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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夫:向秋天最甜的那颗石榴致敬

2013-05-24 09:26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张天男 阅读

  向秋天最甜的那颗石榴致敬
  ——洛夫先生访问记

  张天男

张天男和洛夫先生(右)在葛根塔拉草原

张天男和洛夫先生(右)在葛根塔拉草原

  【张天男按】 洛夫,原名莫洛夫,又名莫运端,1928年生于湖南衡阳。1949年孤身赴台。1973年以海军中校军衔退役。加拿大漂木艺术家协会会长。1954年与张默、痖弦携手创办《创世纪》诗刊,成为台湾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标志性建筑。1996年移民加拿大,定居温哥华。2001年,3000行长诗《漂木》出版,震惊华语诗坛,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评论认为,自《魔歌》之后,其诗风由繁复趋于简洁,由激动趋于静观,虚实相生,动静皆宜;其视野之广阔、思想之深邃、表现手法之繁复多变,当今华语诗坛无出其右者。书法长于魏碑汉隶,气定神闲,景象森严。

  2012年秋,洛夫先生携夫人陈琼芳女士首访塞外青城。9月16日下午,洛夫先生在内蒙古饭店接受了诗人张天男的专访。

  Z: 你一生曾两度自我流放。19岁离乡赴台,行囊中“三本一条”:一条军毯,三本诗集(艾青、冯至、个人作品剪贴各一)。68岁移居加拿大温哥华。你在很多文章里提到人生的荒谬。读你的诗,感到诗中有很深的苦涩与绝望。你在新近出版的《洛夫诗选》里说过,你希望“在诗中度过那美丽而荒凉的一生”。“荒凉”自不必说,这“美丽”究指何事?

  L:人生之美分为两种,一为现实之美,二为精神之美。几十年来,我有过安定的生活,有太太,有小孩,这就是人生的美丽。我的一双儿女虽然没考上什么名牌大学,也没有硕士、博士的头衔,但大学毕业后都从事着他们各自喜欢的工作。女儿留法,现在台北世贸中心做事。儿子莫凡你们可能都知道,是个小有名气的歌星。平安地度过一生,这就是现实之美。当然,我写诗得到过很多荣誉,这也属于现实之美。至于精神上的自由与开放,那是另一种美丽。你所说的那种精神上的苦闷我就没有。人生给我最深的体验不过四字:知足常乐。

  Z:改托尔斯泰语:美丽的人生都是相似的,荒凉的人生各有各的荒凉。

  L:所以我服膺存在主义。命运是无常的,生命是无奈的,人是空洞而荒谬的。我这一生经历了抗日战争、内战、越战和金门炮战,人生的负面经验我都经历过。虽然没有端着刺刀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但我确曾生活在炮火硝烟之中。记得小时候防空警报一响,我拿个布袋子装上必要的东西就往乡下跑,等回来一看,家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黑暗的炮弹坑,比这座房子还大,残肢遍地,这里一只手,那里一条胳膊。

  Z:你坦言自己处于“不穷不富”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然而仅靠诗歌岂能攀上中产阶级台阶?

  L:靠诗歌达到中产?我想任何人都不可能。我在台湾军中工作了20年,我的退休俸加上我太太的退休工资,一个月有五千加币,约等于三万元人民币,足以使我衣食无忧。我在加拿大的房子150万加元,折合人民币1000万元——你别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这是我太太勤俭持家、多年积蓄的结果。我以为诗歌是一种创造,却未必是生存的手段。

  Z:杜甫诗:“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你相信这句话吗?

  L:不大相信。我这次出来在日本呆了三天,东京大学和诗潮出版社为我联合举办了一个诗歌研讨会,他们请来一位国内非常有名的诗人,年令和我相仿,也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他是东京一家大百货公司的老板,非常有钱——大陆找不到如此有钱的诗人,而且还是个共产党。我就问他,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打架吗?他说我早年是个狂热的共产主义分子,现在放弃了。其实他经商是一回事,写诗是另一回事。北京一些诗人不工作只喝酒,缺乏对人生的深刻思考与切实体验,不知道自己究竟要追求什么,只图一时发泄,把时间玩掉了,这种态度对吗?当然,诗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制度也有一些关系,但是贫穷不一定写得好,富有不一定写得坏。

  Z:青春和盛年时代,你强调诗人应该在诗中追求“真我”,到了晚年,你又希望从“真我”中寻求一个更纯粹的、超越世俗的存在的本真。你似乎在不断地提醒我,就连洛夫先生也常常带着面具。

  L:每个人都有面具,不光是我,你也一样。诗的各种意象不过是诗人诸多的面具,但面具背后的“真我”是永远不变的。我在《魔歌•自序》里说过,一个诗人必须追求真我。作为一个人,必定有各种社会关系,除非你离开这个世界,否则你肯定戴着各色面具,但你必须有本真的那个东西在。

  Z:然而“本真”岂足为外人道也,又岂能为外人所接受?

  L:是啊,有些东西说不清,只能用诗歌来表达,别人是否接受那就不管了,因为那是无法追究的。哎,我的诗你就理解了。我在湖南第一次朗诵《湖南大雪》这首诗的时候,现场一个朋友私下问我,洛老,你是不是经历过文革啊?其实我写这首诗时还没有进入大陆,次年才首访大陆。这首诗完全是我的想象,没有想象就没有诗歌。通过想象,我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转化成了一个心灵的意象世界。我有些诗很苦涩,《石室之死亡》就是在炮弹底下完成的。但是我并没有去描写战争和死亡的血腥场面,那是新闻报道,不是诗。你必须用这些材料去雕琢一个意象的、心灵的世界。

  Z:如你所说,诗歌创作的先决条件是拥有一个自由的心灵空间。台湾诗人在白色统治下所承受的压力,远不如大陆诗人在六、七十年代所承受的更为深重。到了九十年代,台湾现代诗基本上已在民主社会气氛中发展,政治神话已告破灭,诗歌已从“战斗文艺”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换句话说,这时的台湾诗歌已完全摆脱了政治的干预,诗人不再关心写什么,他们唯一关心的是“如何写”,而八十到九十年代的大陆诗人,最关心的仍然是“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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