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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苏里:30年,人、书籍与社会

2012-09-29 02:47 来源:新京报 作者:刘苏里 阅读
 下面叙述的“故事”,时间跨度30年,主题是人、书籍与社会脉动的关系。

    故事一点点展开,由近及远,直至源头。有两点发现:我们前行的距离,已经很远很远;可站在出发点向前望,目标似又模糊起来……很契合中国这30年的情形。

    1

    对大多数人来说,1976年10月之前,除政治学习之需,几乎没有其他读书生活。不是过来人,难以置信。

    但还是有人有书读,多数是“偷”来的,在人群中,到底是少数,甚至极少数。有书不能读,或根本无书可读,是普遍实情。1978年之后用了近10年的时间,“买书难”才得以缓解,证明中国读书人被饿到什么程度。1978年5月,国家出版局组织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一次性投放市场1500万册,瞬间售罄,堪比十年后深圳发行股票造成的轰动。

    那一年我在黑龙江虎林县,准备高考。

    2008年,据说是书店零售业最惨淡的一年,20年前的买书难,转为今天的卖书难,是原因之一。20年,卖书一事,天上人间。

    可30年的国人阅读史,源头大概就在1978年2月下旬到5月初的三十几种重印书上市。从大势看,这几十种重印书,恰如涓涓细流,自此慢慢形成洪流,排山倒海,一泻千里。

    1979年夏季,在我入大学前不久,李泽厚出版了《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李的哲学奠基著作——《批判哲学的批判》,据说成稿于“文革”,到1979年初才有机会与读者见面。直到1986年《古代思想史论》和1987年《现代思想史论》出版,李泽厚八十年代启蒙思潮精神领袖的地位,再无人挑战。

    李虽是那个时代年轻学子当之无愧的精神偶像,但却不是我的,我更喜欢日本人木村久一关于天才儿童教育法的《早期教育与天才》和《豺狼的日子》。

    读所有能读之书,只要带字儿。卢梭《忏悔录》(人民文学1980)、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1980)、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1980)、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1981)、爱克曼《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1978)和奥威尔的《1984》等等。

    2

    八十年代,是中国开放后的启蒙时期。

    此前的四年,是中国“解冻年代”的曲折年代。人们压抑几十年,尤其“文革”十年,愤怒的火焰达到一触即发之势。“伤痕文学”正是在此背景下悄然走热。地处偏远的边疆小镇,感受解冻的热度,比之中心城市,差得很远。补上伤痕文学一课,在我,已是几年以后的事。因为我们那里,很难看到发表《班主任》、《伤痕》的报刊。读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叶文富《将军,你不要这样做》,是大学一年级下半学期。

    对国家灾难的系统反思,差不多要等到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群众1982)、奥威尔《1984》、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社科1980)和顾准《希腊城邦制度》(社科1982)、《让历史来审判》(人民1983)出版以后。我们几乎是第一时间阅读到这些作品,尽管有些还是“内部发行”。顾准再次引起重视,要等到12年以后的《顾准文集》(贵州人民1994)出版,奥威尔的作品终于走出解禁之境,而王亚南的著作一版再版,直到最近。

    人民文学、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是启蒙年代的出版栋梁。商务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那年代读书人,谁没个十几、几十种?没有哪一套丛书对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影响,比“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更大的了。

    3

    我属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一代人。对祖宗遗留下的伟大作品,整个八十年代,涉猎有限,尽管此一时代,“国学”热,比西学热,差不许多。

    “国学”热,从八十年代到今天,二十几年不衰,当然有其内在逻辑。新儒家作品的引进,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杜维明,甚至有人把余英时列入其中,纷纷登陆,国内学人也陆续挖掘出境内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等。

    无独有偶,像是配合,1996年启动、2000年验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2004年由季羡林、任继愈、王蒙等人牵头发起的《甲申文化宣言》,把“国学”热推向高潮。所有这一切,是否与二十多年来持续加温的“国学”热,有着亲缘关系?

    “走向未来”丛书,从1984年出版第一批书,截至1988年,可查共出版了74种。巧合的是,丛书第一本,是李平晔的《人的发现》,像是戴厚英《人啊人》三年后的回响。其实,这套影响巨大的丛书,叫丛书并不准确,因为从选目中很难看出其中的内在逻辑。作者队伍,从境内到港台,到外国,应有尽有。选题也是五花八门,政治、经济不必说,甚至还有美学、文艺理论。内在唯一一致的,大概就是八十年代一批文化精英,集体亮相所具有的姿态了。它的运作,很大程度上开了民间出版的先河,虽然编委会成员二十年后各奔东西。受丛书运作模式鼓励,一批冠以“丛书”之名的套书,先后出场,比如三联版“西方学术译丛”(1986),贵州人民“传统与变革”丛书(1986),华夏版“20世纪文库”(1987),上海人民“人文研究”丛书(1988),等等。

