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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敬:邵燕祥诗歌论

2017-08-09 08:2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吴思敬 阅读

在苦难中打造的金蔷薇
——邵燕祥诗歌论

吴思敬

[内容提要]:邵燕祥从上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诗歌写作,50年代成为伴随共和国而成长起来的青年诗人。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从此在诗坛沉寂22年。新时期后作为“归来的诗人”复现诗坛,其思想冲出了牢笼,在寻找灵魂与良知中,其诗艺也日益精纯,成为对当下思想界与诗歌界有重要影响的一位诗人。

[关键词]:诗歌  归来诗人  邵燕祥

邵燕祥是中国当代诗坛我最尊敬的诗人之一,如屠岸先生所说:“他是我们时代的良心,是当代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1]。邵燕祥和最近仙逝的牛汉先生一样,是位硬骨头的诗人,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多得的人品与诗品完美统一的诗人。当然,邵燕祥的思想和他的诗歌,不是一开始就达到这一高度的,而是经过时代的淬火,经过地狱的磨炼,经过他灵魂的煎熬与不断地自我解剖,才得以实现的。邵燕祥从上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诗歌写作,50年代成为伴随共和国而成长起来的青年诗人。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从此在诗坛沉寂22年。新时期后作为“归来的诗人”复现诗坛,其思想冲出了牢笼,在寻找灵魂与良知中,其诗艺也日益精纯,成为对当下思想界与诗歌界有重要影响的一位诗人。

一手擎着匕首,一手擎着诗

邵燕祥是一位早慧的诗人。他曾这样叙述其诗歌创作的起因:“我的童年是寂寞而压抑的。1939年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居住的古城北平已经成了日本人信马由缰的世界。属于我的世界只是学校的教室和自家的院落。”[2]“内战。日本军国主义入侵。接着又是内战……这就是从我1933年出生以至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存环境。我家虽勉可温饱,但精神的忧患压得一个孩子早熟了。这样的国土上,不应有梦。然而我偏要做梦,并学着说梦。这些诗,记下了好梦,也记下了噩梦;记下了好梦的破灭,也记下了噩梦的惊醒。”[3] 邵燕祥的诗歌之梦是从1947年开始的。此时正是国共决战的前夜。北平还在国民党的控制下,但中共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十分活跃。1946年初,邵燕祥读到了一本油印的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为书中所提的建立一个和平、统一、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理想所吸引。1947年他参加了“五二O”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并于10月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民联)。他说:“我更加全心全意地跟着被反动派诬为‘匪谍’的地下党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参加读书会、壁报、话剧团,利用一切条件团结同学,宣传党的主张;还搞过团结老师的尊师募捐活动。我和同志们一样如饥似渴地找一切可能找到的革命书刊来读”。[4]此时的邵燕祥,在政治上是激进的,但是在文艺观上却还没来得及统一到党的文艺路线上来。如他所言:“在1949年前的地下活动的日子里,我还没有读到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没有形成文学要为政治服务的意识,那时诗里的抒情完全是直抒胸臆”。[5] 但是由于诗人生活在方生的与濒死的两种势力决战的前夜,他已有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念。当他坦诚地把自己的情感倾泻到诗句中的时候,他的诗便自发地呈现了一种倾向性,表达了一个热血青年在这个特定时代的心声。

为了理想而献身,把生命与诗歌融为一体,使这阶段邵燕祥诗歌显出了英雄主义的品格。邵燕祥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后,不只一次地为到解放区去的同志送别,并深深地羡慕他们,但他牢牢记住了一位被他当作兄长的大同志的话:你留下,每个留下的战士都是插在敌人身上的一把匕首。于是他这样写道:

我是犀利的匕首/插在敌人的胸上
我将使敌人流血而死/除非我被拔掉
而我是没有死亡的/因为匕首的身体是钢铁
你震惊于钢铁的声音吧?/你目眩于钢铁的闪亮吧?
是的,我是钢铁/钢铁,没有死亡!

(《匕首》)

诗句是那么强烈,情感发展又是那么自然。读着它,我们能体味出荆轲式的冲天豪情,夏明翰式的壮怀激烈。这样的诗句是与热血和生命一起喷射出来的,体现了诗歌与生命的同一。这种匕首式的诗句在此时邵燕祥的诗歌中可多处见到。1947年中共北平地下电台遭到破坏后,诗人写出了类似座右铭的诗句以自勉:

记住/鲁迅先生的话:/“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药/是/不来的!”

