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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 | 回忆顾城和谢烨:另一幅顾城的画像

2019-11-11 08:50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张呼果 译 阅读

顾彬/文  张呼果/译

顾城和谢烨

顾城和谢烨

“我把刀给你们。”
——《水银》,页35

“我们可以一起死,但你得先杀死我。我不想自杀。”
——谢烨:《袖珍汉学》(1993年1月),页23

“我愿意死
去那生活的边缘
去看看大海
那儿玫瑰花叶和风帆掠过。”

——谢烨:Die horen 156,页23

“我来了,没带渔网
只带来我的心
在辽阔的大海里,我想
只要有句爱的话语
鱼儿就会跟我上岸。

——顾城:《英儿》,《九十年代》(1993年9月),页95

许多电话太遥远,显得不真切。第一次是在10年前的柏林:某某自杀了,请于某月某日来某某墓地参加葬礼。这回是从特里尔打到波恩来的;听说了吗?还没呢。我天真地盼着是好消息。然而,先前在艾弗尔所显露的预兆已是太不祥了,在波恩、柏林、洛杉矶和奥克兰之间还是未能消解掉。后来跟在悉尼的杨炼通话,才知道消息更糟:不是双双殉情,不是冲动的情杀,而初步猜测是蓄意谋杀。于是我在周六晚上(10月9日)揣测似的给朋友们写了个通告:

亲爱的朋友们:

顾城和谢烨去世了。这不幸地应验了《袖珍汉学》1993年第一期春季号所载高力克和张穗子与他的访谈中所显露的兆头。

顾城和谢烨先是应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艺术家项目之邀,1992年3月至1993年4月住在柏林。他写了组诗《城》,她在写她的回忆录。这一年对两人都像是好事。

然后从8月中起,他们搬进我柏林的住宅,想过渡一段时间,等位于艾弗尔的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一份为期3个月的资助金。顾城埋头写他的《忏悔录》,后香港《九十年代》杂志选发了一些(“我有两个妻子”指谢烨和英儿)。据《法兰克福汇报》所载,这份完成的手稿在深圳书市拍卖得了好价钱。

在艾弗尔就出现了危机。顾城打了谢烨,谢烨决定分手。幸亏伯尔基金会处理周到,双方和解,提前离开。就在他们8月27日回去前我们还在波恩见了面。双方看来都有信心,想再试试。

经美国回新西兰后,可能谢烨最后决定分手,双方开始独立生活。两周后的10月27日下午,顾城用斧头砍杀了谢烨,然后上吊自尽。留下一个快六岁的儿子。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若没有谢烨,顾城便失去了生活能力,作为诗人也是不可思议的。她誊写和审编了所有那些让他出了名的稿子。他只能通过她说话,失去她,也就等于失去他的语言和他自身。他知道这点,而她也肯定知道。

此事的发生,似乎并不因为精神错乱,更多是他们历来关系的逻辑后果。这一点高力克和张穗子写了很多。

在柏林时,谢烨生气勃勃,有许多的计划,不过她也知道他的危险。当时顾城总是将自身的危险归结于“文革”。

顾彬,1993年10月10日

对一个自以为认识的人,我们到底了解多少?顾城和谢烨看上去不是理想的一对吗?总是无忧无虑、轻轻松松的?在柏林时从未听到说起另一个女人,顾城的“我想死”无非是夸大其词,周围的人轻快地回答说:“那请便吧。”只有张穗子1992年显灵节时在伦敦看出了事情的另一面“我们常常面对了死,”谢烨对她说,“我的路是死路一条。”

这些年来,死的观念对我来说是不陌生的,我是孩子的时候就多次来访维也纳这死亡的京都,前前后后又在亲属中体验到对死的仪式般的渴望。他们大都长寿,没谁是自杀的。“我要是能死该多好”,像是个社会游戏。为何顾城竟与众不同呢?他身边不是有个为他牺牲了一切,并准备一丝不苟按他设定的形象来生活的妻子吗?她正忙着笔录下他的一生。也是她,在他与我和他人谈话时,忙着录音、记录、整理和交付出版。

