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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一个支持中国的举动30年不得去美国,这位英国生化学家做了啥

2020-02-26 09:27 阅读

1992年,李约瑟在剑桥大学的办公室。
1992年,李约瑟在剑桥大学的办公室。

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李约瑟之问”,让李约瑟在中国声名鹊起。

李约瑟,本是一个与中国没有任何联系的英国生物化学家。三位中国留学生,把他与古老的东方文明联系在了一起;一次机缘巧合,让他来到了抗战时期的中国。

1943年至1946年,李约瑟和他领导的中英科学合作馆成员走遍敌后数十省,为几乎与外部世界隔绝的中国同行“雪中送炭”,帮助搭起与西方学术界沟通的桥梁;与此同时,他与傅斯年、竺可桢、李四光、陶孟和等上千名中国学者的接触和交往,为其后来享誉世界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资料。

正是这部李约瑟“半路出家”而成的巨著,向世人打开了中国古代科技发现和发明的画卷,也引出了令中外学者见仁见智、争议至今的“李约瑟之问”。

约瑟夫·尼达姆取名李约瑟

1937年8月的一天,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来了三位中国留学生——沈诗章、王应睐和鲁桂珍。这是剑桥生物化学系的第一批中国留学生,也是鲁桂珍与李约瑟第一次见面。那时,双方都没有想到,从这次见面开始,鲁桂珍改变了李约瑟的后半生,而李约瑟因此改变了中国科技史在世界上的面貌。

当时的李约瑟还不是后来闻名全球的汉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著作者,而是与中国没有任何联系的剑桥生物化学教授约瑟夫·尼达姆(Joseph Needhan)。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和中国或东亚之间并无家庭方面的联系,也无传教活动的联系。37岁以前,我对中国一无所知。”

1900年12月9日出生在伦敦的李约瑟,父亲是医生,母亲是音乐家。1914年进入英国著名的昂德尔学校读书,1918年考入剑桥大学冈维尔-凯思学院,后师从英国近代生物化学之父霍普金斯,先后获得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并得以留在剑桥霍普金斯主持的生化实验室工作,31岁就完成了成名著作《化学胚胎学》。他的夫人兼同学多萝西·玛丽·莫伊尔(中文名“李大斐”)也是英国生物化学方面的权威。

此时的李约瑟与后来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唯一的关联,大概就是李约瑟从大学时代就热衷科学史,他曾发起组织过剑桥大学的第一个科学史讲座。只是,在“欧洲中心论”占统治地位的年代,他的兴趣当然也局限在欧美国家,直到三位中国留学生——尤其是鲁桂珍来到剑桥。

沈诗章早年考入燕京大学,之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攻读硕士,到剑桥师从李约瑟攻读博士学位。王应睐是金陵大学的讲师,以庚款留英公费生的资格进入剑桥,从事维生素研究。鲁桂珍则出生在南京一个富裕的药商家庭,早年在南京明德学校求学时参加过五四运动,后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在北平协和医院深造过,又先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和上海列斯特医学研究所从事生物化学工作。1937年6月,33岁的鲁桂珍登上了前往英国剑桥的轮船,她的指导老师是李约瑟的夫人李大斐博士。

去英国之前,鲁桂珍读过李约瑟这位前辈和同行的一些著作,暗暗猜想他应该是一位白胡须的老先生。没想到,眼前出现的却是一位“头发乌黑的年轻生物化学家,气吁吁地东奔西走,身上穿件被做试验的酸液烂穿了好多孔的普通白色工作服。”

李约瑟对三位中国留学生的印象也不错。用鲁桂珍后来的话说,“不久,在我们和李约瑟之间渐渐产生一种奇异的磁力……他不只一次对我说,天下自有对本国文明之外另一种文明整个儿地‘一见倾心’的事……”

对中国文明“一见倾心”,37岁的李约瑟决心开始学习汉语和汉字。他把一本中文词典当作是天下第一奇书,中国学生自然成了他的汉语老师。李约瑟自己发明了各种学习汉语的方法,比如,他把各个韵母一页一页分开,各分四栏,区别四声,再把声母在左边依次排列,编制成单字表,并在各栏内填写上单字和意义,帮助自己记字。

