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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汪曾祺到韩寒,中国作家一直很乡土

2019-04-28 10:4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海明威的哈瓦那,狄更斯的伦敦,巴尔扎克的巴黎……

每一个作家笔下,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西方作家如此,怀有浓重乡土情结的中国作家更是如此。这些文学空间或许与现实空间相去甚远,但却能无限趋近心灵的真实。

如果给中国文学作一幅群像,连起来,大概能得到一份地图。

沈从文画了湘西,冯骥才画了天津,孙犁画了白洋淀,陈忠实画了关中,汪曾祺画了高邮,曹乃谦画了温家窑,叶兆言画了南京……

沿着他们书写的脉络,我们可以看见一片土地的千百种样子。反过来,嗅着乡土的腥气,我们也可以看见一个作家如何破土而出。

也许是出生的地方,也许是路过的或长住的地方,作家们总是会选择一处作为故乡。有了这片故土,他们笔下的房屋才会有地基,人物才会有血液。每个作家与他的乡土,都在彼此滋润,彼此成就。

1

两个上海

上海这座城,90后大概是从80后的笔下开始了解的。

一个郭敬明,一个韩寒,他们貌似对立,但又莫名相似。参加新概念、写书、办杂志、拍电影,甚至,他们都会聚在上海这座城市里,是某个群体的精神符号,也是精明的时代商人。

但这两个人写下的上海迥然不同。

对于上海的书写,历来有两种风格:一种是高楼大厦的流光溢彩,一种是弄堂里的琐碎。

从四川扎进上海市中心的郭敬明,写华丽的CBD大厦、黄浦江的灯光、倾洒在外滩的香槟;而出生在上海边缘的韩寒,写荒芜的操场、无人问津的岛屿、四面伸展的高速公路。

郭敬明的上海从寸土寸金的静安开始,即使是在他还没住进静安的时候。

而那些金字塔顶端的贵族,坐着奔驰S600L或者凯迪拉克SLS穿行在任何他们想要踏足的地方。他们把冷气开得足了又足,哪怕是在全球油价疯狂飙升的今天,他们也恨不得把自己的车子笼罩上一层寒霜,这样他们可以轻蔑地透过车窗玻璃,用眼角的余光打量着这个城市里生活在他们脚下的庞大人群。

——郭敬明《小时代1》

郭敬明看见了挣扎的环卫工和小白领,也看见了陆家嘴的巨贾大鳄。他从高处俯瞰这“最美好也最肮脏的海市蜃楼”,浓墨重彩去描写满城沉甸甸的金子和痛苦,但那些爱恨情仇和生死挣扎,却总显得轻飘飘的。

韩寒的上海从亭林镇出发,永远在仰望繁华,大楼的影子朝着人压下来。从他的车窗里看上海,公路有时向西,有时向北,有时向南,但只要向上海开,就会被这影子结实地堵住。

上了沪闵高架,没开几公里因为过了半夜12点要封路维修而被赶了下来。在地上磨蹭到了延安路高架,心血来潮,说去亚洲第一弯看看,濒临外滩,打开了手机的拍照功能,沿着原来的路线,结果一头扎到一个隧道里了。回想了以前的新闻才想起来,亚洲第一弯已经没了。

——韩寒《我在上海,过得很好》

一座世所瞩目的魔都,在韩寒的书里和电影里,却始终带着西部公路的气质,只有来处,没有尽头。

当他们手里的笔杆最终都变成镜头,我们看到的两个上海也更具象。

两个上海都是上海。他们从不同的高度抚触上海,把这座城市沿着天际线劈成两半。高的那一半大约是属于梦的,宏大得没边儿;底下那一半似乎属于人,走在路上的所有人。

2

粗野四川

千禧年前后,大概是新概念的黄金年代。1982年出生的韩寒和1983年出生的郭敬明,分别在1999年和2001年从新概念里孵化出来。一年之后,新概念又走出来一位少年作家——1984年出生的颜歌。

