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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钱锺书的幽默是怎样炼成的

2019-04-19 09:06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陆建德 阅读

钱锺书

  本文选自“重温《围城》”速记

  钱锺书1929年到清华来,那时候还有一位相对比较年轻的老师,这个老师对清华的外文系(钱锺书就是来读外文系)的贡献特别大。现在说到外文系大家可能觉得外文系的人主要学外文,其实在那时候外文系的人中文创作能力特别强。我也曾经在中国社科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社科院刚成立的时候,他们都是西方组的,后来都是划归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所以那时候外国文学所里面作家特别多,钱锺书先生后来借到文学所去选著《宋诗》,做这项工作。

  杨绛先生她自己也是一个作家,那时候外文所还有一些,像冯至先生写诗,也写小说、散文。像卞之琳先生,他对新诗的贡献也非常大。还有做法国文学的李建吾先生,他的笔名叫刘西渭,他跟杨绛、钱锺书在上海的时候关系特别紧密,李建吾先生散文写的好,创作也是很强,他创作了大量的戏剧。

  钱锺书先生在清华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就是曹禺,曹禺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开山鼻祖。当然钱锺书怎么评价曹禺,我不大敢说。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看看的话,钱锺书的《围城》里面有一个人叫家宝(褚慎明原名褚家宝),这个家宝背后是不是有一点暗通曹禺?我不敢确定。钱锺书写东西不大有顾忌,他自己兴之所至,随手拈来,有时候他要跟人开玩笑。

  那时候钱锺书有一个老师,说到这个老师,钱锺书绝对不会在自己任何著作里面开他的玩笑。这个老师跟他同一年到清华的,这个老师叫I.A.Richards,中文叫瑞恰慈。我们稍微知道一点欧美文学的批评在二十世纪发展的话,(就知道)瑞恰慈就是新批评派(New Criticism)的一个先锋。他原来在英国剑桥大学,在剑桥大学的时候他还比较年轻,写了几本书,在整个英语世界影响特别大的,比如有一本书叫《实践与批评》,有一本书叫《文学批评的原则》,这些书影响特别大。这些书都是他到清华来之前的写作,他到清华也是1929年。他来的时候钱锺书正好在清华,所以钱锺书听了瑞恰慈的课。

  评论起人来一点不留情面

  钱锺书在清华的时候就会写文章,他是1929年-1933年(在清华),1930年、1931年、1932年的时候给国内比较有名的文学刊物写文章。他的笔墨非常老练,他评论起人来一丝不苟,而且一点不留情面。所以那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书评家,而且我们从他的早期的书评也看得出来,他不仅学养好驾驭语言的能力出奇地强。他早期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当时写的评论里面讲到过他的老师瑞恰慈。

  瑞恰慈对中国文学有一点影响在哪里?瑞恰慈在自己的英语著作里面,他对一些阅读现象是持批评态度的。比如瑞恰慈有一个概念叫“滥情”,他觉得不管是阅读的时候还是创作的时候,不能太滥情,你不能动不动就被里面一个人物感动得流出眼泪,瑞恰慈觉得这种情况不太好,他对滥情的分析非常尖锐。钱锺书先生学到这一点,所以钱锺书以前讲到过这种滥情的弊病。一个大学本科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而且我也要强调一下,他批判滥情也是跟他的幽默感有联系的。因为钱锺书先生跟中国传统文人不一样。中国传统文人一般怎么样?我们看大量的古典诗词,因为我们现在在讲优秀传统文化,但是有一点强调的不够。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诗人或者写文章的人,一般对自己评价都是特别高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幽默感就会比较少。

  如果你有幽默感的话,你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总是有小小的毛病,你不一定愤怒地谴责它,但是你会学的比较宽容,你会看到任何东西有毛病,光是这一点还不够,还需要有一点自我嘲讽的能力,传统的文人没有自我嘲讽能力的,这跟他们缺少幽默感有关系。我们看钱锺书的作品,处处是反讽或者是自我嘲讽。

  在钱锺书的笔下没有一个太简单的理想的人物

  在钱锺书的笔下,没有一个太简单的理想的人物。我们千万不要把钱锺书跟方鸿渐完全等同起来。方鸿渐是一个在很多方面看起来有些缺陷的人,但是他并不会因为有缺陷而不那么可爱,人总是要有一点缺陷才好,钱锺书写《围城》的时候把握得特别好。

  一方面我们觉得他驾驭古典文字的能力特别强,钱锺书这个年龄段的同辈,像他这样如此娴熟地用古文写作不大有的,但是他的外文也特别好,他的外文跟他的中文底子结合在一起。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你如果只是中国文字特别好,你没有外国文学的知识,外文不是很好,你的表达就受到局限。钱锺书不是,钱锺书能够从我们的古文里面汲取营养,他还能从不同的外文里面借一些修辞的手段,来丰富自己的文字的武库。就是文人也有武库的,他的武库就是他的文字。所以有的人特别厉害在哪里?他的文字资源丰富,最终他的武库里面修辞的武器特别多。钱锺书这一点吸收了中外不同文化的长处,他这点非常过人。

