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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赵晓梦:幸福的西西弗

2015-06-11 09:1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赵晓梦 阅读

王本朝  

  王本朝,男,重庆市梁平县人,1965年10月生,文学博士,现为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红岩杂志社编委。

  秋去春来,又是一年草长莺飞花开水流的好时节,蓦然回首,发现自己跨进大学校门竟已两年。若问我这两年去哪儿的时间最多,我想应该是先生王本朝家。虽然先生一家到目前仍居住在十几平方米的单间里,但是先生的品德、学问以及为人,促使我和学友们厚着脸皮一次次踏进先生家门。

  先生在我们进校后就为我们认识。先生担任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授课任务;大一下学期,我们得知先生给89级学生开设了“比较诗学”选修课,且在时间上与我们的功课不相矛盾,于是我们弟子几个便每节不漏地自带凳子去旁听。先生从第一堂课起,就给我们留下了治学严谨、教学新颖的印象。他的每次课都讲得认真讲得精彩,精彩在于他完全抛开了呆板的课本与教条,按照自己的研究思想备课、授课,我们每听他一次课,至少胜读三月书。先生讲鲁讯讲了一个月,半年之后,我们120余号弟子不同程度地发现自己在潜移默化中沉重或成熟了许多。据消息灵通的哥们透露,先生还是在武汉读研究生时,就多次在武大搞文学讲座,几乎场场爆满,到现在逢年过节还有人给先生寄贺卡;先生初回西师,即被派去支教一年,如今那些中学生娃儿虽已长大成人,但在谈及先生王本朝时,无不是滔滔不绝眉飞色舞。先生一流的授课,在后来破格晋升副教授、教授时,接受了由20多位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审委员会的考评,成绩优秀。于是我们做弟子的逢人便道一句成语:真金不怕火炼!

  教学之余,先生醉心的是自己的学问研究,年纪轻轻,却已是硕果累累。先生1965年10月10日生于川东梁平县的一个贫苦农家。在放牛、拾柴的童年里,在勤奋读书的中学时代,先生都是很平凡很不打眼的,唯一让人们能够回忆起他的是先生成绩惊人地好。先生毫不谦让,接着向我“炫耀”起他的过去:先生早先是读理科的,直到临近高考的7个月前才转为文科学生,转学的原因很简单:因贪玩,没做物理作业,老师发现后严厉批评了先生,并停了先生的课,先生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便转学文科。现在从另一种角度讲,先生的转学,在他成为老师后,对学生的关爱与理解有着潜在影响,我们真是幸福。然而先生也是有福的。他仅用了两个月,就把历史、地理补起来了,还一跃为全班第一。1983年9月,先生如愿以偿,考进了当时不交学费的大学:西南师范大学。

  那时候,校园学习风气读书风气很是“正点”,图书馆会永远记住先生单薄的身影。先生每周一就要从图书馆借回6本“大部头”,后来有两个酷热的暑假也留在了学校读书。大一大二,先生从安德烈·纪德的《背德昔》到巴金的《家》、《春》、《秋》,阅读了近100部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以及众多学术报刊和文章;大三大四,先生从考夫曼的《存在主义》,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到中国古代哲学,东方传统美学等方面的著作数十本,对西方和东方的哲学、美学思想有了较全面的了解。从柜子底下翻出的10多本读书笔记,记载了先生渊博的学识和做学问的基础能量。先生曾经说过,在他这一生中,有三本书对他帮助极大,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以及四卷本的《世界通史》,使先生先前广博的阅读豁然开阔,融会贯通。但是先生并未满足,除了历史、思想、哲学、美学、诗歌小说作品外,先生还对《易经》、《圣经》、《生殖文化》和绘画艺术颇感兴趣。在武汉时,先生的床头上就曾长时间放着《西方现代派绘画作品选》。先生不好音乐,亦不通音律,跟先生这么久了,未曾见先生高歌或吟唱,可让我们不明白的是:先生的学术文章行云流水,词藻优美,极富韵律色彩。

  说到做文章,先生在大二时就能独立写作学术论文了。1987年,先生一毕业便顺利考上了武汉大学全国十大文化学者冯天瑜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在那三年里,当别的弟子还在广泛阅读和收集资料的时候,先生已经开始在《鲁迅研究》、《学习与探索》、《社会科学家》等大型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每发一文,先生都要送一本样刊给冯先生,而冯先生从不亲看,却让先生的师弟们看后复述给他。有趣的是,师弟们因为忙于恋爱,每到临头来才想起冯先生布置的“功课”,无奈之际求助我先生讲述一遍,再去复述交作业。先生的硕士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悲剧意识》长约6万字,在专家组成的答辩会上,全票通过。冯先生脸上很是有光。

