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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之美:赵野诗歌论

2017-01-17 09:40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曹梦琰 阅读

  秩序之美
  ——赵野诗歌论

  曹梦琰

  在多年后的自述《一些云烟,一些树》中,赵野写出了第三代诗人在八十年代中轰轰烈烈的往事,他提到了他们密谋夺取“诗协”政权。诗人说:“那一年,我们都刚刚二十岁出头,激情和阴谋仿佛都是与生俱来的。”要谈这一代人,谈激情、阴谋或所谓的诗歌革命,似乎复数形式是必然的:“这就是他们,胡冬、万夏或赵野们/铁路和长途汽车的革命者/诗歌阴谋家,生活的螺丝钉”(《1982年10月,第三代人》)。是的,纵然人们可以用不同的名字和诗歌特征标识出他们,然而,第三代——热血沸腾的第三代,人们纵情于这个名称中高歌,却被淹没于自身的高音之中,仅仅成为“第三代”的一员——生活的螺丝钉。钟鸣说:“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只有这样,仿佛才对得起浪费的岁月。”他用了“浪费”一词,激情、才华与野心怂恿人们去浪费:打破、重新命名。存在于期间的是种种芥蒂与斗争,人人都是有才华的,却在彼此耗损。写作——茨维塔耶娃说:“不是功成名就,而是及时写完……妨碍写作的不仅是迫害和诽谤,还有名声和人们的爱慕。”在诗人们的青春期中,对于名声与控制权的渴求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更何况那确实是一个让人躁动不安的年代,人人追逐着自己的个性与理想主义。然而一旦卷入革命与阴谋的狂热中,写作就成为表演——为诋毁或赞扬而来的表演,所谓个性不过是千篇一律的舞台上各自扭捏的姿态。

  1988年徐敬亚主编的一部《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里,恰当的、不恰当的,有名无实或有实无名的各色团体呈现于众。有些,人们还记得,或者在各类文学史中被一笔带过——“朦胧”“非非”“莽汉”“他们”……;还有一些,已几乎被时间所淹没,翻开目录,一些奇特的名称——“男性独白”“悲愤诗人”“特种兵”“阐释俱乐部”……马尔科姆·考利在他的《流放者归来》中,谈到被称为“迷惘的一代”的艺术家们,他这样评价他们和他们所信奉的个人主义教条:“个人主义生活方式甚至产生不出具有个性的人。艺术家们在逃避社会上的千篇一律时,很可能采取千篇一律的逃避途径并按照自己小集团的常规办事;甚至他们的反常举止也属于固定的类型;甚至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所患的精神病也都合乎既定的模式。”很显然,人们一旦陷入对对抗或对立面的标榜中,理想主义就成为一种教条——空洞的教条。赵野写到:“还要整整十年,才接受命运/习惯卑微,被机器传送/为五谷的生长感恩、吟唱/并在每个午夜,扪心自问/那一切都是真的?真的!”(《1982年10月,第三代人》)。钟鸣说他亲眼目睹了赵野的很多作品都是在“卑微”的环境中写下的。脱离了引入注目的高蹈姿态,人们就不必再沦为种种目光的焦点,因此也就不用成为目光捕获的猎物——因为被凝视而调整自己的姿态。写作并非姿态,习惯卑微,让诗人学会的是与自己的身心相处——扪心自问,追问真实与真诚的所在。

  臧棣谈到赵野时说:“虽然名列‘第三代诗歌’最初的策划者的行列中,但由于先天的诗歌个性,他并没有更深地卷入到它的漩涡中。边缘化,在别的诗人那里,是一种诗歌的不幸与被迫,在赵野那里,则秉承了一种自主的选择。”这也是赵野自己所说的“习惯卑微”。也许是天性使然,和很多“第三代”诗人不同,赵野诗歌中焕发出的汉语之美一开始就是端正的、彬彬有礼的:

  它们放出了一道道光华,我的眼前
  升起长剑、水波和摇曳的梅花
  蓝色的血管,纤美的脉络
  (《字的研究》)

  柏桦的诗歌中有一种无端端的倾斜感——这源于他自身怪癖的倾斜感让变型后的母语因为速度与激情而呈现出一种美感。不同于柏桦的“加速度”,赵野的诗歌是平缓而匀速的,它们有着纤美的脉络,放出的光华明亮、却并不灼目。

  臧棣所说的“风格化”在赵野身上是显而易见的,也许,风格化本就是诗人自觉的追求:“我只是希望战胜偶然和紊乱/像一本好书,风格清晰坚定”(《夜晚在阳台上,看肿瘤医院》)。当然,很难说清楚“风格化”的好坏,显然过于风格化会让写作陷入一种重复中,在赵野的诗歌中,也有这个问题。不过就赵野本人来说,或许他并没有让自己陷入某种僵局中,钟鸣说:“青春期一过,要再提起笔来,并保持水准则是难上加难的事情。而这水准,在赵野,就像生活本身的内容一样,随他而来,也随他而去。”他不排斥风格化,毋宁说是他身上的某种持久性与延续性来到了写作中。不管是在八十年代还是之后的年代——人们不厌其烦地讲述它们是如何的不同,赵野的写作却并没有受到太大干扰,他始终保持着一种矜持性:

