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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和徐志摩生活中是否有交集?

2019-01-24 08:26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最狂的才子VS最多情的诗人:钱锺书和徐志摩生活中是否有交集?

一个是“最狂的才子”,一个是“最多情的诗人”,钱锺书和徐志摩在生活中到底有没有交集?钱锺书又是如何看待这位大他13岁的新月派“盟主”的?让我们跟着厦门大学谢泳教授一起来看看这番考证。

钱锺书和徐志摩有无交往?在一般的两人传记中都没有涉及,细部的考察我不好妄下结论,但大体可以判断为钱、徐之间没有直接交往。

我查了陆文虎编的《管锥编谈艺录索引》,没有提到过徐志摩,但在《管锥编》第三册谈论“血声”时,提到《十日谈》《意大利人自述》《涡堤孩》等小说,钱锺书虽然注释说明是从原文引述,但按习惯,应该也了解《涡堤孩》的翻译情况。本书徐志摩译过,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的朋友范世涛后来告诉我,《钱锺书英文文集》中有早年钱锺书评论吴宓诗时提到徐志摩的一段话:

Mr.Wu has twice compared himself to the late Mr.Hsu Tse-mo in his pomes.As an artist,Mr.Wu Mi is far too slovenly to be compared to that accomplished writer of charming if somewhat mincing verse.But as a character , Mr.Wu Mi is much more interesting and-the-word must out-grand. Hsu Tse-mo,for all his aestheticism and artiness,is still a baby who can enjoy innocently the pleasures of life;his .rst of unhappiness are those of a spoiled child who wails either because he has not got enough of sweets to eat or because he has eaten more than is good for his stomach。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吴宓先生曾两次在他的诗作中将自己与已故的徐志摩相比。作为一个艺术家,吴宓先生不很入流,根本无法与功成名就的、迷人的诗人相比,尽管诗人不乏矫揉造作的诗品,但从个性上讲,吴宓比徐志摩更有趣,甚至必须指出,(或恕我直言)也更自负。从他的审美和艺术气质上看,徐志摩仍好像处在孩童般天真地享受美好生活的阶段;他主要的忧怨,就如同一个被宠坏的孩童,要么为了吃不够糖果、要么吃得太多肚子不舒服而闹腾。

吴宓

吴宓

钱锺书对徐志摩诗歌的评价显然不是太高。徐志摩去世的时候,钱锺书还在清华读书,徐志摩大概不知道有钱锺书,但钱锺书肯定是知道徐志摩的。

注意钱、徐的关系,有可能帮助我们理解钱锺书对新诗的判断,这个判断大体可以理解为钱锺书对新诗的评价不高,而钱锺书的这个态度,虽然我们一时见不到直接材料,但可以从钱锺书父亲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中推测出来,钱氏父子的文学观,相同处多于相异处,比如钱锺书对《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批评,与他父亲的看法基本相同,我们甚至可以猜测钱基博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有许多是受到了钱锺书的影响。

钱锺书写《围城》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把自己的文艺见解和对人物的评价,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来,这是熟读《围城》者基本认同的一个看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围城》是钱锺书的自传。

而《围城》中有两处提到徐志摩。

第一次是方鸿渐刚从国外回家省亲,在当地学校里演讲“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方鸿渐的观点是“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关于梅毒,方鸿渐说假如没有机会见到外国原本书,诸位“只要看徐志摩先生译的法国小说《戆第德》,就可略知梅毒的渊源。”这个细节完全真实。

第二次是在苏文纨家,诗人董斜川和方鸿渐、苏小姐谈到近代的诗人。董斜川提到“我那年在庐山跟我们那位老世伯陈散原先生聊天,偶尔谈起白话诗,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他说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这个细节取材于1935年钱锺书在苏州和陈衍的谈话经历,不过那次臧否的多是近代文人。

《围城》第一次提到徐志摩,有点讽刺意味,第二次提到就基本是一个评价性的判断了,这也大体可以理解为钱锺书对徐志摩的评价。

1932年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时,曾多次提及徐志摩,凡涉及对徐志摩的评价,基本与《围城》里的判断在一个层面上,也就是肯定中的否定。钱基博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不是很高,虽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较为系统地叙述了新文学运动初期的作家,但语气中时常流露否定的判断,钱基博著书的习惯是多引别人的见解为自己的断识。

一次在引述了章士钊对新文学的评价后叙述到:“纵有徐志摩之富于玄想,郭沫若之回肠荡气,谢冰心之亲切动人,王统照之尽情欢笑”,但钱基博再引旁人的话为自己的判断:“中国新诗,至今未上轨道”。

对当时的新文学,钱基博先述胡适对白话文的提倡,再评价鲁迅的文体,他认为鲁迅的文体是“以欧化国语为建设”,钱基博引述周作人的观点来叙述:“中国散文,适之、仲甫,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平伯、废名,涩如青果。志摩、冰心,流丽清脆。”

钱基博对新文学的总体评价是“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徐志摩以诗,最为魁能冠伦以自名家。而树人著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志摩为诗,则喜堆砌,讲节奏,尤贵震动,多用叠句排句,自谓本之希腊;而欣赏自然,富有玄想,亦差似之;一时有诗哲之目。树人善写实,志摩喜玄想,取径不同,而皆揭‘平民文学’四字以张大。后生小子始读之而喜,继而疑,终而诋曰‘此小资产阶级文学也,非真正民众也。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志摩华靡,何当于民众。志摩沉溺小己之享乐,漠视民之惨沮,唯心而非唯物者也。”钱基博的结论是“而周树人、徐志摩,则以文艺之右倾,而失热血青年之希望。”

1932年,就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出版前后,钱基博给钱锺书的信中曾有“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的告诫,对于父亲的告诫,钱锺书虽然未必完全认同,但这个判断在事实上影响了钱锺书的一生。

钱锺书后来无论是写《人·兽·鬼》还是《围城》,他的主要讽刺对象基本是“新月”和“京派”文人群体,钱锺书的这个习惯有他真实的生活感受,但也可能与他对当时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评价有关,这就涉及钱锺书对自由主义思想的认同问题,他似乎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始终保持一种警惕,注意这个视角,对于深入研究钱锺书可能有所帮助。


节选自《钱锺书交游考》,九州出版社2019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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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1-24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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