  除了勤奋,先生的学术研究之所以成果显著,乃是他研究的独创性。先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首先从悲剧着手,在先生看来,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其核心是悲剧,悲剧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悲剧意识在进入作家心灵后,创造了空前繁荣的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只有从悲剧角度研究,才能更深入和透彻,于是他写下了《论中国二十世纪文学悲剧意识的价值内涵》(载《人文杂志》1991年第二期),《论中国现代文学悲剧意识的文化内涵》(载《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93年第4期)等一批论文,要不是师母生小孩,他肯定已经弄出一本专著。

  然而时隔不久,先生突然大彻大悟,随后他转为从宗教角度来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次他似乎更为有理由。他说,90年代现代文学的研究应该从宗教角度来研究。先生这一说法在国内仅有,在国外也只有美国人路易斯·罗宾逊从事着。先生进一步阐释说,宗教对中国的天文、教育和文学有着重大影响,而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个学者来研究宗教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以及对我们传统美学的影响。在意识形态上,先生认为悲剧与宗教是人的两极,而宗教是包容悲剧的;从许地山到北村,众多中国作家都皈依宗教。话到这里,先生打住话题,声明自己绝不是教徒,他说我们应把宗教看做一种高尚的文化。不管怎么说,先生已经写出了《论基督教文化观念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载《新华文摘》1992年第5期)等10余篇计15万字的学术论文,并正着手专著《基督教文化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的写作。先生的独特研究,获得了社会承认和学术界的关注。1993年8月,先生应邀到上海参加了由中美联合举办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交流会,并宣读论文;比之其中任何一位与会者,先生至少年轻20岁。

  先生凭着灵气、思维敏捷与多读多思多写来支持自己的创作。先生作文通常是在晚上,说是宜思宜心情,6000字以下的文章从不打草稿,且书写得极为整洁;再长的文章也是一气呵成,从不中途停歇下来去补充什么资料或寻求灵感。这种非凡的写作,使得先生的文章论证严密,行文漂亮。先生的学问随着不断的研究与写作,越做越高,每作一文,百投百中,迄今,先生已在《文艺理论》、《文史哲》等全国各大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6篇,其中有8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简称“人大复印资料”,国内最具权威的学术刊物)全文复印,此外还参加了多种专著、辞典的编写,总计字数逾40万。1992年10月,先生应邀参加了“郭沫若与科学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鉴于先生在学术上取得的显著成绩,1994年1月22日,先生被西南师范大学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年仅28岁(补注:1997年,先生再次破格晋升为教授)。

  春雨总是一下就三两天。淋着细雨,再访先生,恭喜之时,却发现先生淡泊名利。他开玩笑说,晋升也不过是工资长了几十块。不知怎么,我们的话题谈到了“文人下海”。先生仍然保持先前的坐姿和语调,他说,他追求那种有序的生活,而从目前形势看“下海”是无序的,弄不好“赔了夫人又折兵”,再说这种无把握的消耗不值得。先生有些激动了。他认为人的价值不完全表现在下海上,也不表现为金钱价值;人崇尚精神生活,价值反而会更广阔、多样与丰富。继而,先生提出了这样的叩问:那么,是否有一天,下海人的价值参照物会是学问者呢?是啊,不是已有醒世者传出了预言吗:“我们贫穷得只剩下钱了!”先生曾在一个公众场所发表的宣言:“做这个时代学问的最后一个守灵人。”又在我脑子里清晰起来。

  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学者。作为他的弟子,我敬佩他的人格和精神,理解他内心深处行走的孤独和力。这使我想起法国大文豪加缪著名的《西西弗神话》。在外人看来,那个将石头一次次反复运往山头的西西弗是荒诞的,但荒诞者自己却没有过这种感受,他仍然坚定地活着,不断地行进,并不在乎就一定要把石头放在山顶上,他觉得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内心永远幸福。我的先生王本朝就是这样的人,幸福的西西弗。

  先生的不断行走,一切源于他内心在行走中的不断开敞,和因开敞得来的力。

  1994年春·桃园

  (原载《希望导报》1994年10月4日,收入《把门打开》作品集)

  赵晓梦,笔名梦大侠,1973年出生,重庆合川人,现居成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华西都市报常务副总编辑。1986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星星》《诗歌月刊》《诗选刊》等上百种报刊,入选10多种选本,获奖50多次,著有作品集《爱的小雨》《给雨取个名》《把门打开》《最后一个问题》等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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