(《韧的战斗》)

从地狱出来,/便不再有恐惧;/如摈绝了天堂,/也便永远不回去。

(《长短句·倔强》)

我要驰骋在负载我的道路上/把荒野的尸布撕破/把天空的棺盖射穿……

(《箭楼》)。

在新旧世界对决的日子里,这些抒发了少年壮志的诗句,是邵燕祥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但是这种自然流露的倾向性与后来的“为政治服务”,则有明显的区别。如邵燕祥所言:“我与地下党没有组织上的隶属,党组织也没有干预到我的写作。而我逐渐有意地改变文风,改变题材的选择,那完全出于自愿。”[6] 正是由于没有受到促迫与干预,邵燕祥这类作品中还可以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与判断。比如写于1947年的《失去譬喻的人们》,指控权力者宰割人民、发动内战,但具体指的谁,诗中并未点明,这在政治上也许是不鲜明的。但这种不点明,恰恰也使这首诗与一般的檄文有了区别,而成为一种历史现象的概括,在不同时代的读者读来,都可以有自己的联想与体会。

40年代后期的邵燕祥在高擎着匕首的同时,又高高地擎起了诗。他没有忘记自己是诗人,他写的不是传单,而是诗。他回顾这阶段的诗歌创作时说:“我也只是迈出了很小的一步。我想用自己的笔写自己的所感:‘没有病不知药的苦,没有失眠不知夜的长’……我还是没能摆脱我所读过的作品对我的影响。我提起笔来写新诗的时候,总是想起我最初所深深爱过的作品,那是《画梦录》时期的何其芳,他在30年代初,可能是我还没出生时写下的《扇》:‘设若少女妆台间没有镜子,/成天凝望着悬在壁上的宫扇,/扇上的楼阁如水中的倒影,/染着剩粉残泪如烟云……’诗人表达情思、运用文字的熨贴也许永远是我所不能企及的;而当时俘虏了我这寂寞空虚的孩子的心的,却是怀古病者的无名的忧郁。”[7] 尽管邵燕祥知道,何其芳后来到延安去了,改变了自己的创作方向,尽管邵燕祥在40年代的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下,已不可能再沿着30年代何其芳的道路走下去,但何其芳感觉世界的方式,何其芳对诗歌艺术的精细的求索,仍深深地影响了年轻的邵燕祥。对何其芳阴柔与精致的欣赏,不仅直接导致他早年写出《密誓》与《寂寥》,即使到了他没入到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中,他依然注意到诗歌要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不能那么直白。比如,在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所写的《风雨鸟》,在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口号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后所写的预言渡江的《长江上》,这全是政治内容很强烈的诗,但是诗人并没有采取标语口号式的法,而是把奋勇前进,不畏牺牲的革命战士喻为“呼唤风和雨的鸟”,把摧枯拉朽的革命队伍喻为“不尽的长江,从天边/滚滚而来”。揭露腐朽凶恶的反动势力,则将之喻为一座破旧古庙中的“金菩萨”,自身难保。那时的邵燕祥,很少直接阐明自己的诗学观点,但是从他的创作却可以看出,他已有了对诗歌本体的自觉。率意而为,自由抒写,不受羁绊,是邵燕祥早期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他在回顾1947年的创作时说:这一年“写得更多的是诗,长的短的,民歌体的自由体的。年末写了大量我名之为‘长短句’的小诗,次春陆续发表了一部分;说是诗,其实是分行记下的情感的波动,理性的闪念,只不过表明一个年轻人的思维很活跃,也很自由,没受到什么教条的羁绊。”[8]  邵燕祥这阶段的诗,呈现出他后来的创作中很少见的那种心灵的自由感,他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没有矫情,没有造作。他的诗既有针对当时形势的剖析,又有个人情感的抒写;既有对现实的针砭,又有对光明的礼赞;既有直抒胸臆,又有曲笔隐喻;既有一二百行的长诗,又有两三行的超短诗……。邵燕祥这阶段的写作不过三四年的时间,但是就其涉及的内容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写法的无拘无束而言,却是他五六十年代的诗歌写作所不能企及的。在1985年出版的《晨昏随笔》中,邵燕祥提及:“1947——48年顷,我读了刘吉原记录的民歌集《西南采风录》,沙鸥、薛汕编的《金沙江上情歌》,又读了李季采用陕北“信天游”写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以及拟歌谣体的《马凡陀的山歌》。这些一洗书卷气的诗歌,以其刚健清新吸引着我,征服着我。我当时都有一些仿作。”[9]