李约瑟还向剑桥的汉学家古斯塔夫·哈隆教授求教。针对李约瑟年近四十且有科研工作的情况,哈隆每周都安排两个小时,在家里同李约瑟一起通过讨论中文原著学习汉语,讨论的内容是哈隆自己翻译并准备出版的中国古籍《管子》。于是,李约瑟接触的第一本中文原著,竟然就是先秦时期的古汉语著作。

如此刻苦钻研数年,原就掌握英语、德语、法语等语言的李约瑟,逐渐学会了说汉语、阅读中文书籍。他还为自己取了中文名字“李约瑟”,字“丹耀”——“李”姓取自中国道家始祖李耳,“丹耀”的“丹”亦与老子李耳的字“聃”同音。

随着中文水平的提高,李约瑟和鲁桂珍、沈诗章、王应睐三人的交往越来越多,他“明确认识到他们的智慧能量与我并驾齐驱”,这就产生了疑问,“为什么现代科学,伽利略时代‘这个新的实验的哲学’,与早期的皇家学会,只发生于欧洲文明而不是中国或印度?”后来,与鲁桂珍一起研究中国历史后,又有了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早先的14个世纪里,中国对于自然现象的知识和用以造福人类方面又远远胜过欧洲呢?”这两个问题让他对中国古代文明深感兴趣,他设想撰写“一本过去西洋文献中旷古未见的关于中国文化中的科学、技术、医药的历史专书”——这就是后来七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最初的胚芽。

当时,李约瑟完全不曾想到,这本书的内容会有七卷本之多,他只知道,要写这样一本书,最好能够前往中国近距离地了解中国文明。李约瑟期待有机会可以去中国旅行考察,天遂人愿,没过多久这个机会真的从天而降。

1942年,随着前一年英美对日本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关键阶段,英国政府决定派科学家和学者前往中国访问,以支援战时的中国。因通晓中文且对东方文明抱有强烈兴趣,李约瑟被选中了,和他一同接受任命的还有牛津大学希腊文E·R·多兹教授。在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下,两人组成“英国文化科学赴华使团”,分别代表英国皇家学会和英国学术院前往中国作报告,以鼓舞中国科学家在艰苦抗战中的战斗精神。

倡设中英科学合作馆

1943年2月下旬,李约瑟与多兹教授一同经印度加尔各答飞越“驼峰”,降落到了云南省昆明市的军用机场。

当时的昆明聚集了西南联大等大量学校、科研机构和工厂,再加上昆明是重要的战时交通线滇缅公路的起点,从1938年起,日军就对这座城市实施所谓的“疲劳轰炸”,几乎没有防空设备的昆明,在抗战期间被日军轰炸100多次。

即便如此,在对中国心向往之的李约瑟眼中,昆明依然不乏美好和亲切。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流行色是天蓝色,市民的长衫和农民的衣服裤子都是蓝色。还有土地的黄色,这种黄色非常漂亮……人们经常描绘的中间下垂的屋顶线条很漂亮……城市还干净,街道都铺装过……房屋都是两层楼,都有一点土气,题写的招牌很粗糙但好看。所有这些使人隐约想起英国村庄的街道和乡村小店……”

李约瑟迅速开始访问昆明的科研机构,他的第一站就是由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所学校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战时的西南联大校舍几乎都是“临时营房”,没有几间像样的房子。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李约瑟发现了中国学者因陋就简的聪明才智:用黏土自制电炉的电炉丝用罄了,他们就用云南一家兵工厂制炮车床上的刨屑代替;显微镜的载片买不到,就将空袭炸坏的玻璃裁切后使用;没有玻璃盖板,就用当地的云母片权充。另外,联大校内没有防空洞,如果遇到严重空袭,人们就疏散到山上,而学校的贵重设备,则被搬进每个房间地下事先备好的大汽油桶里,这样,只要不是炸弹直接命中,设备就能保存下来。