我开始在记忆和旧日笔记中追根究底。

我跟顾城的第一次见面该是在1984年的11月。一天傍晚,北岛来到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下接我。天黑得早,骑车一会儿就到了他的住所:几个人在准备饺子,北岛当时的妻子、书法家邵飞,我记得颇清楚,还有顾城,但另一个是谁,就不大真切,或许是谢烨?北岛去帮忙,顾城和我坐到一张沙发上,于是开始了我们的第一次谈话。因“文革”的缘故,他只有上3年学的机会,他的语文和知识,归功于中文版的《格林童话》和《辞海》。他觉得在一个互为陌路人的社会里,人变成了昆虫,他自己呢,像只蚂蚁。只有灵魂才能使人超越东西和动物。后来他一直称冉·亨·法布尔(1823-1915)的《昆虫记》是他爱读的书,多年后还让人将那本童年读过的中文版寄到柏林来。

后来3次在北京的晤面,记忆都模糊了:1985年3月初在文化宫青年作家与德国作家的聚会上见到他(可能还有谢烨);一年后(1986年4月18日下午)在动物园附近的西苑饭店;再一次是1986年12月30日在名人住宅区百万庄。有两点我还记得:一是谈老子,再是讲他与谢烨颇具命运色彩的相逢。他在北京车站的人堆中一眼就看见了她(我记得是这样的。有文章说顾城与谢烨是[1979年?]在京沪列车上认识的),他便认出她了:就是她,她就是我心中的偶像。这样便开始了他们连体双胞的生活。

我小小的中国当代文学档案库很快就被顾城和谢烨用其生活和创作的材料添加了许多,里面一直保存着他们1987年1月30日应邀来明斯特参加诗歌节的机票。临到他们抵达前还不清楚,是否他们真能来。我每天第一件事就是给北京挂长途。那个周六的上午也如此,当时他们该朗诵了。他们来是来了,带着官方的忠告:下次不许再来。但来得太晚,已经错过了朗诵会。张穗子在法兰克福机场没接到他们,所以我们直到午后才在大教堂和邮局之间碰上。我第一次看见他戴那顶帽子。我在宾馆认真劝他在正式场合脱掉那玩意儿,终归无效。

顾城在那晚的招待会即席写的那首诗,充当了安排在市政厅的朗诵会和明斯特诗歌节的结束语,它表达了一个古老的思想:世界只是在我的感知中存在,我死了它也完蛋。

后来在明斯特他们住在木屋里,吃的是腻人的威斯特法伦地区的食品,日子过得沉闷(5月31日-6月2日)。在维也纳也阴郁,顾城和谢烨是在奥斯纳布鲁克和海德堡朗诵后7月5日赶到那儿的。他们随身带了大量肥皂,因为他母亲担心在西方找不到盥洗的东西。这一小袋肥皂就留在了维也纳,那么多块,你每天用都用不完,像是对朋友的记忆不愿在时间中消逝一样。

生活显得很充实:在老史密德文化宫朗诵,去山顶的庆典台观光,到必去的中心墓园和圣马克斯墓地看看,寂静的时辰与上海作家戴厚英在奴斯多夫(普罗布斯巷6号)的大树下聚会,那儿贝多芬曾生活过。小别(6月13日):我们在阔气的维也纳人宽敞的厨房里安逸地包饺子,惬意的阳光照着露台,使人慵倦。6月底在波恩心情开始沉郁,东方语言系办的朗诵会不多不少来了一些人,顾城的开场白总是这样:我听见一个声音,一只鸟的声音,这声音对我讲话……

谢烨需要衣服,顾城又一步都离不开他妻子,只好陪她去了市区的一家时装店,他一声不吭地坐在地上,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生活的具体化更可恨的了。穿衣和吃饭,他后来总是说,在他看来毫无实质。多年来我所认识的他确是一个比我还穿得糟糕的人。不过我后来在柏林总是听到并记下了这样一句话及其各种可能的变体:“我想吃点东西。”领着谢烨一道,在我们的储备角里到处翻找,令人吃惊地抖落出一些早忘了的甜点的,不正是他本人吗?