40年代后期邵燕祥的诗歌,无论是自由地抒写心灵,还是题材的广阔、表现手法的无拘无束,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这些诗歌被淹没在解放前的过期报刊之中,除在《献给历史的情歌》和《邵燕祥诗选》中曾零星地选了几首外,直到2004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才集中地披露了一批邵燕祥40年代后期的诗作,但也不及原作数量的十分之一。这批作品,很让人感到震惊,这是邵燕祥进入诗坛最早的亮相,却已显露出逼人的才华与厚重的内涵。仅仅因为这是邵燕祥的花季年华的写作,就认为是不值一提的学步之作,是不妥当的。由于很少接触到邵燕祥40年代的作品,一般论者和文学史评论邵燕祥,均是从他的50年代开始谈起。现代文学史对40年代诗歌创作的叙述,邵燕祥也是缺位的。实际上,考察邵燕祥40年代后期诗歌创作,可以为邵燕祥后来诗歌创作的研究提供新的视点。邵燕祥50年代乃至新时期以后的作品,都可以在40年代后期作品中溯到某些前因,这既包括他作品的长处,也包括某些局限。早期所写的《愁结》一诗,是对陷于苦闷中的同代人的慰藉:“你的眉毛/只为了深锁/才生得美丽。//成天在上面/打些个愁结,/怀念着明天,/怀念过去,/怀念过梦境,/怀念现实。/这些怀念,/是愁结。//但是我祈祷/你打开这/美丽的愁结,/让眼睛的秋水/汩汩地流过去,/让我的凝睇,/从这一条秋水中/摆渡给你。” 这是在阴霾的时代,一个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调子与50年代的诗全然不同,但是这种对青春的关切和对话式的表情方式,却与后者有着相通之处。邵燕祥早期写作中有时过于散漫而缺乏节制,这一毛病也沿袭到50年代。邵燕祥在《晨昏随笔》中说过这样一件事:他在1952年11月间写的《到远方去》初稿,有242行,严辰同志读后认为芜杂。他放了几个月后,重新删改与压缩,定稿时仅为40行。[10]

关注邵燕祥40年代后期诗歌创作,还有一层意义,那就是可以与邵燕祥50年代的作品做一对照,从而发现一个有才华的青年诗人,是如何被“规训”,被塑造成为一个“政治抒情诗人”,被引导到“为政治服务”的道路上,路子越走越窄的,从而让我们牢记历史的教训。以邵燕祥自己的个性、修养和偏好,假如没有40年代后期的烽火连天的战争,假如没有那时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假如没有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和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邵燕祥也许会沿着30年代何其芳或40年代“九叶”诗人的道路走下去。但是40年代后期这风云变幻的时代,已不允许邵燕祥去构建自己的象牙之塔。等到1949年以后,随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强化,邵燕祥40年代后期所写的大多数作品就很难发表出来了。因为这种自发的政治抒怀,其内容不一定符合宣传规范。邵燕祥曾举一例:“在50年代时,有一位党报的高级编辑,又是诗人,看到我1948年写的短诗《旗》:‘旗的手在招展,旗的心在跳……’竟问:‘什么旗?为什么不是红旗?’”[11] 这种政治对创作的干预,官员对诗人的“修理”,使得邵燕祥在解放后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无拘无束的写法,而去努力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从而使诗风与40年代后期比有了重要的转变。

