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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涛:个人的条件必须在社会大势下才能施展

2018-12-20 09:08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邓郁 阅读

作家周涛:个人的条件必须在社会大势下才能施展,否则一文不值

周涛身上聚集着天之骄子的自得与时代笼罩在头上、害怕“丧失既得”的恐惧;他迷恋文学,20年前,以散文集首获鲁迅文学奖,他却没去领奖

如果把《西行记》与周涛几年前出版的自传体口述实录《一个人和新疆》结合起来,便更能领会到这种“自我暴露”的程度。在后者当中,他口无遮拦,将父亲、家人的可笑可哀,自己的难堪、丑陋、人性暗面,一一剥开来

周涛

周涛 图 / 刘新

无论是在口述体自传《一个人和新疆》中,还是在长篇小说《西行记》里,周涛都把自己当成标本放在那段历史里。他无所顾忌的自我暴露,是军队生活的背景和狷狂天性使然,一如他恣肆的诗歌、散文,同时也呈现出了干部子弟这个特殊群体在历史长河里的真实生态。


混沌初开

10月初的喀什,紧挨着艾提尕尔的千年老街乌斯塘博依路,卖热瓦普、手鼓的乐器店铺、地毯店一字排开,制铜壶的匠人叮叮当当敲打着,围着黑炉子酝酿的缸子(羊)肉,滋滋地冒着热气,香味儿传开老远。蜂拥而至的游客定然不会放过这些老古董,要么举起手机拍照,要么要上两缸缸子肉,品个新鲜热乎。

46年前的新疆大学生周涛,断断想不到,自己以为是“炼狱”一般的地方,如今成了内陆旅游者神往和猎奇之所。

“当时听说分配到这儿,腿都软了。完了,崩溃了。”

在下放前的26年,他虽然也经受过在伊犁农场挨饿背粮的“洗礼”,但始终以干部子弟自居,人生绝对是要往上走的。

这座土黄色的小城,用它的孤绝和寡然彻底埋葬了他的蓝图。

拥挤的维族人居住区,全是用土坯和木材筑成……屋似蜂房,路如蛛网,土木建筑,一片浑黄。你明明走进,却很少人影,听不到人声,临街的门都紧闭着,仿佛独自走进了一座空旷沉寂的山林。

每天都是这样,姬书藤从这儿骑个自行车去地委上班,出了城墙下的大门,从大涝坝一侧狭窄的土路上骑过去,穿过阿不都克里木街巷旁的道路,再穿过乌斯唐布依街叮当作响的街道,来到大街水泥铺就的宽敞路面,轻车直下,就到了他上班的地委大院。

——《西行记》

2018年春,72岁的周涛终于在自家阁楼上完成了自传体小说《西行记》。他原本起名《混沌初开》,意味着“文革”时期年轻人看不到前路的迷茫。在《当代》发表之前的某天,他忽地意识到,自己和同伴下放到偏远之地,正是一路向西之径:而“西方是日落的地方,雪的囤积地,向西去的路是暮云低垂如挽幛的路,人的心始终蜷缩在胸膛里,谁也不知道下一步踏在一个什么虚空上。或许,一不小心就会从地球的边缘掉下去”。

他在书中写了屈铭那样一个前有理想、后带城府的“革命文人”生涯,写出了一个“完美的政治泥鳅”成志敏,以及司马义·艾合买提江那样得体的维族干部,描摹出边地喀什的权力派系渊源与丛林法则。

而书中的主角姬书藤,长着一副帅皮囊,腹有诗书、心高气傲、内心随俗、外强中干,政治上不具备与外界抗衡的能力,眼力与生活又处处倚仗妻子,很难不让对作者略有了解的读者生出一句:

这就是周涛自己吧?

文学评论家、《解放军文艺》主编殷实初次看到书稿,感到震撼,太直接了!

“1980年代有很多伤痕文学暴露时代的问题,大多数是一种受害者的控诉,写一个人物或者事件的时候,似乎隐藏着不满和轻微的抗议,带着很隐晦的批判,但它不清楚,并没有针对具体的政治生活、政治任务,或者政治信念的描述。写到所谓的反面人物的时候,不往他的内心深处走,只是简单地符号化。”

殷实指出,在《西行记》里,青少年时代到延安读鲁艺,受过红色教育的屈铭,在“文革”期间变成了投机者和程墙背后的谋士,寄望于另一场“革命”的成功和新的利益分配——这正是姬书藤逐渐摆脱屈铭影响的主要原因。

