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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什迪:印裔后殖民作家的诗学观解读

2012-09-29 20:15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尹锡南 阅读

    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是当代印裔英语作家乃至全球英语作家中最重要也最具争议者之一。拉什迪的文学创作具有强烈的实验色彩,《撒旦诗篇》将他身不由己地推向了“文明冲突”的旋涡之中。拉什迪身上体现出第三世界的后现代性,是一个“论战文学的吹鼓手”:“因为将所有解殖问题的相关论争带入人们的议题之中,比之任何英语作家而言,拉什迪将英语文学传统更进一步推向国际化。”1可以说,他将英国文学带入了前沿位置。比起其他当代作家来,拉什迪在英语文坛的十字路口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席位。拉什迪作品体现出后殖民时代跨文化写作的第三世界作家的许多共同特点,他的诗学观更是因其强烈的后殖民语境和解构主义色泽而引人注目。拉什迪的诗学观涉及到历史书写、第三世界民族叙事、小说与政治、文化身份建构、文化混杂、流亡散居、边缘写作、英语内部解殖、英联邦文学等诸多重要问题,本文尝试就此进行浅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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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什迪于1947年出生于印度孟买。1961年,年仅14岁的他来到英国上中学。1965—1968年间,拉什迪在剑桥大学学习历史和表演艺术。大学阶段所受的历史专业训练对他日后的诗学观和创作两方面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他评价自己的小说《午夜诞生的孩子》时说,主人公萨利姆的故事虽然不是真正的历史,但“又以历史的形式演绎发展。”21988年,他在论及小说《耻辱》时说,历史是他所接受的专业训练。他常常以一种历史的方法进行创作,但为小说之故,采取的是完全没有条理的方式。“我始终认为,必须牢记历史和故事之间的关联。”3这已经表明拉什迪在创作中注重历史事实并借鉴历史方法进行创作的姿态。

    拉什迪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道:“我想起当初学习历史时,学院的老师给我一条建议,而今我以非历史的原因采纳之。他说,没有听见人们开口说话,你就不能书写历史。我不知他用意何在。我从未书写历史,但我的确发现,听不见人们的声音是很难下笔的。”4拉什迪在这里与20世纪西方两位批判的历史哲学派代表人物产生了思想共鸣。意大利的克罗齐断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的柯林武德将其观点引申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是过去时代思想的再现。5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把过去的思想纳入到现在历史学家活的思想中。但拉什迪的兴趣毕竟不在专业的历史研究,而在于借用历史方法和视角书写东方第三世界和西方第一世界,因此,他更看重当代的历史流变而非过往的历史风云。他说:“一个历史学家会被那些最终再现过去历史的当前事件而感染。”6这似乎代表了拉什迪自己的历史理念。拉什迪显示了比较成熟的历史意识,他心目中宽泛的历史是包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混合时间。这与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体现的三维时间观有些相似。

    拉什迪站在后殖民时期的土地上,以一种复杂的眼光阅读过去和现在,他的结论是:“历史始终是复义不定的。历史事实很难确立,人们可以赋予不同的意义。真实来自我们的偏见、误解和无知,如同来自我们的感悟和理解。”7拉什迪告诉读者,阅读萨利姆在《午夜诞生的孩子》中那些不太可靠的叙述,好比我们每天“阅读”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每个人可以有自己对历史、对世界的不同理解。历史的复义含混造成据以书写的文学文本的阅读张力。在这里,拉什迪与上个世纪80年代诞生在西方文化界的新历史主义学派找到了思想契合点。新历史主义发展了一种文化诗学观,尔后形成一种新历史诗学。这一诗学还原存在的历史性,敞开存在的意义,恢复历史意识,延伸文本维度,使文本的写作和阅读成为生命诗性的尺度。新历史主义领袖人物、美国学者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旨在将“大历史”(History)转化为“小历史”(history),某种程度上是对于官方大写历史的一种反动,它体现了新历史主义诗学锐意创新、关注民间话语和历史的旨趣。拉什迪以其论述和文本实践艺术地回应了这一点。他将自己的小说《午夜诞生的孩子》称为“历史的混合辣酱”(chutnification of  history),8分明暗示了他将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官方大写历史和普通民众历史等而观之、合而书之。烹制这种五味俱全的“辣酱历史”,便是一种新的历史诗学建构的过程。也许正因为如此,有人评价道:“拉什迪小说是对历史文本的反思,特别是对建构民族国家的官方历史的反思。”9

    在将历史与小说编织的过程中,拉什迪的态度是:择己所需地过滤历史。既尊重历史又超越或虚构改写历史。拉什迪以《午夜诞生的孩子》中的萨利姆为例进行说明。萨利姆当初剪报,拼凑一封给萨巴马提少校的匿名告密信,可以视为他即拉什迪本人剪裁历史以满足自己(小说)需要。那封简短的匿名信只有十三个单词,这是西方视为不吉利的数字。信虽简短,但却蕴涵深意:“萨巴马提少校,星期日早上你的妻子为何要去卡拉巴路?”10这十三个单词来自不同的剪报,象征历史过滤后的沉淀物。拉什迪的作品具有深厚的历史感,这与他善于剪裁、浓缩历史风云有很大关系。

