决,什么都是空话。

丁帆认为,走向城市已经成为人在物质生存状态中的必然选择。作为一首对农耕文明礼赞的无尽挽歌,作家能够看清楚这种文明的颓势,将会给一种新的文明提供一次进步的机会,就是文学理念的巨大历史进步。

舒晋瑜:中国乡土小说研究在您的学术研究中也是一个重头项目。从1988年拿到中国乡土小说研究的国家项目,1992年初版的《中国乡土小说史论》到《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2007年修订出版了《中国乡土小说史》,2001年和2013年先后出版和再版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持续在这一领域中钻研,最大的收获和发现是什么?

丁帆:我始终认为,要真正认识中国,认识中国文化的本质,你一定要深入到农村去体会,才能从感性的经验中获得理性的归纳。六年插队的生活让我把研究的目光聚焦在这块土地上。看乡土社会的沉浮,就能够测出中国社会的温度,而百年来许许多多描摹这块土地上人和事的作家,究竟能够在思想和艺术上将它写得有多深刻,如何将此上升到哲学批判的高度,应该是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打开这扇重门的钥匙。关注乡土就是关注中国,我在这块土地上收获的是一个人文学者应该持守的人道主义的价值立场,以及能够用一双内在的眼睛穿透一切艺术形式看清何为伪乡土文学的本领。

舒晋瑜:您认为现代作家中乡土小说写得最好的有哪些作家?

丁帆:从1912年到1949年,最好的乡土文学作家是鲁迅、废名、沈从文、萧红、吴组缃、台静农、卢焚、李劼人、周立波等,1949年以后,应该是赵树理、柳青、刘绍棠、高晓声、古华、莫言、贾平凹、陈忠实、路遥、余华、阎连科。

舒晋瑜:为何要把赵树理归在“1949年以后”?

丁帆:毫无疑问,赵树理成名在40年代,我在拙著《中国乡土小说史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和《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里论证得很详细,我这里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去有意拔高赵树理,因为长篇小说才是代表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文学的最高水平,无疑像《三里湾》这样承上启下的作品代表的是共和国乡土文学的开山之作,我是以红色经典视角来划分作家前后期影响的,尽管40年代茅盾、郭沫若一批大家对《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作品都有盛赞,也算是解放区文学的标帜性作品。但毕竟在1949年的全国文学版图上只是地域性的一部分,并非主流地位;1949年以后文学史才追诉其主流地位。

为什么“南周北赵”的周立波划在了1949年前,即便是红色经典,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得斯大林奖也是在1948年。我这里之所以这样说,完全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的,而不是从作家成名先后,许多作家是跨民国与共和国两个时期的,文学史编排时可上可下,而我这里目的是想把赵树理作为共和国乡土文学创作方法和模式的祖师爷来说的。

舒晋瑜:您如何看待中国当代作家在乡土小说写作上的成就和不足?

丁帆:中国当代作家的优势和劣势是一种二律背反的吊诡现象,一方面是他们在《讲话》的工农兵方向指引和惠顾下,每个人都有着一段痛苦和忧郁(也许有些作家尚未见识过外部世界时他自认为是幸福)的乡村生活,丰厚的生活积累成为他们在题材选择上的天然优势;但是当他们没有另一种文化和生活作为价值观念的参照系的时候,他们的写作是处于一种低水平的对生活的直接描摹。只有他们走出了圈养他们的那块土地时,他们才能在广袤无垠的天空中翱翔。生活与视界是乡土文学作家最宝贵的财富,只有同时获得这两种资源,你才能成为一流的乡土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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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12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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