政治上无名的殉难者  文学上无谓的牺牲者

邵燕祥在《找灵魂》一书的“引言”中曾说过这样的话:“假如为我那过去的三十年树一座墓碑,应该严肃地铭刻这样两行字:政治上无名的殉难者/文学上无谓的牺牲者”。[12] 在《找灵魂》的最后,邵燕祥以诗为“跋”,其中写道:“战后三十年,陈尸现场/只为了证明真诚之为虚妄/一个游荡的灵魂隐入书里/找来找去,找不到失踪的自己”。[13] 把这两段文字联系起来,可以说概括了邵燕祥那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自由,失去了独立的思想,因而迷失了灵魂的前半生。

邵燕祥说:“1949年,中国历史经历了划时代的大变动,大量1949年以前艺术上、思想上成熟的老作家,主要是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老作家,自愿地,或被动地,或‘被迫自愿’地放下了笔,或者索性是手里的笔被夺走了。然而,仅仅靠从延安和老解放区来的作家,不足以支撑局面。当时急需补充有生力量。这时急需一批党认为自己培养的、可靠的一代青年作者。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被推出来的;1956年春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作者会,就是由作协和团中央共同举办的。所以说,我们之一度在文坛上‘放声歌唱’,是以许多老作家的沉默为代价的。其中,就包括了以在座的牛汉同志为代表的‘七月派’,后来所称的‘九叶派’,还有屠岸同志等等。”[14]  的确像邵燕祥说的,像他这样的年轻诗人,比起卞之琳等30年代的“汉园诗人”,以及此后的“七月派”、“九叶派”诗人,显然容易转换声部,融入到“时间开始了”这样的时代强音中来。这阶段的邵燕祥,满怀欣喜地迎来了新生的共和国,以他的单纯、热烈与真诚,写出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并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宏伟蓝图的发布,激发了在广播电台工业组工作的诗人的热情,他把一个时代的梦想,聚焦在一位年轻的地质勘探队员的身上,写出了《到远方去》:

收拾停当我的行装, /马上要登程去远方。 /心爱的同志送我 /告别天安门广场。 //在我将去的铁路线上, /还没有铁路的影子。 /在我将去的矿井, /还只是一片荒凉。 //但是没有的都将会有, /美好的希望都不会落空。 /在遥远的荒山僻壤, /将要涌起建设的喧声。 //那声音将要传到北京, /跟这里的声音呼应。 /广场上英雄碑正在兴建啊, /琢打石块,像清脆的鸟鸣。//……/我们惯于踏上征途, /就像骑兵跨上征鞍, /青年团员走在长征的路上, /几千里路程算得甚么遥远。 //我将在河西走廊送走除夕, /我将在戈壁荒滩迎来新年, /不管甚么时候,只要想起你, /更要把艰巨的任务担在双肩。//记住,我们要坚守誓言: /谁也不许落后于时间! /那时我们在北京重逢, /或者在远方的工地再见!

《到远方去》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首发后,很快就传播开来。邵燕祥的夫人谢文秀曾在《碎片——一个右派妻子的回忆》中提及,1953年谢文秀由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时,欢送会上,比她低一个年级的孙惠群同学朗诵的正是邵燕祥的这首诗。《到远方去》的诞生,标志着诗人在由战争转入建设的时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诗的兴奋点,属于自己的题材和主题,从此他更加热切地关注投入祖国建设的同辈人,为他们写下了感同身受的青春颂歌。此后他又到东北老工业基地采访,写出了《我们架起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在大伙房水库工地上》、《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等。首发《我们架起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的《人民日报》,以文艺组的名义给作者写了一封信,说这首诗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并指出:“当国家正开始大规模工业建设,全国人民正积极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时候,报纸刊用诗、特写等短小文艺形式,反映祖国的崭新的面貌,加强对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我们希望你能继续选择生动的题材,为人民日报写这一类的政治抒情诗,使读者从中能更清楚地看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看到祖国是如何飞跃地在向前迈进,从而加强人民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勇气和信心。”[15] 这封信的作用不止于约稿,而是对诗人创作思想的指导。如果说,邵燕祥在写《我们架起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时,还不是很自觉的,那么编辑部的来信则使他进一步明确了“政治抒情诗”的概念,此后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十二个姑娘》、《我们爱我们的土地》等作品,便更是力求从政治的高度来处理这类题材了。