    关于拉什迪的历史书写,论者褒贬不一。有的认为,他的四部小说即《午夜诞生的孩子》、《耻辱》、《撒旦诗篇》和《摩尔的最后叹息》只是塑造了一种“精英历史”,没有多大价值。有的则认为,拉什迪小说如《午夜诞生的孩子》讲述动人的故事,是引人入胜的历史记录,拉什迪改变了西方心目中印度次大陆的印象,他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充满激情的描述使他胜过了表达同样主题的吉卜林、福斯特、拉贾·拉奥和R·K·纳拉扬等人。11不管怎样,拉什迪在历史诗学的指导下,融历史因子于文学创作之中,其作品的史诗风格卓尔不群,其所取得的成就足以让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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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什迪曾经不无深意地说:“与成千上万的人一样,我是一个历史的混血儿。”12的确,拉什迪的身世非同寻常。他出生于孟买,祖父是乌尔都语诗人,父亲是穆斯林商人,但他自幼接受了英语教育,内心深处认同西方文化。他的足迹踏遍了印度、巴基斯坦和英国三地。他的心灵深处打上了“混血”的痕迹。更重要的是,他还见证了印度次大陆的历史变迁,这对他的第三世界民族叙事有着直接影响。如同眼花缭乱的拉美历史变迁影响了马尔克斯的魔幻笔法一样,印度次大陆的数次地图重绘使拉什迪感慨良多。

    拉什迪曾经在1987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总之,扫描印度几千年的历史风云,从未存在一个完整的印度。没有谁能统摄整个印度,莫卧儿人和英国人也不例外。”但是,1947年8月,尼赫鲁在午夜宣布印度独立却把一个敏感的问题带到了世人面前:“印度真的存在吗?”拉什迪的答案是:“我来自于孟买,出身于一个穆斯林家庭。我心目中的印度建立在多样、复数和混杂的理念之上。” 13换句话说,拉什迪所理解的印度是处于历史和民族叙事时段中的印度,是存活在新历史主义视界中的后殖民地印度。这是拉什迪借用西方话语对印度进行历史观照。他以西方视角反观东方印度所得出的结论很有意义。不止于此,拉什迪还认为,跨文化的英印文学只有采取一种民族/国际的双重身份姿态,才能“赢得自己的境界、视阈和自信”。14

    拉什迪曾经被人称为国际作家,在东西方世界里游刃有余。他与芭拉蒂·穆克吉、马尔克斯等人一样,是最典型的“第三世界的世界主义者”。15由于这样一种跨文化的世界主义写作姿态,拉什迪在《午夜诞生的孩子》中,将东西方文化元素天然而有机地调和之。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在这里汇聚,萨利姆的混血儿身份,“历史的混合辣酱”,基督徒保姆的泡菜等无不隐喻着印度次大陆的复杂多元。小说《耻辱》里主人公奥马尔三位母亲的“三位一体”,故事首尾场景的循环模式,“民主、自由、博爱”理念观照下的独裁者众生相,这一切展示了拉什迪采取双重身份写作的神奇魅力。引发一场轩然大波的《撒旦诗篇》更是极尽调和东西文化之能事。由于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拉什迪的第三世界民族叙事呈现出非常复杂的色调。单单一个“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不能包容他作品的复义,也不能用来定义他的第三世界民族叙事。

    从更深一层意义上进行考察,拉什迪的第三世界民族叙事观念和手法是对他的同胞、同样出生于印度孟买的后殖民理论大家之一霍米·巴巴的有力回应。如果说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始于批判东方主义,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则开始于民族神话的解构。在这种解构中,巴巴重新建构了一种现代的民族,即一种存在于历史的叙述之中的民族。巴巴认为,民族如果追溯它的源头的话,只是一个神话而已。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念,来自于西方的政治和文学传统。他认为,拉什迪的《撒旦诗篇》意图便是重新阐释西方意义上的“民族”边界问题。拉什迪通过对意义、时间、国家、文化疆界和历史传统的系列消解暗示着,民族文化的根本变革将会导致生活与写作的崭新形式。民族叙事还是一种“矛盾的身份定位的场所”。16从此意义上,巴巴将《撒旦诗篇》赞誉为“混杂的民族叙事的先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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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当代作家中,将小说乃至自身与社会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乏先例,如萨特、索尔任尼琴等。拉什迪也不例外。早在1984年,他在接受别人采访时坦率承认:“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政治小说家。”18他还自称“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动物”。他认为,自己的作品与政治、与个人和历史的关系联系紧密。19别人也认为,他与奈保尔一样,半遮半掩地加入了“解殖运动的战斗文学”行列之间。20

    就哲学世界观而言,拉什迪与霍米·巴巴一样,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一定影响。他曾经将自己的政治观念与马克思主义挂钩,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印度等东方国家仍然适用。有人评价他:“人们不应该怀疑拉什迪欲以平等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式解决世界问题的认真态度,就哲学观而言,他是一位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21众所周知,马克思是在活生生的社会政治实践中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作为一个受其影响的作家,拉什迪不同于一些纯粹的书斋学者。道义、责任、使命感使他的创作充满了政治激情,《午夜诞生的孩子》和《耻辱》在这方面是突出的例子。这两部小说对于印巴两国的政治现实作了艺术描绘,抛开其中的东方主义等因素,历史感的厚重加上政治批判意识的强烈使得它们卓尔不群。印度学者A·巴纳吉这样评价《耻辱》:“由于对1971年后巴基斯坦历史发展的真实报道,拉什迪的小说与美国的非虚构小说或新新闻风格建立了联系。”22