 颜歌,一位来自四川的女作家

颜歌,一位来自四川的女作家

比起前两位出圈的名气,知道颜歌的人并没有那么多。当时的颜歌,几乎满足所有美女作家炒作的要素:非常年轻、才华横溢以及算得上貌美的皮相。

一开始,颜歌擅写幻境,缥缈空灵,即使在一众精于此道的青春文学作家中,也是很抢眼的。

好像是那个关于童年的璎朵的梦,我站立在孔雀河边面对着大草原,看着太阳在传说中的马尔马拉,在孔雀河的尽头升起,如烈火一般渲染了整个天空,这个时候璎朵终于离我而去,她化为尘土随着流水而去,滚滚奔向孤辰星下面那个纠缠的马尔马拉,藻海无边。

——颜歌《马尔马拉的璎朵》

但在新概念捧红的少年作家群里,颜歌几乎是最快褪掉标签的一个。获奖的6年后,颜歌写下了《五月女王》,这是颜歌第一部完全植根于平乐镇的作品,从此,她由纯净的云端落回粗野的川西。

《我们家》《平乐镇伤心故事集》相继而来,越写越短,从二十几万字的长篇,到后来一个个的短篇,她的野心越来越小,没有史诗,只有“心甘情愿地小打小闹”。在颜歌亲手创作的平乐镇面前,她每多搭出一片瓦,就越觉得自己对它了解得太浅。

比起新概念时期的大篇幅形容词,平乐镇里的颜歌很少再去评价什么,她就像一个满口脏话、爱看热闹的野孩子,兴致勃勃地把看到的事情复述给别人听,把粗暴的方言糅碎了夹在字里。

钟贵峰眼睛花一花,就看见她将白细细的手腕子一转,把这抽屉的东西哗啦啦倒出了窗子外。这正似平地里打了一个惊雷,刹那间,满街上,黑里夹着白,花里透着红,洒满了男人的三角裤和棉袜子。棉袜子倒还好,折得就是圆鼓鼓的,落到街面上来还是圆鼓鼓的;三角裤们却失了依靠,软瘫瘫地倒在泥巴地上,好像过了夜的锅盔,面湿湿地发臭。

——颜歌《江西巷里的唐宝珍》

克制点评的欲望,也不再专门描述环境,把人物分娩出来,就扔在纸上不去干涉了。就是这样,藏在川西人群里的平乐镇逐渐显形,从朦胧中先有了声音、影子,然后露出手掌、眼睛,最后是脚掌,十根脚趾正使劲抠着土地,往底下钻。

颜歌与郭敬明是同乡。在差不多的年纪,郭敬明带着《幻城》从四川去往上海,创下了他的小时代;而颜歌则回到四川,拨开云雾,捧起土壤,让笔轨转了个陡峭的弯。

她这样形容创作平乐镇时的感受:

我的父母用各种文学名著把我喂养长大,从学前班一路读到博士,所以我总是想变得更好,更漂亮,更文明,更进步——但我终于在这一天发现,自己所沉迷的原来是我们镇的肮脏、丑陋和粗俗,我想用世上所有的诗意和美好来描述它,来告诉所有人,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世界,我深深地崇拜并热爱着她。

——颜歌《可是我哪里都不想去》

3

B级高密

颜歌曾表示,自己受福克纳影响很深。把不同的故事放在同一片土壤里生长,福克纳是这方面的超级大师。他用一辈子的笔墨创造了“约克纳帕塔法世系”,600多个人物生活在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里,命运永远交缠。

这个体系影响了很多文学大师,比如马尔克斯和他的马孔多,比如莫言和他的高密。

莫言曾在一次演讲中说道:“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尤其让我明白了,一个作家,不但可以虚构人物,虚构故事,而且可以虚构地理。”

“高密东北乡”,就是莫言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这里有土匪、老爷、商人、傻子和疯子,这片土地热腾腾、血淋淋。

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

——莫言《红高粱家族》

他形容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极端爱恨都泼进土里,让高密东北乡的人与物,都吸饱了作家的情绪。