对邵燕祥创作思想的影响,除去像来自《人民日报》这样明确的指导外,更多的是通过那个时代“无形的手”。邵燕祥说过:“大家提到我50年代诗中的豪情,往往举《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为例,诗的最后说‘我们满怀着豪情’云云。其实,我的原稿是‘我们满怀着柔情’地说,是《人民文学》的编者给改为‘豪情’了,大约认为只有豪情才符合‘时代精神’吧,我当时是希望既有豪情又有柔情的,在《到远方去》中我就说,我爱你的雄心,也爱你的童心。我明白,那时的编辑不是随便删改的。因为文艺属于宣传,有一个宣传口径式的不成文法规范着我们的写作,编辑的任务是‘把关’。写作,除了自己动手,还有一只无形的手在那里支配着。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指望有真正杰出的诗作出现,也就可以理解了——这不是我的自我辩护”。[16]

1955年,在苏联解冻文学以及反对“无冲突论”的影响下,“干预生活”的口号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新气象的鼓舞下,邵燕祥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怀着善良的愿望,写下了一系列讽刺诗,批评官僚主义等丑恶现象,诸如《磨道驴》、《给一位工程公司的经理》、《橡皮之歌》、《磨光的五戈比》、《拍马须知》、《关于一个同志的入党问题》等,把炽热的情感融入冷峻的思考之中,以尖锐辛辣的语言讽刺生活中的丑恶现象,表现出诗人的责任感、批判意识与胸中的正气。在此期间,佳木斯园艺示范农场青年女工贾桂香,受不住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的围剿而自杀。《黑龙江日报》刊发了记者王戈所写的调查记。邵燕祥看后激起满腔义愤,写出了长诗《贾桂香》,诗中悲愤地呼唤道:“我不忍落下这最后一笔,/中国不该有这样的夭亡”,“告诉我,回答我:/是怎样的手,扼杀了贾桂香!?”

不过,在那种高度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高度强调舆论一律的时代,当邵燕祥完成了由热情的歌颂者到冷静的思考者的超越的时候,也就埋下了罹难的祸因。当反右的风暴降临的时候,邵燕祥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说他“在讽刺诗的幌子下,打着‘干预生活’的招牌,射出了他的暗箭”。[17] 至于为邵燕祥所偏爱,称之为“从我的血管流出的血,真诚的血”的《贾桂香》,更是为批判者所不容,硬说作者“捏造”了贾桂香的故事,“《贾桂香》一诗里,作者射出更为恶毒的子弹了,他打着攻击官僚主义的幌子,实际上把我们党团的基层组织描写漆黑一团,对社会主义制度倾泄了深刻的仇恨。”[18] 就今天的眼光而言,也许只有把邵燕祥的原诗和大批判文章编在一起,才可能更完整地呈现那段残酷而荒诞的历史,才能真实记录下邵燕祥这代热血青年的心灵历程,既包括他们风华正茂时的乐观与豪迈,也包括他们在苦难面前的失望与悲凉。

1958年2月,邵燕祥戴上了右派帽子,一个极有才气的年轻诗人的创作生命被扼杀了。诗人背上了“右派”的罪名,被迫下放、劳改,无尽无休地检查、认罪。在邵燕祥的《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以及《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中,收录了邵燕祥被打成右派后直到文革期间被迫所写的交待、检查,也包括这阶段所写而不可能发表的诗作。这是一份极为真实、极为难得的人生档案,是对灵魂的拷问,是对自我的解剖。对某些阴谋家与打手,这是一面照妖镜;对年轻一代的人,则是燃烧着的丹柯的心。如邵燕祥所言:“我从1949年起……只记住了为政治服务,当作教条来服膺;而对中国的国情党情,中国的现实政治,其实又蒙昧无知,可谓一窍不通:这样,在反右派运动中碰壁,遭到政治打击,却未能就此走出误区,反而以为是为政治服务得不好或不够之故,因此要‘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在几近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情势下,越陷越深地令笔下成为某种政治概念、政治意图的复述、图解、传声筒。反右派运动后近二十年里,我的写作一直摇摆在‘紧跟’和‘跟不上’之间,我的为人则一直徘徊在‘求用’和‘不为所用’之间。尤以‘文化大革命’十年为最。这时的我,已经从飞扬的‘浪漫主义’下降到匍匐的‘现实主义’,从‘不识人间有折腰’堕落到发誓遵命听话,以冀做一个驯服的宣传工具而不可得。” [19]这样深刻的反思与自我剖析,不只对于我们了解邵燕祥的写作,而且对于回顾这一段文学史和思想史,都是极有价值的。