    1982年,在一篇有名的文章《想象的家园》(Imaginary Homeland)里,拉什迪展示了一个有着高度政治意识的作家机智而犀利的一面:“作家与政客是天然的对手。双方都想按照自己的印象表述这个世界,他们在同一领域里进行争夺。小说是拒斥那种官方政客版展现真实的一种方式。”231984年,拉什迪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作家们把描述世界的营生拱手让给政客们,那将是历史上一个巨大而可耻之极的弃权行为。”24这充分体现了拉什迪关注社会政治的程度。他对此身体力行。1983年,他接受采访时告诉别人,《午夜诞生的孩子》是在一个非常黑暗的年代里创作的。次年,他告诉另一位采访者,这部小说是从1975年开始创作的,而当时正值印度总理英·甘地在全国实行 “紧急状态法”。小说中有大量情节抨击英·甘地及其儿子,因此,拉什迪心知肚明:“很明显,这是一场罕见的危险赌博。”小说完成后,拉什迪马不停蹄地进行下一轮“文学赌博”即创作关涉巴基斯坦独裁政治的长篇小说《耻辱》。拉什迪承认:“《耻辱》不是一幅民族的画像,而是对统治阶层的刻画。”25即使我们不能用“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来形容拉什迪这位始终充满争议的作家,但他那种将笔作剑、直面社会政治现实的知识分子良知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拉什迪坦诚地说过:“我既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神学家,也非职业政客,因此不敢声称有任何专门的本事。但我发现,我的小说不能避开政治问题。当今时代,个人与国家事务的距离如此之小,我们再也不能埋头写作,而对大众社会视而不见。”26拉什迪敏锐的触角不光是伸探到印度和巴基斯坦,还延伸到英国社会为代表的西方内部。1982年,在一篇题为《英国内部的新帝国》的文章中,拉什迪对英国社会歧视外来移民的种族主义行径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还大胆地就当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新帝国论调进行斥责。27《撒旦诗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主人公之一萨拉丁遭到三个英国移民局官员的非法虐待。英国人抓住他的生殖器,逼迫他进行手淫。事后身为穆斯林后裔的萨拉丁“感到格外痛苦和耻辱。似乎他身上的自然生理过程也成了替罪羊。真是奇耻大辱!”28将此一情节与近年曝光的英美士兵虐待伊拉克战俘,以及2004年上半年中国女商人赵燕在美国遭到移民局官员殴打相比较,小说与政治亦即作家与现实的关系清晰可见。这部有争议的小说还描叙了一场劫机事故,一伙包着头巾的憎恨西方的穆斯林劫机者制造了一场空难,这是否2001年“9·11”事件的艺术预演?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政治小说家拉什迪惊人的洞见和历史穿透力。

    虽然浸染了很浓的后现代解构文化的氛围,拉什迪毕竟无法避开生活万象与残酷的现实政治,他的选择就是以心以笔融入其间。这对当代中国一些已经深深陷入“象牙塔”中的知识分子不啻于一道清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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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论者指出:“印度已经对世界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主要是通过印度的英语创作来实现的,其中,英语小说首当其冲。”29在对世界文学作出贡献的当代英语小说家中,有着印度血统的拉什迪显然占据特殊的位置。拉什迪以本人“行为艺术”般的跨文化生活实践及其文学创作论述,生动地诠释了当下一些流行的关键词如“流亡”、“移民”、“混杂”“身份”、“文化翻译”、“边缘写作”等。

    1990年,拉什迪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时说:“我生在印度。我不仅是印度人,也是一个孟买人。”“作为一个孟买人(后为英国人),也就意味着与大都会一见钟情。”拉什迪记忆中的孟买是印度所有城市中最具国际性、最混杂无序的一个。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的思想和创作深受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浸染。因此他说:“我已变成一个混血儿,一个历史的私生子,这在伦敦生活加剧这一状况以前就已成为现实。”30这种文化混血儿身份使得拉什迪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1982年,他在伦敦接受采访时说:“一定意义上,我既身在印度与英国文化之内,又身处两种文化之外。在许多方面我不再是印度人。同样我也从未成为英国人。我仍然讲印度语言。在印度我有回家的感觉,在这里我也实实在在地感到闲适自如。”311983年,拉什迪在接受另一次采访时,语气有了一些微调:“至少我明白我的确是外国人。我不认为自己是地道的英国人。”但他又说,他不是靠护照、而是靠朋友、政治亲和力和写作等界定自己的国籍。“我为印巴英三国都接纳我而高兴,我认为没有必要在其中进行选择。”321989年他说:“我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印度作家,因为我的确没有住在那里。某种程度上,这种散居人的生活体验更有意思。”33这种穿越东西方文化界限的“文化骑墙”(culture straddle)姿态,使得拉什迪与另一位印裔英国作家、带有浓厚“文化无根”情结的奈保尔形成鲜明对照。

    某种程度上,拉什迪优雅的“文化骑墙”姿势只是表面,作为一个从东方走向西方、从边缘走向中心的作家,作为一个政治意识、历史记忆比较鲜明的来自第三世界的印裔作家,拉什迪在种族歧视严重的英国并非始终生活得坦荡闲适。1983年,他在小说《耻辱》中道出了内心的一丝彷徨:“我们已经远离陆地。我们在历史中漂逝,在记忆间漂浮,在时间里飘逸。”34在小说《午夜诞生的孩子》和《撒旦诗篇》里,“流放”一词屡见不鲜,“孟买”等怀旧的词汇和情节也不少见。1984年,在论述被他称为“半个移民者”的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时,拉什迪根据希腊语“隐喻”(metaphor)与“移居”(migration)的词义联系,对于移居现象作了如下阐释:“移居者就本质而言是隐喻性的人,而作为隐喻的移居,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我们都在跨越疆界;在此意义上,我们都是移居的人。”35因为时时处于一种自动的流放或曰流亡状态,拉什迪对于自己的个人体验有着很深的感慨:“移居他国必定失落自己的语言与家园。”这将使人经历生活变迁、遭受灵魂折磨。拉什迪由此引申开来:“但移民者不单只为自己的行动而改变,他也创造自己的新世界。移民者可能会蜕变,但正是在这种混杂化的过程中,新颖性涌现出来。”36这说明,拉什迪这位天才作家不甘寂寞,硬是要在强挣脸面的移居或曰自动流放状态中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而这声音便是后殖民文学大合唱里最响亮的领唱。