周涛还写到了农民出身的“造反派”程墙内心的想法,他对上层政治走势的判断,以及——他壮烈的、忠于内心信仰的自杀方式。

姬书藤不喜欢程墙,但当程墙成了囚犯,他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程墙近乎于勇的跳崖自尽,更是让他惊心。“他见不得别人落难,就像他不能容忍任何人飞扬跋扈……热爱自由,崇尚平等,姬书藤也是逐渐看到了自己天性中的另一面。一个人或一些人欺负、凌辱另一个人或一些人,并不是什么稀松平常的事,这是那种非常恐怖的行为;这种事一旦开了头,迫害、虐待、杀戮和毁灭就会随之而来。”

在喀什的8年里,屈铭和程墙在为人处世上塑造了姬书藤,最终被他超越,然而姬书藤并未因此逃脱更为可怕的精神恐怖与心灵磨难。

因为在闲聊中讲了对领导的内心看法被人举报,姬书藤开始写检查,人立刻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他在检查里写,自己一定要“脱胎换骨”云云,不想竟真的如蛇一样蜕起皮来。

“不疼,一点都不疼,你就放心揭它,没事!”

(妻子)庄延揭下来一块,放在旁边让他看。又揭下来一大块,“哎哟,好大的一块!”他偏过脸去一看,有半张小报那么大一块,白纸一张,质地坚韧,便说“别扔了,还不如在上面直接写检查呢。人皮检查,比稿纸上的更深刻!”

——《西行记》

为了迎接历史的畸变,人甚至可以自我非人化,迎合着自然力一样的暴行。殷实因而认为,尽管写作技法、人物塑造上有缺陷,但毫不掩饰地暴露心迹和展现干部子弟的沉浮轨迹与思想,使《西行记》具有了“人性科学调查报告”的价值。“对于像周涛这样的准‘官二代’,精神自传和文献价值是第一步,自省,则属于进一步的要求。”

如果把《西行记》与周涛几年前出版的自传体口述实录《一个人和新疆》结合起来,便更能领会到这种“自我暴露”的程度。在后者当中,他口无遮拦,将父亲、家人的可笑可哀,自己的难堪、丑陋、人性暗面,一一剥开来。

这样的个体,与中国传统中的君子儒士无疑拉开很远。似乎,那些不得不保全的、不得不在意的面具,他决意在古稀之年来临前,一把撕掉。


深入骨髓的优越感

在古城喀什熬了8年,周涛终于有机会去乌鲁木齐军区从事文学创作——乱世结束后,老天给了文武兼修的他最合适的安排。

以后的人生似乎也证明,他从此顺风顺水,走上了阳光坦途。

离开喀什的周涛,如同《西行记》中的姬书藤,对这片他长居过的黄土地没有丝毫留恋。

“为什么这么寡情?答曰:这儿本来就不是我的地方。”他认为,一个人,18岁以前生长在什么地方,那地方就会成为他永远的故乡。

9岁以前,周涛生活在北京。在伊犁接受再教育和下放到喀什前,他都跟随父母生活在乌鲁木齐——在他眼中显然“高”出南疆。

优越感与生俱来。首先便是长相。

从小他生得肤白眼大,放在有外国小孩儿的娃娃堆里,也是最吸睛的那个。周家全家人皮肤都白。他曾经问姨妈,爷爷什么样?姨说,“你爷爷你们都比不了,长得排场。”周涛觉得自家血统应该是混血,因为老家山西榆社就是一个人种混杂地区,“匈奴、羌、羯氐聚集。”

比他年轻近10岁的军旅作家乔良说,周涛天生一副“让人怀疑上帝偏心的面孔和身段。再加上幽默狡猾反应极快且词锋犀利,这种人很容易让人产生嫉妒之心的同时又产生交好的愿望”。

皮囊在外,家世才是根底。

周涛父亲周文杰早年参加山西抗日青年决死队(当时的党外团体,其实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团体,后来变成正规军),从事群众工作,担任文化教员,后来成为陈赓的部下。开国大典时,正营级干部周文杰站在天安门城楼下第一排,再往后考上了军队里的外交官,分在外国语学院。“文革”前是十四级干部。

周涛的小学同学里有不少高级干部的子女。优越感无形中就注入了童年周涛的头脑。他记得弟弟出生时,中午医院给他母亲做蛋炒饭,她不吃,给4岁的周涛吃。

也是4岁那年,周涛站在海淀区的一个小山坡上,正好是早上上班时间。他觉得自己好像大将军一样,“看着脚下灰蓝黑的人流,心里忽然间生起优越感。”

这个念头周涛一生都记得,越大越觉得奇怪:“那么小的时候怎么会产生这种念头呢?”

