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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童话的“温色”诗人蓝蓝

2012-10-29 09:0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王西平 阅读

  影响力——诗话中国  蓝蓝篇
  
  写童话的“温色”诗人蓝蓝
  
  提问:王西平,1980年生,诗人,记者,《核》诗歌主编。
  回答:蓝蓝,原名胡兰兰,1967年生。诗人,也写童话。

蓝蓝

蓝蓝

  记忆
  
  问:您生于山东烟台大沙埠,后随父母到河南,过起了“原生态的童年生活”,想必您小时候的生活也是充满童话色彩的吧?
  
  答:我在山东大沙埠度过了人生的最初五年时光。那是一个靠山傍海的小村庄,村外有一条里夹河流过,奔大海而去。我的童年时光极其幸福,我相信拥有这样童年的人无疑对于人和生活会有着自始始终的信任。就像一个结结实实的罩子,幸福的童年和来自他人的爱能够在今后任何时候对于受到伤害的人提供坚实的保护。
  大沙埠和很多乡村一样,有着茂密的树林,樱桃树、苹果树,高高的青纱帐。在田野里,隐藏着数不清可爱的昆虫、小动物,开放着奇异的野花。童年时的天空是那么蓝,云彩多变,似乎天上藏着各种各样的神仙。黄昏和黎明的美色令我至今想起来依然激动,更激动。那里的夜晚也月亮也更宁静澄明。
  我在这个小村庄和它四周的田野里到处乱跑,跟着大一点的孩子们摘桑椹,捉昆虫;在海边拣贝壳,抓小蟹……那是天堂般的生活。大自然在我最合适的年龄给了我享用终身的巨大宝藏,并和我建立起死亡也无法隔离的亲密联系。
  亲人们和大沙埠的田野河流养育了最初的我,我不知道还有谁比我更幸福。但现在,大沙埠这个地名就要消失了,现代化的开发使我心中最美的一片土地永远消失了(2010年7月起村民们就要开始搬迁,那里的玉米林和苹果树将变成商品房的卫生间、车库和铺上瓷片的地板)。
  
  问:您的诗歌启蒙期是什么时候,跟哪些人或事,或某种阅读经验有关?这种诗歌的启蒙先于童话写作的启蒙吗?
  
  答:说不清楚。从小就有我的姥姥、我的父母给我讲了很多很多的故事,这些故事令我对语言产生了兴趣。我的父亲读书很多,《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等,他凭借着超人的记忆力,几乎把全本都给我和弟弟讲过。他和我母亲总有书读,都是借来的几乎没有封面的书,像《野火春风斗古城》、《家》、《秋海棠》等等,我刚识字不久就偷着看。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我的笔记本上抄满了唐诗宋词,还有《红楼梦》中那些凄婉哀怨的诗词。这些都是最早的诗歌启蒙,而童话的启蒙则来自于家人讲的那些民间故事,它们似乎是并行不悖的——前者是对语言的敏感,后者是对故事里人的命运关注,两者都充满了想象力和情感对于我致命的吸引。
  
  问:您说过您的亲人、朋友以及认识熟悉的诗人, 他们在各个方面对您的影响很大, 无可替代。具体能说说吗?
  
  除了前面那个问题讲到的家人对我的文学影响外,性情的影响同样首先来自我的家人。他们大多有着胶东人的豪爽慷慨和古道热肠,我姥姥在灾荒之年用自家不多的粮食救济过很多过路的逃荒人。很多年后,一些当年的逃荒人再次到我姥姥家当面致谢,他们的儿女很多都认我姥姥做了干妈。姥姥去世的时候,仅从外地赶来来奔丧的干儿干女院子里站不下,都站在了大门外面。
  我的父亲是我见到过的最好的男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他不畏权贵、善良正直,对身边人富有同情心,这些品质令我对他保持着永远的尊敬和爱戴。我的母亲身体壮况一直不太好,她非常疼爱孩子,能唱很多民歌,性情单纯,多情而浪漫。她喜欢看书的习惯保持到了今天,天真地以为世界就应该像她想象的那样美好。
  至于影响过我的诗人,那就太多了,在此无法一一道来。写诗初期最早我认识了诗人罗羽,那时他刚大学毕业,和耿占春是同学。他们两位的诗学观念和读书趣味对我的影响很大,一直到今天。
  
  问:据说您有过一段在工厂里刷洗酒瓶,开吊车的经历,这段生活,以诗歌《酒厂女工》为证:“深深扎进手掌的玻璃,十六岁的血, 被车间主任夺走的《泰戈尔诗选》……”,在工厂里,对您来说最痛苦的是什么,最快乐的是什么?类似的经验对您意味着什么?
  
  答:我十四岁高中毕业,进工厂作了工人。那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独立工作最快乐的是我可以挣工资了,这意味着我可以拿这些钱交给妈妈一部分,另一部分我能够自己支配,到书店买书看。即便在那样一个小县城里,也能买到很多好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有多少好书啊。我和工友们在一起也非常快乐,他们都很质朴,有着普通人的小狡黠和慷慨仗义。
  但是,在工厂的工作毕竟十分繁重,八小时流水作业下班后累得够呛。最让我感到郁闷的是很多人并不看重文化,我提到的那个车间主任就是一例。她是个“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在停电休息的间歇,她宁愿看到工人们在一起划拳猜枚、打情骂俏,也不愿意看到有人捧着书读,这是一种多么奇怪的心态啊。或许,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在一群干着粗重体力活的工人中间就像是个另类,我的沉默令这位车间主任不快,但我并不忌恨她。事实上,我的工友们包括车间主任,过得并不舒心——他们的工资不是很高,工作条件也很差,相互之间的勾心斗角鸡毛蒜皮、对来自“上级”各种命令的唯唯诺诺也令他们感到窝心。总的来说,这些经历令我对普通的劳动者有了很多了解——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当我拿笔写诗的时候,那个曾是装酒工、天车工的女孩子,依旧还在他们中间。
  
  问:1980年您发表了处女作《我要歌唱》,这首诗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写成的?您自己也曾表示,“最初写诗是由于心灵的需要”,您的处女作是为了满足一种什么样的“心灵需要”呢?后来您在一次论坛中又谈到“对他人的感情”是您写诗的初衷,前后出现了两种“初衷”,这又是为什么?
  
  答:《我要歌唱》这组诗发表在《芳草》杂志上,但在此前,我读中学的时候还发表过一首《风》,刊登在我生活的县城文化馆的一个小报上。那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
  关于“两个初衷”的说法在我是这么看的:对他人的感情包含了我的倾诉、我的表达,那同样是寻求心灵的认同,出自心灵的需要,因此它们是一个“初衷”。
  
  问:与您一起参加《诗刊》第十届“青春诗会”的诗人中,像阿坚、荣荣、烘烛、白连春、汤养宗等一直活跃在诗坛,可仍有个别人似乎“失踪”了,您了解他们的近况吗?
  
  答:过去了将近二十年了,我偶尔和汤养宗、荣荣有联系,偶尔能在某个场合遇见洪烛和阿坚、白连春,其他的诗友基本没什么联系了。
  
  问: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十年,您更珍惜和看重自己的哪个年代?为什么?
  答:都重视,也无法隔离开来,因为我从那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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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0-29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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