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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顾城看中国的诗:诗歌为文化寻找可能性(2)

2014-01-09 10:10 来源:中国新闻网 阅读

  西川:诗歌只有变成社会性事件才会有大众关注

  对于当下的中国诗歌,诗人西川毫不讳言,当下的诗歌已经被“边缘化”了。“我们理解什么叫诗歌?如果我们理解的诗歌就是‘五四’时期徐志摩、戴望舒写的东西,那么很多人今天写的就不是诗歌了。他注定被边缘化。当然还有很多人认为古典诗歌才是诗歌,现代的诗歌不是诗歌。在这种情况之下,诗歌如此被边缘化,却依然有个别诗人处在比较‘核心’的位置,顾城就是在这个比较‘核心’的位置上。”

  但在西川看来,顾城的这种所谓“核心”的位置并非源于他的诗作被大众所认知;相反,却是由于在顾城身上发生的一些“社会性事件”让他显得引人注目。“我曾和欧阳江河一块坐飞机,江河跟空姐聊天,他就问空姐,你知道谁是西川吗?空姐说不知道。再问,你知道海子吗?空姐说知道,就是那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又问你知道顾城吗?她说知道,就是那个‘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西川调侃道:“这个空姐非常有文化,对所有非正常死亡的诗人都知道。这其实是诗歌的尴尬:如果你不变成一个社会性事件,别人就关注不到你这。”

  未来:诗歌为文化寻找可能性

  诚如西川所言,毫无疑问,顾城的那个年代一去不返,而当下中国的诗正处于一个边缘的尴尬位置上。

  在纪录片《流亡的故城》中曾有这样的句子:“诗过去了之后,我们剩下的是诗坛。”在当下这样一个诗歌已被边缘化了的时代,很多人都不禁发问:中国的诗,未来在哪?

  80年代“童话”的语境与“废墟”

  作为70后的文学评论家、作家,梁鸿对顾城的看法更带有一种客观的眼光。“谈到顾城,总有一个伦理困境,甚至是一个学术困境。我们总是容易对顾城生平进行戏剧化的讲解,而没有对他作为诗人和人的关系的进行反思。反思80年代语境本身,我们是否还停留在过于感性的状态?”

  而在徐晓看来,顾城所生活过的那个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给当下人们留下的更多是一种反思。“我们现在把当年的那个‘童话’重新温习一遍。但是像那样的童话不能重演了,如今只剩一个废墟。面对废墟我觉得是不是以后的诗人,或者知识分子,更多的责任在于反思,反思这几十年来,我们这一代人走过的道路。”

  诗人的情绪正被数字所淹没

  相较于梁鸿那种更趋于理性化了的客观想法,西川的想法似乎更带有一种审视诗歌的两个时代的眼光。“我们一般认为的北岛,就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的这些人的诗歌充满了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发出一些声音来。但今天的诗歌好像不发这种声音了。事实上,今天的诗歌里也发这种声音,只不过这些声音被很多东西淹没掉了。比如说这个声音对于不论对当下的什么进行批判,都会瞬间被别的声音淹没掉。”

  在他看来,今天每一个人关心的目标实际上都不一样,是比较分散的。而这种感性化的诗句似乎已经被理性化的数字所代替。“诗人的那种情绪性的批判,实际上会很快的被一些数字所淹没,也被很多时政性的批判所淹没。我曾经碰到过一个人,他说,你们这些诗人一说到土地就是广阔的土地,我看土地是500亩土地。今天这年头,很多人关心的是500亩土地了,不关心广阔的土地。这个蓝色的大海,你一说就是蓝色的大海,我说起来这个大海是一个有石油泄露的大海。”

  谈及此,西川眼中所看到的中国诗歌这两个时代的分野,其实正是被这两种不同的思维割裂开来的。他说:“现在的思维方式已经是这样一个东西了。”

  诗歌为文化寻找可能性

  谈及中国诗歌的未来,西川坦言,中国诗歌是什么走向,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中国诗歌有一个责任,“就是在今天,在这样一种社会历史的条件之下,诗歌的责任就是为我们的文化寻找可能性:语言的可能性、思维的可能性。”

  同时他也强调,诗歌在寻找可能性的同时,却也受到了很多限制。“它受到很多的限制,受到很多东西的规范:受到现实生活的限制、受到历史生活的限制、受到诗歌写作本身上下文的限制、受到当代诗歌和世界诗歌的规定。”

  “所以诗歌没有什么出路不出路,每一个诗人在他写作的时候,他如果除了关心他自己内心,还关心一点别人的工作的话,他就不得不在上下文当中、左右、上下、过去、现在,在这个当中找一个位置。实际上,他如果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那么他就在这个位置上开始为他自己的可能性去工作。我觉得,如果说可能性的话这就是可能性。”

  短评:

  如今在中国的诗,似乎更多地被国人当做了一种文学体裁。但在这种与众不同的文体背后,诗更代表着一种感情的喷涌。因而,写诗之人必有强烈的感情,才能化作那情绪化的表达。如此看来,理性当是诗最大的敌人。

  有人说缺少信仰是当下中国无诗的原由。其实这只是一方面。当下的中国人接受了理性的思维方式才是当代诗歌没落的真正原因。而理性的思维方式正是近代以来,中国人为西方所改变最为深刻之处。这种矫枉过正或许只能归因于历史,而其解决也只能仰赖时间的推移。

  所以,我们不必为梁小斌那样的生活困境去担忧与疾呼。因为,这是他作为一位诗人所选择,也应当接受的生活。我们也不必为顾城的横死而唏嘘,因为这正是其作为诗人的思维的一种外化表现。

  诗人,注定与当下这个中国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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