随后,李约瑟还访问了清华无线电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北平研究所物理和化学所、教育部药物研究所、国立中央防疫处等。这些研究机构大部分位于昆明郊外,李约瑟不辞劳苦,骑着自行车四处奔走,参观、演讲、座谈。他很快发现,中国科学家比自己更加不畏艰苦,药学研究所实验室设在乡村古老的佛教庙宇里,巨大的观音像下面安放着印刷科学简报的机器;中央机器厂藏在云南的一座山谷里,重要的机器和一些精密仪器安装在一个人工开凿的大山洞里;费孝通的人类学研究所设在一座宝塔里,一楼是厨房和餐室,楼上是图书馆和工作室,顶楼供奉着文神;吴大猷、华罗庚、闻一多等学者,不经意间就在一个个偏僻的村庄里出现……

这些能干的中国科学家似乎能解决无数难题,然而,有些困难他们实在无能为力:抗战形势下,这些科研机构几乎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化学实验室常常因缺乏化学试剂导致研究受阻;好不容易完成了独具创见的科学论文,国内战火纷飞无处发表,寄往国外又会遭遇层层检查;所有的科研机构都有一个大难题,大学和科研技术人员的工资实在是太低。

在昆明的这些见闻,让李约瑟隐隐意识到了帮助中国科学家与外界联系的必要。3月21日,李约瑟乘坐飞机从昆明飞抵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不久,他就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人道主义方面没有多少可做的事,而在科学技术方面则大有可为——给在当时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勉力进行工作的中国科学家、工程师和医务人员以切实的帮助。”

于是,他向英国政府建议,在重庆设立一个为中国科学技术界服务的机构“中英科学合作馆”,拟定该馆的工作包括加强中外科学界的联系、向中国科学界供应科学物资、介绍或推荐中国科学家撰写的论文在国外发表、为中国科技机构提供科技咨询、协助中国科学家和学者赴英交流等。

在英国驻华大使西摩的支持下,1943年6月,英国方面批准了李约瑟的建议,中英科学合作馆在重庆正式成立。随后三年,合作馆的成员除了李约瑟外,逐渐增加了16名中外学者,其中包括他的夫人李大斐和中国学生鲁桂珍。

他们为中国科学界运送了7000多册书籍和200多种英美科技、医学杂志的缩微胶卷,购买了6万英镑严重匮乏的实验仪器和药品,包括给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的几大瓶稀有气体,给北平研究院的几大箱光学玻璃,给昆明物理学家的一台阴极射线示波器,给四川农业实验所的几克秋水仙碱等。合作馆还帮忙送出了中国科学家的138篇科学论文,这些论文的86%被英美刊物接收,其内容涵盖各个科学领域,作者包括大名鼎鼎的童第周、吴大猷、汤佩松、贝时璋、王淦昌、程开甲、钱临照、李四光等。

显然,无论是购买物资,还是输送论文,合作馆都必须准确了解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中国科技人员的工作情况。为此,李约瑟和他的同事冒着危险,在三年的时间内进行了11次旅行和访问,从西北的敦煌到东海之滨的福州,25000多英里的行程中,他们访问考察了近300个科研机构。

正是在这数万里的“长征”中,李约瑟亲眼目睹了战时中国的科学现状,针对各机构的需求准确地施以援助,帮助中国科学家搭建起了与西方学术界交流的桥梁。

中国也回报了这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因此结识了竺可桢、王铃等一大批对中国科学技术史有兴趣的科学家,他们帮助李约瑟搜集相关的书籍、史料,甚至直接与李约瑟合作完成了后来享誉世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在李庄不可思议的发现

李庄,四川宜宾东郊的一个偏僻小镇,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小地方。1939年的抗战烽火中,颠沛流离的同济大学师生正在四处寻觅安身之地时,李庄人民发去了“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十六字电文。自此,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等高等学府和科研院所先后在李庄落脚,有了一片安静的学术天地。

原本只有3000余人的李庄小镇,一下子涌进了1万多名各地学者、师生。李庄人民把殿堂、庙宇、宫观、会馆、祠堂和自家小院腾出来,供跋山涉水的师生们作为教学、科研和生活之地。李庄很快成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之一。