    《撒旦诗篇》最典型地体现了拉什迪的上述创作旨趣。有论者称其为“充满创造想象力的后现代文本”,并揭开了这部争议小说主旨之“冰山”一角:“拉什迪的《撒旦诗篇》给予我们无数视角,让我们观察那些在这个世界里穿梭往来的精神文化孤儿。”“这不是一本关于宗教的书,亦非宗教书籍,而是一本对自己的身份表达质疑的书。”371989年3月,拉什迪曾经自我剖析过创作《撒旦诗篇》的动机由来。他很迷惑,移民移居国外会给他们的语言、社会地位造成怎样的变化,移民又是怎样适应一个崭新的世界。他的写作完全融入了自己的身心体验:“创作《撒旦诗篇》时,我想这是我第一次全身心投入。其中既有身为英国人的我,也有身为印度人的我。这一半爱着伦敦,那一半怀念孟买。”38他以一种复数身份创作之。这种复杂的身份兼具内部和外部的二元视角,真正体现了跨国界、跨文化的创作特色。拉什迪在1990年回顾这部惹祸的小说时说:“如果问《撒旦诗篇》究竟是什么的话,它是一个移居者眼中所看到的世界。”他相信这部小说可以视为“人类的一个隐喻”。39在这个二元视角的隐喻世界里,历史和记忆的碎片随着意识流不断漂来浮去,东西方宗教教义难分彼此,混杂和模拟比比皆是,一幅真实的后殖民文化景观。拉什迪说:“混杂化是小说最关键的原动力。”40他还认为:“《撒旦诗篇》欣赏混杂,杂糅,混合,推陈出新,也赞赏人与人和各种文化、观念、政治、电影、歌曲之间的随意联结。它还欢呼混血化但却害怕纯粹的独断专行……《撒旦诗篇》为融合与联合产生的变化而欢呼。它是为我们自己的混杂而作的一首情歌。”41对于两位主人公萨拉丁和吉布列尔来说,他们“都是演员,都擅长种种模拟行为。他们都是文化变色龙(cultural chameleons)。”42这些后殖民时期擅长模拟的“文化变色龙”以一种复数亦即混杂的身份生活在一个混杂的隐喻世界。正如《帝国反击》所言:“混杂性是所有后殖民文本的基本特征。”43这也许就是拉什迪所谓“混杂化”产生的“新颖性”之一。他的《午夜诞生的孩子》也有突出的混杂因素,主人公萨利姆血缘身世的东西混杂既是印度这一“想象共同体”的文化隐喻和命运写照,又是后殖民文本在复数的文化语境里生存并不断产生“新颖性”的典范。

    值得注意的是,拉什迪还将“翻译”(translation)、“隐喻”(metaphor)与“移居”(migration)三个英语单词联系在一起,阐释了他别具一格的文化翻译观。他说,translation来自拉丁语,而metaphor来自希腊语,二者同为“带走”之意。这样,二者就与migration近义。他的理解是:“移居国外将会改变一个人的面貌,变成一个被翻译的人,或者说进入一种隐喻状态,这时他们会本能地以一种隐喻而富于想象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44对于所谓的“翻译”路径,他的解释是:“我所谓的‘翻译’是指自我被带入另一地域和另一语言之中。”45拉什迪在小说《耻辱》中借主人公现身说法道:“我也是一个被翻译过来的人(a translated man)。” 一般人认为,有些东西在翻译中一定会失落。他却抱定这样一种信念:“有些东西也能在翻译中获得。”46拉什迪这里的“翻译”已经超越了纯粹的文学语言范围而达至人生哲理和政治文化层面。《耻辱》里有过类似含蓄表达:“诗人奥马尔·哈亚姆的情形有些古怪。他的诗在故土波斯从不被人看好。在西方,他一直生活在翻译中,这是一种对自己诗歌的完全改写。这种改写在许多情况下,不用说内容,就连原来的精神实质也已判若两样。”47《撒旦诗篇》也可视为通过这一特殊“翻译”产生的混杂物即“新颖性”。移居者不断“翻译”他们所接触的异文化,也在异文化中“被翻译”而改变原来的文化身份。主人公萨拉丁和吉布列尔空降伦敦后,前者成为头上长角、半人半兽的怪物,他通过“文化翻译”得以生存,获得崭新的文化身份即“新颖性”,后者成为神的信使,这暗示他是不可“翻译”者,最终只得扣动枪机自杀。临死前,他对萨拉丁这位成功的“被翻译者”伤感地说:“很久前我告诉过你,假如我认为不能摆脱这种疾病的折磨,它终将再袭我身。我再也难以忍受。”48如果将吉布列尔的话放在后殖民语境的隐喻中解读,其含义自然明了。对移居者来说,不能主动“翻译”自己者将是危机重重,主动“翻译”自己者如同拉什迪在小说里化用的印度宗教精义:“不,这不是死亡,是新生。”49

    霍米·巴巴认为:“作为一种生存战略的文化既是跨国界的(transnational),也是翻译性的 (translational) 。”50一位是后殖民“文化翻译”理论的鼓吹者,一位在后殖民文本创作和论述里实践“文化翻译”,由此可见巴巴与拉什迪思想的契合。巴巴无意中还道出了拉什迪“文化翻译”成功的另一秘诀:“正是在历史与语言的边界上行走,在种族和性别的分界处生活,我们才拥有一个位置,得以将它们的区别翻译成一种相关一致。”51这是对后殖民作家边缘写作的一种肯定,拉什迪借助这种“文化骑墙”的写作姿态获得了成功。当然,我们应该清楚,这种“翻译”过来的“相关一致”不是纯粹的,而是混杂的“新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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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拉什迪关于英联邦文学和英语解殖这两个皆与英语有关问题的论述和实践。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大英帝国占全球陆地总面积1/4,统治着全世界1/4的人口。一战后,英国议会通过《威斯敏斯特法案》,承认各自治领的平等地位。此后,为加强与各自治领的联系,又建立了英联邦。1983年,拉什迪在《英联邦文学并不存在》(‘Commonwealth Literature’Does Not Exist)一文中,对习以为常的“英联邦文学”这一概念提出大胆质疑:“现在,‘英联邦文学’这一说法显得实在站不住脚。它不光是一个少数人聚居区,还是一个排他性的聚居区。使用这一术语会缩小‘英语文学(English literature)’这一意义本来宽泛的概念,从而将其变为更加狭窄的、局限的、民族主义的、甚至可能是种族隔离性质的东西。我心目中的英语文学仅指英语语言文学(the literature of the English literature)。”拉什迪将“英联邦文学”这一术语称为不真实的想象的怪物,一种类型相当独特的“经典怪物”:“它长着狮子头,有着山羊腰,拖着毒蛇尾。”52

