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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德宁讲述:我所经历的《北京文学》

2012-09-28 22:53 来源:新京报 作者:张弘 阅读

《北京文学》社长讲述“一本好看的权威文学杂志”的发展轨迹

    自1976年至今一直在《北京文学》工作的章德宁认为:“文学是包容、开放的,也应该是最自由、活跃的。”

    ■人物名片

  章德宁

  1952年9月出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76年至今在《北京文学》工作,历任编辑部副主任、副主编,1996年2月任社长兼执行副主编,现为《北京文学》社长。

  用“集束手榴弹”的办法培养重点作者

  我是1976年9月份到的《北京文艺》,那时北京市文联还没有恢复,《北京文艺》当时还是北京市文化局下面的一个杂志。我刚到这里,就赶上毛主席逝世了。文化局的楼里设了一个毛主席的灵堂,有一个很大的花圈,文化局的干部轮流值班。我到这里以后,老编辑带着我到处约人写悼念毛主席的文章。那时不像现在有一个稳定的作者队伍,主要是工农兵作者。由于作者队伍不很成熟,很多都是业余作者,所以编辑参与的工作比较大。第10期的杂志全部都是怀念毛主席的散文和诗歌,第11期的时候,由于已经粉碎了“四人帮”,所以主要以声讨“四人帮”的内容为主。在1977年上半年,这样的内容占了大多数。

  从1977年下半年开始,《北京文艺》才开始刊登了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小说。1978年10月,李清泉担任《北京文艺》主要负责人以后,提出编发稿件要注重“真实性、思想性、艺术性”,对有潜力的作者实行“集束手榴弹”的办法重点培养。所谓“集束手榴弹”,就是对于某些作者使大力推出,连续或多次刊发其作品。例如,汪曾祺先生的《受戒》刊发于1980年第10期后,1981年2、4、10期,又分别推出了他的作品。记得当时着力推出的作者有张洁、陈建功、陈祖芬、理由、王安忆、张宇、张辛欣等。在李清泉担任负责人的两年时间里,《北京文艺》发表了很多有影响的作品,杂志的声誉有了很大提高,杂志被文学界公认为文学期刊的甲级队。许多传颂一时的小说如汪曾祺的《受戒》、王蒙的《风筝飘带》、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等,都是这个阶段刊发的。

  约王蒙未成,改约方之

  1978年年底,中央召开了一次共青团的全国代表大会。我到会上去约稿。有人告诉我,王蒙也到这个会上来了。我很早就读过他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对他很崇敬,所以去找他约稿。他的“右派”问题当时还没有正式改正,但已经开始公开发表作品了。他说自己手里现在没稿,向我介绍了方之,说他手里有一篇稿子,你可以去问他。

  我很快找到了方之,他对我说,我这个稿子,已经被几个地方退过,你们敢不敢发?我说那你给我讲讲。他这个小说分两部分,写的是一个商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怎样帮助共产党,又从和共产党的交往中,受到爱国主义影响和教育。下篇是上篇中的人物在二十多年后的遭遇。当年的党员领导受到冲击,累及商人被监禁审查。小说以商人为主角,在解放以后就是空前的。另外,作者把商人作为正面人物形象来写,有多名共产党员围绕在他周围,甚至有不光彩的党员形象与之相辉映,这样的人物配置,在以前的十七年,尤其是文革中的“三突出”文艺作品中几乎没有。方之给我讲了以后,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我当即表示:“我觉得发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方之说:“你说了不算。你觉得你们头儿能同意发表吗?”我说那我把稿子拿回去,请领导看看再做决定。他说你先问问领导是不是可以要这个稿子。意思是如果不行,干脆就别拿了。第二天,我马上对李清泉说了这个事情。李清泉说那你拿回来看看吧。于是,我又跑了一趟。

  我把小说拿回来以后马上看了,小说组长赵金九也看了。我们俩都认为,小说写得不错,应该发表,也没担心发出来会有多大麻烦。同时觉得这个短篇小说有两万多字,稍微有点拖沓。由于方之这两天就要离京,要求走之前得到回音,我们就把稿子交给了李清泉。他后来提了一些具体的意见,让我找方之,希望他修改。我找到了方之,说了我们的意思。方之可能还是不太同意我们的意见,但表示愿意修改。他改完又寄来以后我发现,稿子改动的地方很少。我跟李清泉说了,他说,那就这么发吧。于是,《内奸》就在1979年第三期刊出了。

  《内奸》刊出以后,在文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不断收到赞扬的评论,在第六期的《北京文艺》上还发表了三篇。后来我知道,方之是1957年南京的文学组织《探索者》中的成员,《内奸》三月份发表的时候,《探索者》在南京宣布平反。我还听说,当年在追查《探索者》“首恶”,准备重判的时候,方之积极地把种种“罪责”揽在自己身上。不料,1979年10月22日,方之因病去世。《北京文艺》编辑部向治丧机构发去了唁电,并向高晓声等人约写悼念文章。从刘绍棠历述方之创作踪迹的文章里,我们知道,方之的处女作《乡长买卖》,就是在五十年代初发表在《北京文艺》的前身《说说唱唱》上,1955年又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小说《在泉边》,而被吸收为作协会员。没想到,《内奸》竟然成了方之的绝笔,同样发表在《北京文艺》。