1943年6月4日,一只晃悠悠的小船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载着李约瑟和他的助手黄兴宗一行来到了李庄。此行前些天,他们已经访问了乐山的武汉大学、中央工业专科学校、中央工业试验所的木材实验室和五通桥镇的永利公司化学工业综合中心等。

李庄码头上,同济大学的几位教授在迎接李约瑟的到来。同济大学设在李庄的禹王庙内,得知大禹的故事后,李约瑟把大禹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水利工程师”。在禹王庙,中德合办的同济大学师生人人都讲德语,李约瑟入乡随俗,用德语作了四次演讲,他讲了英美的大学与学生,讲了水利工程,当然也讲了他早在英国就萌发的疑问——近代科学为何没能在中国发展。

仿佛是为了回应他的疑问,李约瑟见到了“第一流的试验胚胎学家”童第周。早在十多年前童第周留学比利时时,两人就相识,再次见面,两个旧友用流利的法语长谈了一番。

李庄物资有限,童第周在同济大学的研究条件相当艰苦,菜油灯不够亮,做试验只能利用太阳光或下雪天反射的光线;没有仪器,童第周自掏腰包,花了夫妇俩人两年的工资,从旧货商店买来一架双筒显微镜;为了做胚胎试验,他还卷着裤腿到池塘里捕捉青蛙、收集蛙卵作为试验用品。即便如此,童第周夫妇还是完成了多篇高水平的论文,这些论文后来被中英科学合作馆交由西方科学杂志发表。童第周忆起当年,李约瑟参观了他简陋的试验室后感叹:“难道你就是在这片空地上完成那样难度的试验吗?真是奇迹!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写出那样高水平的科学论文,简直不可思议。”

几天后,在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约瑟有了更不可思议的发现。史语所位于离李庄不远的板栗坳,走过一条玉米地中间的小路,攀上一条石阶小路,就看到了隐蔽在山上的许多宽敞的大宅邸。李约瑟在这里见到了许多“最杰出的”学者,其中之一就是史语所所长傅斯年。

在傅斯年等的热情招待下,李约瑟亲眼目睹了珍稀的古代文物。与他同行的助手黄兴宗回忆:“他简直不敢相信,周代、汉代青铜器,商代甲骨,刻满经文的竹简等等。李约瑟只在书上读到过,如今却亲眼目睹了。”最让他兴奋的是,他设想中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在史语所引起了“普遍的骚动”。李约瑟在给夫人李大斐的信中写道:“各学科研究人员奔走搜寻,发掘他们所想得起的有趣资料,例如:公元二世纪谈到鞭炮的段落;几次重大的爆破事件的记载;公元1076年禁止向鞑靼人出售火药的通令。也就是说,比人们所扬言的伯尔安·施瓦茨(Berthold Schwartz)的‘原始发现’还要早二百年。”

看到史语所学者发掘的资料,经过同他们的谈论,李约瑟更坚定了自己关于中国科学史的研究设想:在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文献之中,一定潜伏着无数条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历史的资料,需要鉴别、研讨,并且促使西方学者注意。

李约瑟当时还不知道,史语所带给他的帮助远不止这些,几年后回到英国他才发现,史语所的一个年轻人竟会成为与他共同进行中国科学史研究的重要合作者。

这个年轻人就是史语所的助理研究员王铃。王铃1917年出生在江苏南通,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入史语所工作。在傅斯年的介绍下,李约瑟与王铃第一次交谈。受到李约瑟的感染,王铃对中国古代科技史发生了兴趣,李约瑟离开李庄后,王铃便从史语所图书馆的大量典藏中悉心收集火炮资料,写成论文《中国黑色火药的发明及其使用的历史作用》,并经李约瑟介绍发表在西方刊物。

1946年,王铃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赴英国留学,与回到英国的李约瑟开始了长达九年的合作,参与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前5卷内容的研究与编撰。李约瑟这样评价王铃的工作:“他在中国史学研究方面的专业训练,在我们日常的讨论中,一直起着很大的作用……假如没有这样一位合作者的友谊,本书即使能出版,也将推迟很久,而且可能会出现比我们担心现在实际有的甚至更多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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