    拉什迪对“英联邦文学”这一术语的反感有其复杂的原因。首先,这与他那强烈的政治意识有关。在他看来,迄今英语已经成为世界语言,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大英帝国统治1/4个地球的物质殖民所致。现在英语的如日中天不单是大英帝国的一份遗产,它还来源于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超强优势。他把这第二种促使英语兴盛的因素称之为“语言新帝国主义(linguistic neo-colonialism)”。53事实上,与英语的兴盛相一致,英联邦文学正是站在殖民主义立场上对英联邦范围内的文学进行研究,它把英语文学建构成反对“地方”性的英联邦文学的规范,寻求一种理想的政治文化共性。这一立场使得它对背离英语文学“伟大传统”的现象非常反感。霍米·巴巴曾将研究英联邦文学和历史者指斥为古板的民族主义者和扩张主义者,其他批评家在英联邦文学的背后看到的是英国的新殖民文化安排。54拉什迪自我解构不掉的第三世界文化背景使他对此不无警惕。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在同年出版的小说《耻辱》里对巴基斯坦的独裁统治大加针砭,在此前小说《午夜诞生的孩子》中对被他称为“黑寡妇”的英·甘地总理在印度实行“紧急状态法”极力讥讽,与他对“英联邦文学”的反感有其政治思想的一致和呼应。

    其次,拉什迪的反感还与他那带有强烈解构意识的世界文学观有联系。拉什迪曾经在1997年4月4日阿姆赫斯特学院授予他名誉学位的演讲中说,独立后印度的英语创作是“帝国的混血儿(Empire"s bastard child)”。55他道出了印度文学的复杂特征之一。尽管1947年独立后的印度在英语运用上还存在争论,但今日印度人对英语的运用已易如反掌。印度已经有了英语文学、确切说是英语语言文学的一个分支,但它毕竟也是印度文学。这和“英语文学”之间没有调和性。因此,英语可以视为印度的文学语言,由于泰戈尔、拉贾·拉奥、阿妮塔·德赛等作家的努力,印度英语文学已经骄傲地独立门户。尽管英国、爱尔兰和美国的英语语言文学要比印度等国的历史悠久,但倘若将世界各地相对年轻的英语文学贯以“英联邦文学”的称呼,这只能是一个丑陋不雅的名字。正是在此意义上,拉什迪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英联邦文学’不过是是奉‘英语文学’为正统,或是象我的那位朋友一样,将英国的英语文学(Eng. Lit.)作为中心,使世界其他地区的英语文学边缘化。”56

    信奉“英联邦文学”的人们认为,文学是民族性的表达。他们幻想在帕特里克·怀特那里发现澳大利亚性,在多丽丝·莱辛那里寻觅非洲性,在V·S·奈保尔那里邂逅西印度性。拉什迪本人便常常苦恼地被人问起究竟是英国人还是印度人,人们生造出“印度出生的英国作家”来界定他的身份。他认为,试图将作家局限在护照里来认识是愚蠢的。照拉什迪看来,“民族性”也好,“身份界定”也好,其实都天真地以为世上还存在一种“本真”(Authenticity)的东西,他将此种“本真”称为带有异国情调的幼稚而陈旧的妖怪。信奉“本真”者固执地以为存在一种同质性的不变传统。但以印度为例,它的传统文化精华也是一种混合的文化,是各种古代文化如莫卧儿文化与当代美国可口可乐文化等成分的混杂体(a mélange of elements)。因此,拉什迪说,寻觅民族本真性的最荒诞之处在于:“它完全错误地以为存在一种纯粹的东西,一种可以利用的未经融合的传统。对此信以为真的只有那些宗教极端主义分子。”57总之,“英联邦文学”遇到他的这番解构主义挑战,其大厦似乎已经倾斜。拉什迪高歌猛进的结论是:“到了承认中心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候了。”58

    以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是西方整个后结构主义思潮最重要的部分。它兴起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盛行于七十年代,在西方知识界反响巨大。身在欧陆的拉什迪恐难幸免它那激进思想的波及和浸染。解构主义在与结构主义比较中显出它的特点,即以无中心反中心,以文字对抗语言,以解构消解结构,以游戏抗衡精审等。这里的“中心”指权力中心和逻各斯中心。结构主义“权力中心”论信奉金字塔一样自上而下的结构,而解构主义的权力观则是蜘蛛网式,无中心的平行组织。这一思路与拉什迪呼吁不能维持“英联邦文学”的“中心”不谋而合。逻各斯中心主义信奉语言贬低文字,坚信有一种存在于语言之外的宇宙精神,语言是其神圣载体。与解构主义者的语言观相呼应,拉什迪认为:“不能赋予语言以绝对价值……语言用于表述那些不能表达的东西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并未认识到语言的这一无能,语言就变得实在讨厌、咄咄逼人且欺人视听。”59这一含有东方中国“言不尽意”的诗学思想,使拉什迪站在与解构主义并肩作战的同一战壕里,对着结构主义的语言观猛烈开火。