    组成一个编委会,拥有很大确定选题的自由空间,连续出版(多年、多种),滥觞于“走向未来”丛书。1989年以后,这样的丛书,很多,但最耀眼的,是南北二刘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江苏人民)、“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译林),和“经典与解释”(刘小枫,华夏、华东师大)、西方经典注疏集(刘小枫,华夏、华师大)。二刘都是八十年代启蒙运动的宿将,参加过多种丛书编委会,并有著作产生影响——《西方的丑学》(刘东,四川人民“走向未来”丛书)、《拯救与逍遥》(刘小枫,上海人民“人文研究”丛书)、《诗话哲学》(刘小枫,山东文艺)。

 4

    1983年,《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出版,限国内发行。1984,奈斯比特《大趋势》(社科)面世,同年,商务出版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直到1996年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海南)、卡斯特“网络时代三部曲”(社科文献2000)、卡斯特《网络星河:对互联网、商业和社会的反思》(社科文献2007)、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广西师大2008)问世,出版界紧紧抓住了信息社会从预言到现实,这一至关重要的脉动。可以说,中国开放,大国崛起,经济持续增长的步伐,都与这一轮信息-网络技术、观念传播,有着太密切的关系。二十多年来,至少在此方面,官民上下同欲,收获之丰硕,怎样估计都不为过。

    但不能忘记,迎头追赶信息化,是在另一更大背景下展开的一条副线,主线是现代化与全球化。当年讨论现代化时,争议少,共识多。等到全球化来临,——这一现代化的衍生物,却争议不断。还好,在拥抱全球化一点,官民主流,又一次意见一致,“全球化”在中国登堂入室,修成正果。

    1983年,《第三次浪潮》出版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随后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1985)、海尔布罗纳《现代化理论研究》(华夏1988)、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1988、上海人民1989),相继上市,迈开了现代化历史与理论研究的步伐。从1990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连续推出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1990)、《现代化新论》(1993)、《东亚现代化》(1997),加之1996年,布莱克主编的《比较现代化》出版,掀起新一轮现代化研究热潮。25年来,以此为题的作品数以千计,前赴后继,绵延不绝,蔚为壮观。

    这不正是中国人一百六十年来现代化梦想的写照么。

    5

    1989年,出版了几种颇受关注的书,包括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贵州人民)等。30年来,有一批作家秉承了何博传这一风格写作,比如赵瑜(《兵败汉城》、《革命百里州》)、卢跃刚(《乡村八记》、《大国寡民》)、胡平(《千年沉重》、《禅机》)、王军(《城记》)、马立诚、凌志军(《蛇口风波》、《交锋》)。

    此一写作风格,学者们也有发挥,且写出的作品,大都风靡一时。仅我个人读到的就有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1994)、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2000)、章立凡《记忆:往事未付红尘》(陕西师大2004)、杨显慧《定西孤儿院纪事》(花城2007),等等。

    台港作家中,此一风格非一人能为,在大陆形成巨大影响的有柏杨《丑陋的中国人》(湖南文艺1986)、龙应台《野火集》(湖南文艺1988)。所有这些作品,都是当时社会脉动或早或晚的折射,因而留在了读者的记忆中。

    6

    盘点30年有关书籍的人和事儿,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下面这些作者和他们的作品。按时间排序,他们(它们)分别是:

    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商务1979);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1979);巴金:《随想录》(人民文学1980-1986);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人民文学1981);劳伦斯:《儿子与情人》(人民文学1982);斯蒂尔:《李普曼传》(新华1982);欧文·斯通:《凡高传》(北京1983);任俊明等:《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讨论集》(人民1983);段若非等:《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论文集》(人民1984);瓦西列夫:《情爱论》(三联书店1984);费正清等“剑桥中国史”系列(社科1984至今);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1985);颜月君等编《朦胧诗选》(春风文艺1985);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人民文学1986)、《寻找家园》(花城2004);波伏瓦:《女人是什么》(中国文联1988);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1988);余秋雨:《文化苦旅》(东方出版中心1992);霍金:《时间简史》(湖南科技1992);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1993);洛伊宁格尔:《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山西人民1993);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社科1994,译林2007新译);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1998);福塞尔:《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中国社科1998);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三联书店2003);福山:《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社科2003);金耀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大2004);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社科文献2006);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湖南科技2006);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科文献2008)……

    相信漏掉的比所列的多很多,但我无法穷尽,况且篇幅也不允许。就此打住。

    刘苏里(万圣书园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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