而暴力与狂欢,都是高密东北乡的罂粟,这里的人对此欲罢不能。

在《檀香刑》一书中,莫言用一万多字记录了凌迟的过程,从“开刀!”开始,到“第五百刀,请大人验刑。”结束;从野狗兴奋地等着吃肉,到撑得拖不动肚子。

而这一章被命名为《杰作》。施刑者感到自豪,围观者啧啧赞叹,瘦狗终于吃了顿饱饭,做了幸福的畜生。

年轻的颜歌赋予平乐镇以深情,而大师莫言则削尖了笔杆,从历史的缝隙钻进去,刨出来一片片的脓疮,他的高密东北乡,是一部浩瀚的B级片。

身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为5块钱一本的《故事会》写文章。在他看来,火车上你也许无法阅读托尔斯泰,但没有人能抗拒一本《故事会》。如果仔细翻阅和回味,你会发现这本不起眼的民间老杂志野得很,会用粗糙的、长着倒刺的舌头去舔舐读者的神经。

正像他在领奖时的演讲那样,他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4

无邪高邮

与大风厚土的高密东北乡不同,到了南方,硬邦邦的笔杆子都变得水灵灵的,带着湖畔的烟火气。

我小时候,从早到晚,一天没有看见河水的日子,几乎没有。我上小学,倘不走东大街而走后街,是沿河走的。上初中,如果不从城里走,走东门外,则是沿着护城河走。出我家所在的巷口的南头,是越塘。出巷北,往东不远,就是大淖。我在小说《异秉》中所写的老朱,每天都要到大淖去挑水,我就跟着他一起去玩。

——汪曾祺《我的家乡》

油汪汪的咸鸭蛋,满肚子菱角鲜藕的大湖,薄薄的舟子和垂柳……一代人对于高邮的印象,都从汪曾祺那里来。有人称他的作品是“诗化小说”,淡化冲突起伏,能看见缓缓流动的情绪。

早年的汪曾祺也曾锋芒过,生于轰轰烈烈的年代,师从大名鼎鼎的沈从文先生,笔下的傲气很难掩得住。也正是因为过尽千帆,当他开始写人间烟火时,才更显得从容剔透。见微知著的功夫,毕竟要建立在“知著”的基础上。

汪老先生几乎不写长句。如果用画来作比,那大概是白描,简洁至极,精确至极。他写色彩,写形状,写对话和动作,就是不评价。看的人怎么想?留白给你,随你去想。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 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 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汪曾祺《受戒》

汪曾祺还是山西作家曹乃谦的伯乐。曹乃谦问他:“我写东西的时候常常激动得不行,这样好不好?”汪曾祺回答:“要激动。但是,想的时候激动,写的时候要冷静。”

大词人秦观也是高邮人,清代文学家王士祯写过著名的“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

后来曹乃谦写他的晋北,逐渐沉着,绝不多话,激动的情绪,都掖进了人物唱的“要饭调”里:“满天的星星满天地明,阔村里就数你一个人。”“白日里想你拿不动针,黑夜里想你吹不灭灯。”苍凉晋北,热烈人欲,与高邮的山湖截然不同,但在留白上,一样非常慷慨,余韵悠长。

汪先生也是著名的吃货,在美食研品上的功夫,足以另起一段职业生涯。在口腹之间捕捉满足与幸福,在烟火家常中咂摸出世间百味,这两件事其实很有相似之处。或许爱吃的人都有天真的本性,对世界怀有永恒的善意,也怀有切实的悲悯。

黄昏了。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橘黄,又渐渐变成紫色,很深很浓的紫色。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紫色的长天。

——汪曾祺《我的家乡》

乡土永远影响文学。

但不可避免地,我们的乡土越来越模糊。稻田远去,高楼渐起,一样的市中心、一样的美食城,世界在手机屏幕中越缩越小,乡土的气息就越来越难找。

到80后这一代作家,曾经广袤无限的乡土已经开始坍塌,旷野、山林都不见了,只剩下几座在城市化边缘挣扎的小镇。

当越来越多中国人搬进城市后,作者们又将怎样书写城市生活?地域文学的传统何以延续?

再往后看,孩子们都将在楼里长大,游乐场取代打谷场,车道碾平了乡间的小路。他们笔下的乡土,又将是何种模样?

作者 | 易米三升

来源:新周刊企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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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4-28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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