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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先生的幽默

2012-09-28 22:12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刘阳 阅读

 清人张潮《幽梦影》说:“才兼乎趣始化。”假如要推举符合这层标准的中国知识分子,我觉得,钱锺书先生是最合适的代表了。不像许多饱读诗书的老夫子,他实在是个非常有趣、非常幽默、非常爱好“搞笑”的人。这一点,人们大都是从妙喻纷披的《围城》里了解到的。其实,即便是他那两部渊博浩瀚的扛鼎学术著作《管锥编》和《谈艺录》,也幽默不断,能让会心人时不时捧上一把腹。

  钱锺书擅长在严肃不苟的学术论据列举中穿插一些笑话故事,放松你的大脑神经。在《管锥编》里,他引用过“孙悟空好色”的故事、“天上有厕”的故事、太监自夸贞洁和驼子自诩恭敬的故事、“杜甫通拉丁文”的故事、一对偷情者的野种出生后大骂“老物初未尝计及生我,渠只自求快意”的故事、庄子鼓盆竟是因为“一生旷达,被老婆逼不过,方得脱然,不觉手舞足蹈”亦即终于从妻管严中获得解放的故事、一故事主角甘愿化身为心上人所坐之马桶的惊人语、“食之和体,气不下溜”的妙语、老妪解小便于大海且自语“不无小补”的笑话、以及菜园一头毛驴观赏己粪所培植之白菜,闻树上莺啼而责怪“你好无聊 瞧我流于高谈阔论吗 我在沉思啊”的令人喷饭的故事……这些小幽默,俯拾皆是,可见钱锺书的学问人生一点也不沉闷。

  钱锺书善于笑嘻嘻拆解一般人司空见惯的现象,要么问个为什么,要么一本正经地给出番逗人发噱的理由。据说,有位丑女子“独宿憎夜,嫫母畏昼”,他反问:人怎能既怕白天又怕黑夜呢 难道宇宙间还有非昼非夜的时段吗 魏文帝不爱吃后来馋煞杨贵妃的荔枝,钱锺书猜测说,那是因为“无红尘一骑之飞递,所啖者早已一日变香二日变色三日变味”。尤妙者,他还指出曹植七步成诗其实是不幸中之大幸,幸在未被限定句数,所以做六句交卷没事,倘若规定七步之内非做上十六句不可,十个曹植的脑袋也不够砍了。有趣归有趣,细想想,倒还真是这么个理儿。

  许多时候钱锺书热衷于打趣古人。在他眼里,他们根本不是高高在上的圣贤,而就像大冬天坐在自家热炕头上聊家常的老兄老弟。他说唐朝某作家写碑文喜好长篇大论,有贪图稿费之嫌;又说易卜生某剧本中某句台词可资谈艺,乃“冬瓜印子虾蟆禅”;还揶揄《儒林外史》写“勾魂”就像“请客送知单”;他认定王充的无神论实质上可谓“有妖精论”;又发现汉字里好多贬义字都带女旁,“如周姥制礼,当不若是矣”;他认定屈原《天问》之问并不期待确凿答案,柳宗元却作《天对》强以对,强加给前者“谲讽”之名,好比爷爷托孙子福共同领赏;又笑称黄庭坚将丧事人家之狗误解成无家之狗;他战战兢兢于蚊子叮咬之厉害,不过又坚信换了苏轼这样善睡的人,“则飞蚊扰鬓,仍能腹摇鼻息也”;还涮了一把王安石,说王写起文章来也大有变法之气,挪移前人妙句,以致生出“代为保管,久假不归之下策”;他嘲笑口出“北人不拾江西唾”豪言的元好问自己私下偷偷师法江西派,正好被此人另一句豪语“大是渠侬被眼谩”所无情回敬;又把笔底宽容既赞名流也夸新人的袁枚唤作“及时雨宋江”。真是极尽思维之灵动活泼啊。

  他有些幽默段子简直是神来之笔,纯属小孩子顽皮。比如在引述了田单火牛阵把火点在牛尾上的典故后,紧接着又引述了《汉尼拔》中把火点在牛角上冲出罗马军包围的故事,然后正襟危坐,喃喃自语道:“额火与尻火孰优,必有能言之者。”直看得我噗嗤一声忍俊不禁。

  自然,幽默是聪明的流露。恰到好处幽上一默,既见讽谕世相之辛辣,又为平淡人生注入了一针清新剂,益人心智,沁人心脾。不过,聪明与刻薄很多时候也只有一步之隔。人一聪明,嘴里出来的幽默便也容易流为刻薄,或说白了损人。恰像苏州姑娘林黛玉调侃刘姥姥为“母蝗虫”一样,无锡才子钱锺书也爱给人取绰号,甚至不惜打上几个无不恶毒的比方呢。

  他挖苦说,清代诗人钱载的诗虽然阳刚,却无硬骨,如同“肥老妪慢肤多褶”,这位钱氏本家假使活过来听到这话,不气得吐血才怪呢。他嫌唐朝和尚拾得论禅不精练,犹如“老婆舌”,也真够呛人的了。韩愈总算是一代文宗了吧 钱锺书偏不买账,谓其老是话刚出口边反悔,“匹似转磨之驴”。梅尧辰总算是北宋大家了吧 钱锺书也不去讨他的好,说他的以文为诗“尚不足方米煮成粥,只是汤泡干饭”。还干脆把汉赋的“板重”一举形容为“以发酵面粉作实心馒首”。他嘲戏一个学李白学得十分拙劣的人不过是“食瘴死牛肉”而已,又评价那些企图通过《论语》来读通《诗经》的学者宛似“梁上君子之一跃而下”。他讽刺研究玉环入宫时是否处女之类治学法,说那种文献考证和“帏幕阴私之话短长”没啥区别,又笑那种以为不是作者便无权品评作品的天真想法无异于说“身非马牛犬豸则不能为兽医”,他还尖刻地编排道,一些佛教徒和道教徒不约而同地追求大乘佛道本旨的长生不老之道,简直就像“同浴者不得相讥裸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会感觉到,此类幽默不同于前面所说的幽默,平心而论它们毕竟显得有点刻薄了,某种程度上同《围城》的风格倒称得上一脉相承。

  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了。一些东西,成败利钝,需要很好地来总结总结。

  我始终认为,站在知识社会学角度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作派,是一个非常有兴味和意义的课题。应该有人来从事这个抉心的课题,积极的和消极的,明朗的和骄矜的,有益的和无益的,都不妨得到心平气和的考量。对于钱锺书这位影响深远的大学者,大作家,也应如此。我在这里只举出他幽默的一面和刻薄的一面,而把评判权留给大家,这样做完全是符合钱锺书的主张的:“我们首先得承认这个事实,然后寻找解释、鞭辟入里的解释,而不是举行授予空洞头衔的仪式。” (《中国诗与中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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