    借重这种解构主义思想,拉什迪不光是在诗学观中消解“英联邦文学”的权力中心,还在文本创作中消解西方话语的权力中心,有时甚至以匪夷所思的方式进行。这以《撒旦诗篇》为最典型。很多人认为,他在小说里用西方对先知(Muhammad)的蔑称“Mahound”来称呼先知,是一种亵渎神灵的行径。他辩解说,《撒旦诗篇》的主要目的是移居者从对手即东道主那里收回语言表达权,借以挑战西方的话语中心权。萨拉丁头上长角是西方对于移居者妖魔化的象征。这与西方以妖魔化的Mahound来贬称先知一个道理。被妖魔化者怎么办呢?在美国,被种族主义者给予的侮辱人格的称呼“black”(黑人),却被黑人引为自豪,将它当成“美丽”的代名词。黑人们将侮辱转化成斗争的勇气和力量:“黑人们都乐意而自豪地使用别人轻蔑地赠与的名字。”拉什迪由此得到启发:“他们有表述别人的权力,我们只能屈服于他们的描画。如果移居团体被别人称为恶魔,那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就是恶魔。如果恶魔并不必然是恶魔,天使也就并不必然是天使”60由此我们开始明白拉什迪是以怎样的动机和什么手段得罪了视先知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伊斯兰世界,从而招来杀身之祸。

    世上存在所谓“神圣”的东西吗?拉什迪坚决予以否认。他说,观念、文本、甚至人都可以人为地神化之。“敬神无异于被它所麻痹。神圣的理念在任何文化中仅是一种最保守的思想,因为它试图将变化、进步和革新等其它一些理念变成令人遗憾的东西。”61这些话除了可以用来解释他对先知大胆“亵渎”的世俗化处理外,还可间接地说明他对英语这一权力话语的抨击解构。解构主义诗学观否定意义的终极性,倡导意义的游戏性。这种观念认为,索绪尔的语言中心主义淹没了文字的强劲功能,转而提倡颠倒语言和文字的历史次序和等级差别,用文字的差异性说明文学和文化的开放性、边缘性,多重性和多义性,否定结构主义的语言中心论。它强调文本是无限开放的世界,可以对文本采取“对立”、“分裂”、“拆散”等方法建构新的文本。拉什迪用他的文本实践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有人高度评价拉什迪:“单是研究他对解殖英语(decolonizing English)的贡献就足以构成一篇专题论文。”62拉什迪“解殖英语”与《帝国反击》的作者思路一致,都是一种解构“神圣”和“去中心(decenterism)”的姿态。阿什克罗夫特等人主张以“排拒”和“挪用”手法来质疑英语(English)这个大写词语神圣而合法的中心地位,并呼吁世界文坛展现小写而多元的英语(englishes)。63人称拉什迪魅力之一来自于他在文本中进行的“语言体操( gymnastics with language)”。64这种别具一格的“语言体操”艺术地展示了他“解殖英语”的企图。先以《午夜诞生的孩子》为例说明之。在小说里,拉什迪采取了以下方法进行“语言体操”游::一、将北印度方言天衣无缝地镶嵌在英语句子里:“‘Chhi, chhi,’Padma covers her ears,‘My God such a dirty-filthy man, I never knew!’”(P.319)二、将方言词组放在英语句子中:“Hey bhaenchud! little sister-sleeper, wher you running?” bhaenchud即为sister-sleeper 之意。(P.320)三、译写印度习惯语:“donkey from somewhere!”(P.118)四、连用旧词表达新义:“tea-cup-kissery”(P. 264) 65五、不加连字号直接译用印度语言:“I"ll push your head into it, add some dahi, and make , whatsitsname, a korma.”(P.42)六、生造畸形英语词:“Whatdoyoumeanhowcanyousaythat.”(P.272)“I swear Iswearonmymother"shead.”(P.282)七、巧妙省略追求滑稽效果:“Sir an animal sir!"“I yelp:‘Aiee sir an animal an animal please sir aiee!’”(P.277)八、颠覆传统语法增加历史深度:“Who am I? Who were we? We were are shall be the gods you never had.”66再举《撒旦诗篇》为例:“We"re bhai-bhai!”(P.438)“think that such a fufufuck function, , which is to be most ista ista ista istudded, will be good for their bibuild up cacampaign.”67这里将function(功能)变为fufufuck,暗含粗俗的贬义,而将build(建构)进行解构变为面目全非的bibuild,不正是契合了解构主义的美学旨趣吗?

    可能因为拉什迪带有解构色彩的“语言体操”太为显眼,论者认为,他的文本重要特色是“玩弄文字游戏和拨弄句子结构,试图改变殖民者关于移民的一些偏见”,而其最终目的是:“借助这种复调音乐式的语言呈现,以获取机会,为分裂的移民身份进行积极的重新建构。”68这样来看,拉什迪的“语言体操”显然是大有深意的,他的语言战略起点正如后殖民理论大家之一斯皮瓦克(G.C.Spivak)在一篇名为《翻译的政治》的文章中点明的那样:“在我看来,语言可能是帮助我们理解自身的众多因素之一……理解自身亦即产生身份认同。”69拉什迪的“语言体操”采取“复调音乐”形式,这是因为,他深信,文学的长处在于它是“进行对话的场所,是展现语言斗争的地方”。“在任何社会里,文学都是这样一个所在,我们在自己大脑的隐秘处,可以听见各种声音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谈论世间万物……世上不管哪里,文学对话的小屋一旦关闭,文学大厦之墙迟早就会坍塌下来。”70他的文学对话观使他和倡导狂欢化诗学和复调小说理论的俄国思想家巴赫金接上了思想轨道。拉什迪的作品完美地证实了巴赫金的理论。巴赫金认为,复调小说的世界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中,一切都存在于同一空间,相互作用。他的狂欢化诗学意在提倡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开放性,寻求各种文学因素的融合,如反讽、幽默、夸张等各类手法和口语、俚语、方言等各类语言的相互联系。这和解构主义有相似性,强调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以狂欢化思维方式颠覆理性思维结构。71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拉什迪文本的确达到了这一境界。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语言竞争的时代。在小说这一理想世界中,各种互相冲突的语言频频聚首,借助张力和对话,小说不仅把彼此水火难容的各式人物,还将互不相干的历史年代,社会状况乃至东西文明等统统汇聚一处,“展示人类生活的真实一面”。72抛开某些争议因素,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拉什迪在小说中展示了人类生活真实而迷人的一面,而这又与他的“语言体操”艺术密不可分。