  在这些矜持而没有重量的符号里
  我发现了自己的来历
  在这些秩序而威严的方块中
  我看到了汉族的命运
  节制、彬彬有礼
  (《汉语》)

  诗人无意追求一种刻意为之的反叛性与惊骇感。风格化——也许更准确地说,它是源于天性。赵野保持了某种一致性,那就是节制与秩序在诗歌中的呈现。雅正几乎成为赵野诗歌最主要的特征,而这也正是诗人发现的、自己所承袭的那个彬彬有礼的语言传统:“祖先的语言,载着一代代歌舞华筵/值得我们青丝白发/每个词都被锤炼千年”。青春期的消逝会带走人们身上的很多东西,然而在赵野那里,他一开始就认定的东西却一直伴随着他在时间中延续。诗人有意识地将自己列入这个井然有序的传统中,他在其中发现了词语的坚韧性,历经时间的打磨,却并不像很多人所以为的那样已经僵死或落伍:“一个古老的字/历尽劫难,怎样坚持理想/现在它质朴、优雅,气息如兰/决定了我的复活与死亡”(《字的研究》)。十多年后,赵野在《往日·1981》中写到:“而那些梦想,秘密/或羞涩,像宿疾悄然生长/燕子却眼含泪水/飞过祖传的高墙”。古老的字最终在诗人身上复活,像轻盈的燕子一样,携带着身体的梦想与秘密飞翔。

  雅正在赵野的诗歌中没有成为一种大而不当的头衔或惹人生厌的伪崇高,或许就是来源于这秘密、梦想、甚至羞涩:

  像那些先辈,每个雨季
  都倚窗写下一些诗句
  不是为了被记忆,而仅仅
  因为雨水使他们感动
  (《自我慰藉之诗》)

  这帆,果实,南方的好气候
  这陈年的大海和天空
  全都带给我感动
  而不是惊奇和眩目
  (《北海》)

  仅仅是因为感动,而不是要成为被瞩目者与时间中的不朽者。这是诗人在自己身体力行的空间与时间中所写下的诗句,它们悄然联络着我们的前辈,联络着我们生存的那个广袤空间,却最终是属于诗人自己的吟唱。古风——如钟鸣所言:“我们四处寻找古风,结果,古风就在我们非常枯燥的生活之中”。诗人的吟唱不是一种华丽的仿古噱头,而是自然而然地携带了一丝质朴、优雅的古风。那些为我们和我们的前人所共有的不安与忧郁一直在延续——诗人用了“宿疾”一词,但在诗人身上,宿疾并没有成为顽疾,没有成为他固执守候的文化的阴疾与古人的怪癖。他淡化它们,身体力行地越过那标识高度与坚固的祖传高墙。既不摧毁,也非依附,诗人一直注视着它的高度,然而飞翔本身却是自己的事情,也许这是赵野想表达的。

  “无论坚持或扬弃,罪恶的事/可以成为历史,不再血腥”(《时间·1990》);“那些命定的场景,如浮云/任我们世代穿行/羌笛却破空而来/从长城直到衡山”(《汉水》);“而傲慢的时间终会/把一切变成往事/当时明月朗朗/照彻天下城楼”(《中年写作》)。不难看出,赵野诗歌中的时间起着一个纯化的作用,飞翔的燕子不能负载太多的重量。显而易见,历史的沉重会在时间中化约。当人们去追溯历史时,在有些人那里,沉重会重现,让我们看到厚度与坚韧。赵野并不属于那类诗人,钟鸣说他不是一个忒具历史感的人。诗人赵野予以更多关注的是往来于时空中某种轻盈的传递,像羌笛之声,像世代挥洒的月光。“我祈求雨水飘进/阳台和皮肤,我会遵循/我的心智,将种族的罪恶/表现得崇高和美丽”(《雨季》)。对诗人来说,这是气质使然,也是他着意追求的。母语显然有她病态与畸形的一面,但诗人更愿意用自己的诗句唤起她的端正与平衡之处:

  号角又一次响起,王的颂辞已完成
  吾爱,这一刻是留给你的
  阳光清朗、温馨而又严肃
  雪白的鸦群布满天空
  (《春秋来信》)

  即使是迫在眉睫的时刻,即使生命本身已经在重度倾斜,诗人却在用他的语言化解刀锋临近的危机感,那是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厌倦的均衡之美、雅正之美:“当风中听到神灵/云上种植树木/汉语之美,捍卫着/帝国最后的疆土”(《中年写作》)。人们可以极尽美的各种形态,将惊诧、眩目与不可思议均列入美的行列。然而赵野的诗歌,却仅仅呼唤出了美本身——在它之前可以不加修饰,它清朗、温馨而严肃,不会让人费解地猜测,不会煽动人们的狂热,也不会令人陷入怪诞而荒谬的冥思中……然而它的强大之处却在于,它教会了人们尺度与恪守。无论在怎样的时代,无论多少光怪陆离的东西正卷入我们的生活,因为尺度与恪守的存在,语言与人性的界限才得以被捍卫,即使它们已经渐渐被人们遗忘。敬文东在他的文章中称赵野为一位快被遗忘了的诗人,这是自觉边缘化的必然结果——而标榜边缘化是用来为自己赢得名声与噱头的。“城市遁去了,终于/和我没有关系/但虚无像更冷的寒流/从墙根漫到额顶”(《1997·元旦·温家堡》)。诗人自恃的清醒,他始终坚守的选择,然而却隐隐约约也是一种无奈。毕竟,能调整的只是自己和诗行,而不是世界,偌大的世界。