那念头是他一生当中思想基础所发出的芽儿。芽长出来,也和他一生联系在一起。

他的同学赵南有一次看到街上要饭的,说咱们有一天沦落到这个地步怎么办?周涛答:“即便沦落到这个地步,我们站着,别人一看也不一样。”

“很多革命子弟都有那种优越感,其实相对这几十年的历史来说,都是很肤浅的东西。‘天下’这种观念,也是很腐朽的了。”殷实说。

周涛未尝意识不到。他在《西行记》里写过姬书藤所在阶层的自傲与顽固:

有个小家伙才小学三年级,就可以历数十大元帅、十个大将、六十几位上将的姓名、职务、军衔。人奇之,问道:“那你长大能当什么将?”答曰:“至少上将。”长到十六七岁,愈加高俊不凡,体育文艺,多有天赋,似乎父辈的革命生涯真有什么血脉遗传。但是之后到了社会上,大部分不能适应。……至于中国革命的精神遗产:追求社会平等,崇尚利他主义的新文化,到了他们那儿更是全然不见了踪影。毫无疑问,姬书藤自己就是这类人中的一员,他很清楚,自己是“被严格筛选过的食品喂大的”,他也确信:“正是这样,我们这一代人正是这样满怀信心地像一块石头一样地长大了,水泼不进,针扎不透,任何别的事物都很难再渗入我们的头脑。”

在这样一群眼界高的顽主里,周涛的桀骜不驯更加突出。

有父亲的回忆为证:“涛十四五岁特爱骑马,特爱骑脚踏车。一次,随党校干部到南山玩,独自骑上哈萨克的马在山路上猛跑,目睹者惊骇,经领导急喊大骂,始罢。”

他身体素质好,曾经获得全疆大学生男乒单打冠军。但初中时去北京集训一年,就不愿意干了,故意把球踩烂,把拍子摔在墙上。“主教练让我改了横板以后我特别别扭,因为我这个人的性格是进攻型不是防守型的,让我打防守就不愿意了。不愿意了就破坏,不干了。”

恃才放旷、年少轻狂里,也有异乎同龄人的审时度势。

十四五岁,他已经明白,打乒乓球,成不了事。不在于身体条件和头脑,而是起步太晚。“如果我要在北京,我绝对打进国家队,条件足够了。”

还有一件事,他更不在话下。中学语文老师吴国梅给周涛作文打95分,给了他巨大的鼓励。别的同学都把札记作业当成苦差事,只有他在札记里找到了乐趣。“为什么后来我一写散文就拿下?因为老早就写过,十本札记就是散文。”

文学,是天分,也是周涛上升通道里最清晰的那条。


非人的一年

《二十四片犁铧》,经常被周涛要求放在散文集里的居前位置,足见他对这篇的重视。

那来自于他在伊犁9901农场接受再教育的一年。

去的时候大家坐着大轿子车,一路唱歌,什么《草原牧歌》,“红岩上红梅开”,欢声笑语不断,大家都充满了好像要开始新生活的情感。

到了那儿发现,一夜之间变成“囚”了:不许离开连队25米,出去要报告,每天实行严格的军事管理。“拉粮食的看见说,你们哪像大学生,跟劳改犯有什么区别?男女不分,一个个破破烂烂的鬼样子。马圈里面铺了稻草,半夜老鼠在头上跑,把有的人半个耳朵咬掉了。”蛮横无情的指导员,不让生病的学生看病。周涛说那时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指导员抓起来扔到巩乃斯河里”。

我们把草原耕到什么程度?(用手比划)这是个毡房,毡房周围全部耕了,耕地离毡房也就五米远。“白毡房成了仅存于翻耕土地间的一个孤岛。”

毡房里的狗狂吠,出来一个老太婆,一句话没说,冷冷地看着我们的拖拉机,“那不是愤怒,是藐视。那一眼,凝聚了七十多个冬天的寒冷,一眼就把我们的灵魂看成了碎片。”

现在你看我肚子够大吧,那时我的肚子就像挖地机挖出的大坑,全凹下去。瘦到64公斤,脸上棱骨都出来了。八十多公斤两袋的麦子,人家两个人抓着袋角,一提,你往下一钻,搭到背上吧。我那时候怎么干的?我一个人把那两个袋子提起来以后,直接架肩上,瘦骨嶙峋,力大无穷(笑)。能够这样的人没几个。

粮仓上面有个三角顶,要把一个钢筋从顶上打下去,两面上螺丝固定。有个胆大的在上头抡榔头,我在下头扶着,有一回榔头差点砸到脑袋。还有一回我从空中跳下去抓住那个绳子,结果抓住以后,绳子是盘着的,好长一段没绑,要是那头也没绑,那就非得死了,没死也非得残废。

荷尔蒙爆棚的年纪,陡然间从天上掉入泥坑。他开始琢磨出身与命运之间的关系。

“人和人没有太大的差别,除非特别笨的人和特别聪明的人,大部分人都是一样的。人的差别都是社会造成的。我当时有一句话——如果平等,你们敢吗?如果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们怕谁?但那时你处处受压制,处处都碰壁,啥事也办不成。”

这种琢磨和玩味,从此伴随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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