寻找良知,重铸诗魂

1976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文革”的浩劫终于过去了,邵燕祥和全国人民一道,欢欣鼓舞地迎来了历史的新时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邵燕祥冲破了思想的牢笼,他的诗也从狭隘的意识形态写作中解放出来,他唱着《假如生活重新开头》回到了诗坛:

假如生活重新开头
我的旅伴,我的朋友——
还是迎着朝阳出发,
把长长的身影留在背后。
愉快地回头一挥手!

这表明,尽管诗人曾长期蒙受不白之冤,但在错案得以改正之后,他没有戚戚于个人的伤痛,而是以宽阔的胸襟,挥别那段阴霾的历史。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诗中这样几句:

假如生活重新开头,
我的旅伴,我的朋友——
还要唱那永远唱不完的歌,
在喉管没有被割断的时候,
该欢呼的欢呼,该诅咒的诅咒!

这是邵燕祥1979后在诗坛复出时对世界的庄严宣告,他要以一位诗人的良心,用他的笔讴歌进步与良善,鞭挞丑恶与腐朽。现在重新读这些诗句,三十多年过去了,他不正是这样做的吗?言必行,信必果,知行统一,这就是邵燕祥。

进入新时期,邵燕祥的诗歌依然以热烈的抒情为主调,但是大大强化了“思”的成分。他的诗,特别是长诗,都有开阔的视野,深沉的思辨。50年代前期,邵燕祥曾写过一首《我们爱我们的土地》,此时他胸膛里燃烧着对祖国的一片痴情,纯真地相信:“中国的土壤是温暖的土壤,有什么美好的种籽不能萌芽?”不幸的是,此后诗人和我们的民族一起经受了一起又一起巨大的苦难。今天浩劫过去了,痛定思痛,诗人发现留在我们眼前的,已不是50年代的“晨光如海的共和国”,而是劫余的“一片废墟”。这给诗人的刺激太深了,他在长诗《不要废墟》中沉痛地唱道:“啊/废墟/这还是我的共和国吗?/这难道是——我在太长太长的寒夜里/梦想着回到辉煌的阳光下/用力睁大眼睛/就能望见我熟悉的一切的/亲爱的共和国吗?/这难道是——我和同伴们/踏在40年代的废墟上/高高扬起双臂迎来的/晨光如海的共和国吗?”这废墟既包括物质的,更包括精神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物质的废墟容易清理,而精神的废墟则不那么容易改变。诗人认为,一个人要有灵魂,没有灵魂就如同行尸走肉;一个民族也要有灵魂,没有灵魂就是一群浑浑噩噩的乌合之众。诗人痛感到,要清理精神的废墟,要振兴中华,首先要振起民族的自信心,要召唤民族之魂!于是诗人在长诗《长城》中,让沉睡了两千余年的长城变成了一匹飞驰的神奇的骏马:

我跟太阳跃起在太平洋
水淋淋地登上
北京湾,迤逦而西
曝干了鬃上的水滴
沉淀出历史之盐

在诗人的笔下,长城不只是横亘两千年、绵延数千里的古代防卫建筑,更是一种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长城的古老象征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长城的壮丽象征中华民族创造的伟绩丰功,长城的呜咽则象征中华民族的耻辱和血泪。诗人笔下的长城是人化的长城,是走入我们生活中来的长城,诗人不仅赋予长城壮阔雄浑的气势、矫若游龙的身姿,还通过长城之口,向中华民族的子孙发出了热切的呼唤:

我愿意你们惊叹于我的
古老和气势磅礴
我更愿意在你们的脚下
称你们为当之无愧的巨人
我渴望着——展开在我眼前
有一个同我的存在相称的
崇高
庄严
雄奇瑰丽的事业

这振聋发聩的警钟般的声音,在嘱咐着我们古老民族的子孙,要居安思危,随时准备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在这急切而焦灼的呼唤中,人们感觉到了诗人那颗对祖国对人民赤诚的心在剧烈地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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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8-09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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