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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明 | 抒情的复调:长诗《钓鱼城》的结构艺术

2020-06-05 09:3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张德明 阅读

《钓鱼城》,赵晓梦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年4月第一版,48.00元
《钓鱼城》,赵晓梦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年4月第一版,48.00元

诚如诗人吉狄马加所言,一首长诗最难处置的是结构问题。换句话说,当一首长诗的结构安排合理妥当了,其情绪的把控和意义的传递也就自然而顺畅了,长诗所应具有的精气神也将充分彰显。反之,当结构安排不好,长诗的艺术性就将受到很大局限。

诗人赵晓梦新近创作的长诗《钓鱼城》,在结构的安排上是颇具匠心的。为了真实敞现历史的多元场景,同时又有效抒发诗人对历史的丰富体味与感喟,长诗采用了以历史当事人为诗情铺展的单元结构,按照战事发展的时间顺序,让历史当事人分别出场,各自站在自己角度来讲述曾经历史的具体情态以及他们对那段历史的感触和体验。这种结构方式与历史生成的时空结构形式是较为吻合的,这就为历史过程的有效展开提供了极为可靠的路径。与此同时,不断转换的抒情主体,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抒发情感,表述心志,多样化的抒情形态由此营建出一种富于意味的复调结构,诗歌从而显得情绪繁复,别具特色。在此基础上,我认为,《钓鱼城》可称为“复调型”长诗,在当代长诗的结构设置上探索出新的路径。

“复调”是巴赫金在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时提出的概念,而今已成为叙事学理论中极为重要的话语范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主人公和作者对主人公的立场》中,巴赫金指出,传统小说多数是独白型小说,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则属于复调小说,在这类小说中,“过去由作者完成的事,现在由主人公来完成;作者阐明的已经不是主人公的现实,而是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也就是第二现实”。简而言之,按照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周启超教授的解释,巴赫金所说的小说中的复调,即“指的是拥有主体权利的不同个性以各自独立的声音平等对话。”

长诗《钓鱼城》虽然并非叙事文学,并不具备故事主人公,但由于诗人巧妙设置了以历史当事人为抒情主体,通过抒情主体转换来带动历史叙述的展开和历史意味的分析这一结构形式,不同的历史当事人(抒情主体)之间构成了对话关系,因此,援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是可以加以有效阐发的。自然,长诗中的复调并不是叙事的复调,而是抒情的复调,是历史当事人在不同层面发出的历史喟叹与情感倾诉的对话性体现。

《钓鱼城》共有三章,由九个部分构成,每一部分都由一个历史当事人出场,来陈述历史、抒发情感,这些历史当事人分别是:蒙哥汗、蒙哥夫人、前锋总指挥汪德臣、余玠、王坚、张珏、王立、熊耳夫人、西川军统帅李德辉等。如果说以往的不少长诗属于“独白型”(借用巴赫金观点)诗歌,历史的讲述和情感的抒发都是由诗人(唯一抒情主体)一个人完成的话,作为“复调型”长诗的《钓鱼城》,则由九个历史人物依次担任抒情主体,分别出场述说历史、表达情志,从而构成了九个不同的声部,他们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彼此独立又相互对话,凸显出复调的艺术色彩。

蒙哥汗首先出场,讲述他兵发南宋的缘由:“我是一个不乐燕饮的人,/风花雪月不是出兵的理由。/是的,我说过,止隔重山条江/便是南家。现在的临安府,/脆薄如纸,长生天的时间/都被他们用毛笔埋软,靖康耻/没能中止他们附庸风雅,/我得用鞭子/把它们圈进成吉思汗的版图。”当开疆扩土的脚步被“钓鱼城之战”久久拖住,他又不免长吁短叹:“马蹄铁已生锈,石头还没有让路。”“钓鱼城之战”对蒙古军的打击是很大的,面对如此打击,蒙哥汗终究意识到:“一个异乡人即使有/鹰的名字,在垂直的噩梦里,/走不出鱼的沼泽地。”蒙古大将、钓鱼城战役总指挥汪德臣第三个出场,他这样述说“钓鱼城之战”的情形:“直到一块顽石截住去路,一条鞭子/非要石头让路。//他们骄傲的态度,埋葬了我/马背上的天赋。”这样的陈述与蒙哥的陈述形成对照和对话关系,同时也坦诚了蒙古军队在“钓鱼城之战”中严重受挫的历史事实。

第四个出场的历史当事人是钓鱼城守将余玠,他如此陈述南宋的颓势:“偏安的享乐/透支了太多的/小桥流水,倾其所有的北伐,/不过是声势浩大地繁殖老树昏鸦。/漫天风雪里的生死搏斗,/难觅一块宿营地。”对于顽强抵抗蒙古大军的攻打、誓死保卫钓鱼城的原因和意义,他有着这样的认知:“我得给自己的留下找个恰当理由。/拒绝所有好意的昏迷,万事置之身外,/以自己的轻战胜不可一世的重,/以一根钓鱼竿继续完成使命。/用石头的城钓鱼,故国三千里的/繁华虽不见得能还原,但后世的/墓碑将会确认,我能调出历史的残简。”余玠的述说,既站在宋人角度交代了历史的实情,又与蒙哥、汪德臣等人的讲述构成强烈的对话和呼应关系。

其他历史当事人如蒙哥夫人、王坚、张珏、王立、熊耳夫人、李德辉等,也在不同的阶段依次出场,来陈述历史抒发心志,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述说了历史的诸多细节,这些历史细节有彼此相同的大历史,也有各有差异的小历史,相互之间的对话性态势是极为显明的。在这部长诗中,历史当事人依次出场,分别来述史抒怀,使诗歌的抒情主体实现了不断的转换,他们各自独立,又相互对话,长诗的复调性特征也因此而生成。

《钓鱼城》采取的这种复调型结构方式,既确保了历史叙述的多元展开,从而艺术呈现历史的复数形式,又能让情感抒发在多维度中敞现,彰显历史意蕴的多向度和历史体味的丰富性,其诗学价值是相当突出的。

原载:《中华读书报》( 2019年07月17日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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