    拉什迪自己在1988年的一次访谈中说,如果你是来自一个黑人聚居区的人,你会发现,别人描述你的气势要远远胜过你对他们的描述。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一场斗争,因为我们被人描述并被逼进死角,因此,只要可能的话,我们必须利用自己的描述摆脱困境。他承认:“这就是我一直努力在做的事情之一:我在勉力进行描述的斗争。”他还承认这是一种政治性的、类似于“帝国反击”的“描述反击(a description back)”。73他的反击是成功的,至少让第一世界某些傲慢者看到了文学狂欢化所奏出的“复调音乐”。鉴于拉什迪在世界文坛的突出表演,论者认为,作为作家,拉什迪对当代文坛的影响不可低估:“他的创作已经影响了整个一代作家,正是这些人现在组成了‘文坛帝国反击’(empire writing back)的阵容,形成崭新的英国和后殖民文学规范。”74在受拉什迪影响的作家中,包括了印度著名作家维克拉姆·赛思和老作家阿妮塔·德赛等人。他们接过拉什迪的指挥棒,引领着包括印度英语文学在内的英语后殖民文学新方向。

    当然,对于拉什迪的成功,也存在质疑的声音。有人尖锐地指出,尽管拉什迪口口声声利用英语创作征服英语,从而达到异军突起并“反击帝国”的目的,但其效果大可令人怀疑:“使用主人的语言不可避免地会以主人的语气说话,会与主人妥协而达成共谋。”75拉什迪的某些言论也给他的目的抹上了一丝暗淡色彩。他在1984年的访谈中告诉别人,他开始创作时只能使用一种语言即英语。他虽然也讲乌尔都语,但是,这种语言存在一些问题。他说:“尽管这是一种非常美丽的语言,它也只能适合以我自己不能适应的方式来运用,如创作玄奥抽象和抒情浪漫的作品。它的语法,句法非常僵硬刻板,不像英语那么柔和流利。这样看来,它不是一种非常灵活的语言……在日常会话方面很难使用乌尔都语。它很适合在月亮上使用。”76应该承认,拉什迪关于乌尔都语这种巴基斯坦国语(一部分印度人也使用之)的论述是有问题的。实际上,纯正的乌尔都语语调起伏很大,它柔韧并存,且婉转甜美。用这种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传世名作。如果借用美籍华人刘禾评价印度女评论家妮南贾娜的话来说明拉什迪的个案,将会有一定的意义:“她无意间让欧洲语言作为主方方言(或者客方方言)享有一种决定意义的特权。如果这位后殖民批评家继续在其有关东西方语言相互作用的论述中强调欧洲语言的重要性,并且使那一历史/故事的没有说出的部分仍旧处于不可名状的状态,那么在她本人许诺的重写历史的道路上,她究竟能走多远呢?”77拉什迪、妮南贾娜的困境也同样反映在霍米·巴巴身上。巴巴的重要使命是从内部摧毁西方中心主义堡垒,他的策略是从内部使其失去本真性,进而消解其权威性。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巴由于身在西方,其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所以有人批评他不知不觉间重复了那些“新帝国主义”或“新殖民主义”思维模式之于第三世界的话语霸权。78再回到与巴巴命运相似的拉什迪身上,我们的问题是:如果他继续借重英语这一西方强势话语来进行西方文学文化内部的“帝国反击”,他的战略纵深几何,脚步究竟能跨多远?

    (原载四川大学《南亚研究季刊》2004年第4期,有删节)