  “我只想退场,细细回忆/感动过我的优雅身影/和那些改变命运的细节”(《关于雪》);“仿佛深渊,只接受大的词汇/只为奇迹涨落,但记忆/暧昧如官僚簇拥的皇帝/安详平静又四伏杀机”(《春天的夜晚有风呼啸》)。记忆在赵野那里同在我们任何人身上都一样,是一把双刃剑——令人感动的细节或杀机四伏的平静。然而不管身处哪种情形,诗人拒绝的都是赫然与醒目。拒绝应表演而生的记忆贩卖,拒绝大词的狂喜狂悲所带来的深渊。记忆有它的温馨之处和危险之处,诗人没有夸大其中的任何一面。母语也是作为我们的记忆而存在的,在赵野的诗歌中,它是安静的。这种安静开始于那满怀理想的青春期——“看着河水流淌/我有一种巨大的/不可表达的欢乐”(《河》),延续到“被要求一些坚实理由”的中年写作,并且还将一直延续下去:

  这鸟前世今生一路搜索
  天空看透群峰都缄默
  任怎么穿越也到不了尽头
  (《这城市背弃了多少记忆》)

  诗人就是那只鸟,安静地在母语中穿行,并召唤出后者的安静,也许人们无法在赵野的诗歌中发现多少新奇、有趣的东西,但安静本身却在时间的传递中自我修炼,永无止尽——写作如是,母语的延续亦如是。赵野的诗集名为“逝者如斯”,也是一种无止尽,诗人并不仅仅在吟唱消逝之物,实际上,他在用自己的方式与世界达成一种和解——面对人们无法抗拒的消逝:“这个世界,我终究/要与你达成和解/我会谦卑地为这断垣/添加几片瓦砾”(《归园》)。显然,这个世界有让诗人痛心不已的东西,诗人也忍不住会让自己落入“画栋里的农业时代/和朱帘上的万古孤独/泛起阵阵霜意/让我哭泣”(《归园》)这类的伤感中。他钟情于那些更古旧的事物,然而我们已经说到过,飞翔的鸟儿所能携带的并不多。于是他只能透过所有这些伤感的表面,让其中更持久的东西延续下去——那就是钟鸣所说的被象罔找到的玄珠。

  诗人必须在母语中传递这颗玄珠,因此即使是对着断垣,诗人也谦卑地将自己加入这个序列中。因为赵野明白,只有保持着这个秩序,玄珠才不会丢失,母语才能在残迹中延续着自己的安静:“至少得知晓时节/也要懂得物候/像河流放弃隐喻/开始纯粹的叙述”(《中年写作》)。这是赵野诗歌中的结实性,安静不仅仅作为诗歌中的玄珠被传递,它同时唤起了物的真实性,唤起了人们对世界的恰切态度。如果说赵野的诗歌是少于变化的,那么实际上是因为人们在进入更深的安静中去看待这个世界时会发现:季节、物候、河水的流淌都是如此地缺少变化,而那正是物的持久性与安全性。那不恰好也是人们在一切变化得如此之快时,渴求的某种坚实与永恒吗?

  美注定要死于青春期吗?在八十年代的诸多诗人那里,可能是这样的,人们或迟或早地走向了生活的现实或诗歌的现实。然而对于诗人赵野来说,也有一种现实:“蝴蝶飞过花丛/也是一生”(《归园》)——美的一生。在赵野的诗歌中,有某种东西从未消失过。世界也许在变、也许没有变,对此,诗人是虚弱无力的。然而,那些身影、那些细节、那眼含泪水的燕子和飞过花丛的蝴蝶却指示着人们在卑微中恪守自己。如果每个人都对了——或者说,至少是遵从了内心的真实与真诚,世界还会错吗?“我还来得及/把中年的梦想/押在河流/往东的方向”(《很多年来》),美并没有死于青春期。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史蒂文斯说:“河在动,黑鸟必定在飞”。赵野的河流也默默地在时间中流淌,承接着它的源头,也承接着它的未来,让美一直延续,像蝴蝶的一生。写作是自己的事情,然而实际上,每个遵从自己内心的写作者这么想时,都会毫不犹豫地承认它必然是关乎世界的。也许人们在要求自己恪守、要求自己变得尽善尽美时,就是在对他们的生活与他们所生存的世界负责任,对赵野来说,这一切是自然而然的。或许,最终什么也改变不了;又或许,因为我们的恪守,就有了一些“改变命运的细节”和改变世界的细节。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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