再次去维也纳前(7月12日),我还清楚记得和顾城在城南栗树下漫步在古堡街头,听见他再三讲一句话,“我很想回去看看。”他后来不记得这句话了,却暗地里付诸实行(据1993年10月23日《北京青年报》的消息,顾城和谢烨曾在1993年3月回了北京一周,住在父亲顾工家里,他们在柏林从未提及此事)。

这些年我不仅成了他的档案库,还成了他的记忆,原因很简单:我们的中文名字都姓“顾”,我们的儿子,奥惹儿(顾小彬)和塞穆儿(顾木耳)是同时在维也纳怀上的。不过他们在维也纳时倒不是生孩子高手,而是睡懒觉能者。散步时他们大都像尖兵般走在前面,树下找到长椅就补睡。但我总是把他们轰起来,带他们去观看维也纳众多的死神和美酒的场所。

一直有这样的传闻:他不爱这孩子;一直有这样的传闻:她要管俩儿子,一大一小。他们拿DAAD的基金于1992年3月16日到了柏林,没带孩子。他们住在哈伦湖,夹在高速路和公路的中间。我每次去他们那儿总走丢。3月21日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踢完足球后我和奥惹儿下了飞机就直接去他们家。正好有客人。

荷兰诗歌节的马丁·莫耶伊在那儿。谢烨很高兴,因为她又可以烧菜了,不是来了客人嘛。在新西兰顾城不准做饭,规定全家人吃植物、野菜。我们浏览塞穆儿和他们在奥克兰附近威赫克岛上的农场的照片。塞穆儿寄养在一户毛利人家,当亲儿子一样。他早就被送去了,顾城讨厌这孩子,因他不是女孩,因他夺走了妻子的母爱。给谢烨的惩罚是不许见孩子,更甚者,是威胁说要伤害他。谢烨临死前的几天总是问她在新西兰的朋友,是自己还是孩子死了的好。她总是想方设法与孩子在一起。顾城离开北京到明斯特前爱上一个叫李英的女孩,他在新西兰开始缠她。谢烨给她出了机票,一个冬天都把丈夫让给她,自己好跟孩子在一起。

顾城在柏林时忽而又开始想他“一去不返的爱情”、“灵肉的真正结合”的英儿了。谢烨得去找她,就像那次在奥克兰一样。但她找不着英儿,因为英儿早就跟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据说是一位开按摩厅的老色鬼,远走高飞了。后来还是找到了,顾城在柏林也激烈地以自杀来威胁,然而据说那女孩在电话里说,他顾城要死要活她管不了。

当时并没人知道这些事,我们所见的只是这幸福的一对,有才华的诗人和温暖贤惠的妻子。

初到柏林的那段时间里他俩大多出门在外,因而起初几个月我们是靠电话和通信保持联系的。8月中才再见面,一起在柏林散步。他们总是满怀眷恋地谈起新西兰的大自然,我便想指给他们看,森林和流水其实离得很近。

根据我的笔记,顾城第一次在柏林谈到他想死,谈到这种渴望是一般中国人所不具备的。

我对他说话的学院似的把握使我没能完全理解他下一层命题。他神秘兮兮地说,中国人的自由是栏杆前的自由,只要我不承认界线,我就可以为所欲为。

此话可怕的真相直到后来我才领悟。走了4小时无处停歇,我们在倾盆大雨中告别。我们还穿着夏装,冷得发抖。地上一片泥浆,头顶的天空一副我在柏林从未见过的模样。

我们在星期四下午(8月20日)约好去动物园散步,却没有碰上头。我们等在动物园门口,他们等在火车站正面。打了电话,几小时后才碰上。奥惹儿正好利用这段时间,他不肯从围栏前脱身。他使我也对野兽着了迷,今后他还会引我去那儿。我后来对顾城说,我了解了你的生活,你就像柏林动物园的那些没有亮光、住在深底的动物。他同意我的说法,答应一起去看看。

后来在他的屋里我第一次注意到“文革”时代的毛语录,旁边是柏林跳蚤市场买来的便宜的菩萨和圣乔治的肖像。毛泽东马上变成了晚上的话题。顾城认为,《水浒》里的李逵是百分之八十中国人的样板:能杀的就杀,要负责,来找我。

顾城有中国情结,他因远离故土所以只能谈过去。他常自言自语,谈这谈那,从毛泽东到父母到婚姻,毫无选择。每次总是谈某种缺陷:从没人说爱他,最多说“多吃点”、“穿暖点”。谢烨也从不说爱他。她在灶台旁,给我们做饺子。

她什么也不说,说什么呢。她的一生不正是奉献,不正是无言的爱吗?他是通过她才学会讲话的,他的言说,还有他的书写都归功于她:她帮他校正初稿,抄录,将作品变成了那种以他的名字发表的形式。每部作品都有她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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