  1980年,《内奸》还获得了全国优秀小说奖。由于他已经去世,方之的夫人就来北京替他领奖。李清泉和我还在鸿宾楼请他爱人吃饭。由于杂志社比较穷,吃得比较寒酸。1980年第10期,《北京文艺》改为《北京文学》。为什么会改名呢?因为《北京文艺》以前基本是一个综合的文艺刊物,而新时期以来,小说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得到了突出的表现。我们当时改名也是顺应时代的变化和要求。改刊这一期是一个小说专号。发表了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同期的作者还有李国文、母国政、从维熙、张洁、张弦、陈祖芬、郑万隆等。

  刊发洪峰作品受到批评

  80年代初,我在自发来稿里发现了洪峰的一篇小说,觉得这个作者很有潜力,就与他有了联系来往。当时洪峰还在大学里上学。1986年第二期,他投来的小说《勃尔支金荒原牧歌》被刊发在当期小说头条位置上,这篇小说是比较典型的“寻根文学”,用诗化的语言写得很抒情。小说写一位“没忘了铁木真的魂”的巴特里后裔,尽管已经不会说蒙语,也听不懂布里亚特语,只身跑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循着成吉思汗四轮战车碾过的大漠,寻找布里亚特古都部落遥远的后裔,收集蒙古族的传说和故事,整理它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男主人公和老牧人的孙女发生了情感纠葛,小说中有这样几句描写:“火光把她弄得很辉煌。每一处肌肤都和火一块浮动。很圆,极结实的乳房使他细长的眼睛张得很开。他的男性不可抑制,变得铁那样坚硬。他还看见她斜斜的小腹,和绒绒的影子,和两条很粗很长的腿。”当时我觉得,只要对人物的刻画和情节的发展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它是一种文学性的描写,那么它应该是被允许的。但是,作品发表以后,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后来在1986年的第5期,编辑部按要求,发表了署名宁然的批评文章《谈<勃尔支金荒原牧歌>的失误》,批评这篇小说“不但思想内容贫乏,而且它的格调也是低下的,它的情趣至少说是不高的。”现在回头来看,这种描写真的是不算什么。通过这个事情,也可以看出我们时代的进步。

  引发“伪现代派”的论争

  林斤澜和李陀主持《北京文学》(1986年3月-1989年10月)的时候,《北京文学》经历了它的又一次发展高峰。林斤澜很开明,而李陀是一个非常敏锐的人,很多新的观念,新的思潮,他接受特别快,而且他和青年作者关系特别好。他们二人任正副主编,给杂志带来了很多新的气象。

  《北京文学》1988年第2期,发表了黄子平的文学评论《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文中提及“伪现代派”的概念最早是在文学界的一些私下交谈和座谈会上开始使用的,使用者多是以某种现代派作为参照系,来指责中国的现代派并不是真正的现代派。对此,黄子平从“伪现代派”的基本内涵及由来,“伪现代派”这一术语的歧义用法及文化心理等方面,来揭示“伪现代派”背后蕴涵着的某种根深蒂固的僵化观念,以及“命名”本身的“施暴”色彩,“一方面或多或少地歪曲了作品,另一方面则显示自身执著的价值标准。”

  黄子平作品发表后,李陀在《北京文学》第四期进行回应,他发表的文章题为《也谈“伪现代派”及其批评》,既有对黄子平文章的支持,也有不同观点。李陀提出了“现代小说”的概念,认为中国的现代小说应该汲取两方面的文学营养,一个是中国民族的文学传统,一个则是世界当代文学。吸收现代派小说的经验并不是跟在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屁股后面跑,而是为了“洋为中用”。很快,这场论争吸引了更多评论家的注意,1988年第六期《北京文学》发表了张首映的《“伪现代派”与“西体中用”驳议》,第八期发表了贺绍俊、潘凯雄的《关于“剥离”的“剥离”》等文章,对于“伪现代派”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可以说,这场“伪现代派”论争中的观点到今天看来仍有价值。同是在1988年,《北京文学》刊发了余华的中篇小说《现实一种》、《古典爱情》,刘恒的《伏羲伏羲》等,短篇小说有马原的《黑道》,李锐的《厚土》等,在文学界赢得了相当好评。

  口述:章德宁

  ■《北京文学》历任主编一览:

  老舍,1950年9月-1966年;谭谊,1966年、1971-1975年;张志民,1975年-1976年;李清泉,1978年-1980年;杨沫,1981年12月-1986年3月;林斤澜,1986-1989年;浩然,1989-1999年;赵金九,1999-2004年;刘恒,2004年5月至今。其间,担任过实际负责人的还有苏辛群、周雁如、陈世崇、傅用霖。

  ■杂志档案

  1950年1月20日,通俗文艺月刊《说说唱唱》创刊,主编人李伯钊、赵树理。同年9月10日,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月刊创刊,老舍任主编。当年11月20日,《北京文艺》停止出版,编辑人员与《说说唱唱》合并。1955年,《北京文艺》重新创刊,主编老舍,文革中再次停刊。1971年12月,《北京文艺》复刊并改名为《北京新文艺》,共试刊五期,1973年3月又改回《北京文艺》,成为全国复刊最早的文学刊物。1980年10月,《北京文艺》改名为《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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