  1 Timothy Brennan: Salman Rushdie and the Third World: Myths of the N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89, P.166.
  2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 Essays and Criticism(1981-1991), London: Grant Books, 1991, p.25.
  3 Michael Reder(ed.): Conversations with Salman Rushdi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0,p.69.
  4 Michael Reder(ed.): Conversations with Salman Rushdi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0,p.98.
  5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9,292页。
  6 G. R.Taneja & R.K. Dhawan(ed.): The Novels of Salman Rushdie, Delhi: India Society for Commonwealth Studies, 1992, p.126.
  7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 Essays and Criticism(1981-1991), London: Grant Books, 1991, p.25.
  8 Timothy Brennan: Salman Rushdie and the Third World: Myths of the N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89, P.106.
  9 Meenakshi Mukherjee(ed.): Rushdie"s Midnight"s Children: A Book of Readings, Delhi: Pencraft International, 1999, p.29.
  10 Salman Rushdie: Midnight"s Children, New York: Avon Books, 1980, p.312.
  11 Meenakshi Mukherjee(ed.): Rushdie"s Midnight"s Children: A Book of Readings, Delhi: Pencraft International, 1999, p.71.
  12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 Essays and Criticism(1981-1991), London: Grant Books, 1991, p.394.
  13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 Essays and Criticism(1981-1991), London: Grant Books, 1991, p.33.
  14 G. R.Taneja & R.K. Dhawan(ed.): The Novels of Salman Rushdie, Delhi: India Society for Commonwealth Studies, 1992, p.16.
  15 Timothy Brennan: Salman Rushdie and the Third World: Myths of the Nations, “preface”, London: Macmillan, 1989.
  16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pp.166~167.
  17 Catherine Cundy: Salman Rushdi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06.
  18 Michael Reder(ed.): Conversations with Salman Rushdi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0,p.61.
  19 G. R.Taneja & R.K. Dhawan(ed.): The Novels of Salman Rushdie, Delhi: India Society for Commonwealth Studies, 1992, p.118.
  20 G. R.Taneja & R.K. Dhawan(ed.): The Novels of Salman Rushdie, Delhi: India Society for Commonwealth Studies, 1992, p.196.
  21 Catherine Cundy: Salman Rushdi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0.
  22 G. R.Taneja & R.K. Dhawan(ed.): The Novels of Salman Rushdie, Delhi: India Society for Commonwealth Studies, 1992, p.72.
  23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 Essays and Criticism(1981-1991), London: Grant Books, 1991, p.14.
  24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 Essays and Criticism(1981-1991), London: Grant Books, 1991, p.100.
  25 Michael Reder(ed.): Conversations with Salman Rushdi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0,p.66.
  26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 Essays and Criticism(1981-1991), London: Grant Books, 1991, p.376.
  27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 Essays and Criticism(1981-1991), London: Grant Books, 1991, pp.129~138.
  28 Salman Rushdie: The Santanic Verses, New York: Viking, 1988, pp.157~160.
  29 G. R.Taneja & R.K. Dhawan(ed.): The Novels of Salman Rushdie, Delhi: India Society for Commonwealth Studies, 1992, p.255.
  30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 Essays and Criticism(1981-1991), London: Grant Books, 1991, p.404.
  31 Michael Reder(ed.): Conversations with Salman Rushdi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0,p.5.
  32 Michael Reder(ed.): Conversations with Salman Rushdi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0,p.56.
  33 Michael Reder(ed.): Conversations with Salman Rushdi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0,p.120.
  34 Salman Rushdie: Sha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3, p.91.
  35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 Essays and Criticism(1981-1991), London: Grant Books, 1991, p.278.
  36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 Essays and Criticism(1981-1991), London: Grant Books, 1991, p.210.
  37 Dan Cohn-Sherbok(ed.): The Salman Rushdie Controversy in Interreligious Perspective, 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1990,p109, p131.
  38 Dan Cohn-Sherbok(ed.): The Salman Rushdie Controversy in Interreligious Perspective, 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1990,p73.
  39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 Essays and Criticism(1981-1991), London: Grant Books, 1991, p.394.
  40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 Essays and Criticism(1981-1991), London: Grant Books, 1991, p.403.
  41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 Essays and Criticism(1981-1991), London: Grant Books, 1991, p.394.
  42 Catherine Cundy: Salman Rushdi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6, p.69.
  43 B.Ashcroft, G. Griffiths, H.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Routledge, 1989, p185.
  44 Michael Reder(ed.): Conversations with Salman Rushdi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0,p.77.
  45 Dan Cohn-Sherbok(ed.): The Salman Rushdie Controversy in Interreligious Perspective, 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1990,p72.
  46 Salman Rushdie: Sha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3, p.24.
  47 Salman Rushdie: Sha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3, p.24.
  48 Salman Rushdie: The Santanic Verses, New York: Viking, 1988, p.546.
  49 Salman Rushdie: The Santanic Verses, New York: Viking, 1988, p.87.
  50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p.172.
  51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p.171.
  52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 Essays and Criticism(1981-1991), London: Grant Books, 1991, p.63.
  53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 Essays and Criticism(1981-1991), London: Grant Books, 1991, p.64.
  54 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语境、实践、政治》,陈仲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5页。
  55 Meenakshi Mukherjee(ed.): Rushdie"s Midnight"s Children: A Book of Readings, Delhi: Pencraft International, 1999, p.187.
  56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 Essays and Criticism(1981-1991), London: Grant Books, 1991, p.66.
  57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 Essays and Criticism(1981-1991), London: Grant Books, 1991, p.67.
  58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 Essays and Criticism(1981-1991), London: Grant Books, 1991, p.70.
  59 Dan Cohn-Sherbok(ed.): The Salman Rushdie Controversy in Interreligious Perspective, 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1990,p125.
  60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 Essays and Criticism(1981-1991), London: Grant Books, 1991, p.402.
  61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 Essays and Criticism(1981-1991), London: Grant Books, 1991, p.416.
  62 G. R.Taneja & R.K. Dhawan(ed.): The Novels of Salman Rushdie, Delhi: India Society for Commonwealth Studies, 1992, p.192.
  63 B.Ashcroft, G. Griffiths, H.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Routledge, 1989, pp.38-39.
  64 G. R.Taneja & R.K. Dhawan(ed.): The Novels of Salman Rushdie, Delhi: India Society for Commonwealth Studies, 1992, p.181.
  65 Salman Rushdie: Midnight"s Children, London: Pan Books, 1982.
  66 Salman Rushdie: Midnight"s Children, New York: Avon Books, 1980, p.319.
  67 Salman Rushdie: The Santanic Verses, New York: Viking, 1988, p.421.
  68 Catherine Cundy: Salman Rushdi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82-83.
  69 J.Munns & G Rajan(ed.):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Group Ltd. 1995, P.464.
  70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 Essays and Criticism(1981-1991), London: Grant Books, 1991, p.429.
  71 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66页。
  72 Catherine Cundy: Salman Rushdi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3.
  73 Michael Reder(ed.): Conversations with Salman Rushdi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0,p.99.
  74 Michael Reder(ed.): Conversations with Salman Rushdie, “Introducti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0.
  75 Meenakshi Mukherjee(ed.): Rushdie"s Midnight"s Children: A Book of Readings, Delhi: Pencraft International, 1999, p.71.
  76 Michael Reder(ed.): Conversations with Salman Rushdi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0,p.64.
  77 转引自刘禾:《跨语际实践》,宋伟杰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33页。
  78 王宁:《叙述、文化定位和身份认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外国文学》,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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