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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

2019-12-23 09:1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我要郑重指出,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但是历史是没有止境的。只要下一代学人肯像默存先生那样不断地勤苦努力,21世纪也许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化的再生和新生。

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

文 | 余英时

余英时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原籍安徽潜山,当代华人世界历史学家、汉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院士。1950-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2006年,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荣获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的唐奖首届汉学奖。

余英时在中国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有开创性研究,是罕见曾获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校延聘正教授者。他著作等身,凡数十种,包括《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朱熹的历史世界》《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等。

钱默存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虽不感意外,却不免为之怆神。我没有资格写正式的追悼文字,因为我们之间并没有私交。但是二十年前,我以偶然的因缘,两度接席,畅聆先生语妙天下,至今不忘。先生昔年挽陈石遗有“重因风雅惜,匪特痛吾私”之句。我写此短文只能表达第一句之意。

1978年10月下旬,美国科学院派了一个“汉代研究考察团”到中国大陆去作为期一个月的访古,我也参加了。在北京时,我提议去拜访俞平伯、钱钟书两位先生,同团的傅汉思教授又提出了余冠英先生的名字。

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安排,我们便在一天上午到三里河俞先生寓所去拜访这三位先生。开门的是默存先生。那时他已六十八岁,但望之如四、五十许人。如果不是他自报姓名,我是无论如何猜不出的。

钱钟书

钱钟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江苏无锡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钱”。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 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学士学位。1941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1958年创作的《宋诗选注》,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1972年3月,六十二岁的钱钟书开始写作《管锥篇》。1976年,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1982年,创作的《管锥编增订》出版。

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一、初识默存 大陆学界层冰未消

交谈在俞先生的客厅中进行,大致分成两组:傅汉思主要是和余冠英谈汉魏诗的问题,我和俞、钱两位则以《红楼梦》为开场白。客厅不大,隔座语声清晰可闻,因此两组之间也偶有交流。事隔二十年,我已记不清和默存先生谈话的内容了,但大致不出文学、哲学的范围。当时大陆的思想空气虽已略有松动的迹象,但层冰尚未融解,主客之间都得拿捏着说话的分寸。好像开始不久我便曾问他还记得他的本家宾四先生吗?因为我知道关于他的一点背景主要是得自宾四师的闲谈。这是间接的“叙旧”——中国人过去在初见面时常用的一种社交方式。他的表情忽然变得很幽默,说他可能还是宾四师的“小长辈”——后来我在台北以此询之宾四师,宾四师说完全不确,他和钱基博、钟书父子通谱而不同支,无辈分可计——但默存先生并不接着“叙旧”,我也知趣地转变了话题。接着我好像便把话题移到《谈艺录》。他连说那是“少作”、“不足观”。

《谈艺录》是钱钟书先生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的专门赏析著作。他用的是古代诗话的体式,表达的却是全新的文学观念。同一般的文学赏析著作不同,钱钟书的文字无一字无来处,他把汉代经师注经的方法、西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融会贯通,开创了全新的学术体式。然而这种学术体式只有他才能运用到如此完美的程度。

二、漫谈文学 博闻强记自有定见

这时隔座的余冠英先生忽然插话,提到默存先生有一部大著作正在印行中。默存先生又谦逊了一番,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管锥编》的书名。他告诉我这部新书还是用文言文写的。“这样可以减少毒素的传播”,他半真半假地说(原话我已记不住了,但意思确是如此)。我向他请教一个小问题:《谈艺录》提到灵源和尚与程伊川二简,可与韩愈与大颠三书相映成趣。但书中没有举出二简的出处,究竟见于何书?他又作滑稽状,好像我在故意测验他的记忆力似的。不过他想了一下,然后认真地说,大概可以在元代《佛祖通载》上找得到。

因为话题转上了韩愈,我顺便告诉他当时在台北发生的趣事:韩愈的后代正在为白居易“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两句诗打“诽谤”官司。我并补充说,照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考证,似乎确有其事。但是他不以为然,认为“退之”是卫中立的“字”。这是方崧卿辩证中的老说法,在清代又得到了钱大昕的支持。默存先生不取陈的考证。后来在美国他又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我本想说,陈氏那一番考辨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闱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但那时他正在我家作客,这句话,我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

陈寅恪

陈寅恪(1890.7.3—1969.10.7),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三、为人处事 温文儒雅谑而不虐

默存先生的博闻强记实在惊人。他大概事先已看到关于我的资料,所以特别提及当时耶鲁大学一些同事的英文著作。他确实看过这些作品,评论得头头是道。偶尔箭在弦上,也会流露出锐利的锋芒,就像《谈艺录》中说Arthur Waley,“宜入群盲评古图”那样。但他始终出之于一种温文儒雅的风度,谑而不虐。

第二次再晤是在美国。1979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其时正值中共与美国建交之后,双方都在热络期间。代表团的一部分人访问耶鲁,其中便有默存先生和费孝通先生等。领队的则是赵复三先生,因为在校方正式的招待会上,赵先生特别推让默存先生以英文致答辞,好像这本来应该是赵先生的任务。

费孝通

费孝通( 1910.11.2-2005.4.24),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该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费孝通先后对中国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进行实地调查,提出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策略。

我和傅汉思先生等人当然到火车站去迎接代表团。其中我唯一认识的只有默存先生。我正要向他行握手礼时,他忽然很热情地和我行“熊抱”礼。这大概是当时大陆行之已久的官式礼数。我一时不免有点张皇失措,答礼一定不合标准。不过我的直觉告诉我,默存先生确是很诚挚的,这次用不着“叙旧”,我们真像是“旧交”了。

当天晚上,我和陈淑平同受校方的委托招待代表团全体在家中晚餐。连客人带本校的教授和研究生等大概不下七八十人。这个自助餐是陈淑平费了三天功夫准备出来的。我们平时极少应酬,这样的热闹在我们真是空前绝后的一次。现在只说有关默存先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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