  同时他又是对自己特别警觉的,钱锺书先生不大喜欢回忆,他说有的人写回忆文章或者写自传的时候,他们的想象就变得特别丰富,真的让他写作的时候,想象力不过如此,十分平庸。

  他实际上知道人家有很多人借着回忆自己的身世来自我标榜,叫他写回忆文章,他说我是绝对不做的,他说一旦我要写回忆文章,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小鬼要跳出来跟我作对。这个小鬼是什么?就是希望钱锺书先生自己为自己美言几句,他说人有时候禁不住要受这种诱惑,他说我是不能来写回忆录的,我要来写回忆录的话这个小鬼肯定要捉弄我。

  所以他是这样一种态度,实际上跟他当时的生活(不管在中国什么地方)的经历有关系。因为从晚清开始中国不断派留学生出去,当然晚清也派官员出去考察,比如光绪二年的时候中国把一个非常重要的官员郭嵩焘派到英国做公使,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从那之后中国慢慢跟其他国家建立有平等主权的外交关系,在这之前我们倾向于把其他国家看作是低我们一等的藩属国。

  所以那批人出去以后,中国开始有了对外交往,有了一个新式的学堂。北京大学原来是由一个外语学院发展而来的,其实就是叫同文馆,同文馆1826年设立的时候主要是学习外语。在同文馆的基础上,后来京师大学堂建立起来。又有一系列其他历史的原因促成了清华大学的诞生。那个时候新式学校里面各个学科的吸引力不一样,在外国文学领域里面有很多人,他们是有志于学外文,同时从事中国文学的创作,所以到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看看中国当时的知识界,比如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例,我觉得我们的外国文学所在创作上力量好像比文学所的研究人员强一些,文学所有俞平伯先生,但是外文所创作力量更强一些,这跟外国文学从晚清开始就在中国取得了一个特殊的地位有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的很多奠基人,像鲁迅那一辈人,他们往往也是翻译家,鲁迅、周作人,我们看其他所有人,他们翻译作品都很多,茅盾也做过翻译,老舍也做过翻译,巴金更不用说了。他们这些人又有一个特别好的驾驭中国文字的能力,同时外国文学方面,他们的修养是特别好的,因为自己直接做过翻译。

  钱锺书先生不太愿意做翻译,杨绛先生翻译做的很多,她翻译《堂吉诃德》,杨绛先生有的作品的翻译在很多时候也会跟钱锺书先生一起切磋讨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的一个合作。

  钱先生写作的时候有一种傲气

  在抗战时期,钱锺书先生的经历其实挺坎坷的。他们开始想到西南联大去。钱先生也到昆明去了,但是他还需要回到上海,还要回到他家里,从上海再去,后来发现再回到昆明很困难。曾经有一度他和他的父亲到现在的湖南师范大学教书。钱先生写作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有一种傲气,但是他在家里还是很听话的,他父亲钱基博是一个老式的文人,所以钱基博叫他到湖南师范大学去,钱锺书不得不去。

  他到蓝田去教书的经历对他的创作来讲极其有帮助,他一路怎么去的,看到一个中国内地的学校里面有很多老师,这些老师里面,这些世态人情怎么样,都慢慢地跟《围城》里面的三闾大学有某种联系。我不能说三闾大学里面谁是谁,一一对号入座,一个是十分不礼貌,另外一个也是有失风趣。但是我们会看到大量的人物,钱先生把他们几个人捏和在一起创造出一个新人来。杨绛先生在这本书里面给了大家一些提示,有一些提示她不能说得太详细,只能读者自己去体会。但是她有大量的提示,我们会看得出来钱锺书把他生活里面从小长大的很多很多的见闻和阅历都写到《围城》里面。包括他把小时候有一些亲戚,也都写进去了。

  《围城》在1944年开始创作,1946年写完,1946年以后他们在上海认识了郑振铎,原来在商务办过文学刊物,后来1949年以后,尤其1952年以后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成立,52年、53年的时候不叫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那时候叫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郑振铎在很长时间是这些机构的领导。郑振铎跟钱锺书、杨绛夫妇在四十年代、在上海的时候交往特别多。我们现在要对抗战时期的上海的文化生活有一种丰富的想象,我们千万不要以为那个时候文化生活特别单一、不丰富,不是这样。因为很奇怪的,一方面上海那时候是备战,另一方面上海的出版事业极其发达。中国传统的版画,最最漂亮的中国版画,郑振铎先生收集以后,抗战期间在上海出版,那时候有一个良友出版公司,那些版画非常非常精美,而且是套色。所以那时候文化生活蛮奇怪的,它有它的一种风气。

  郑振铎先生在那时候有一个杂志,叫《文艺复兴》,钱锺书把作品写好以后,这个杂志在1947年开始连载《围城》,连载完以后,《围城》再作为单行本出版。所以《围城》在解放之前已经有一个全本。

  钱锺书在《围城》的前言里面有一个短短的重印前记,非常短,两页多一点。其实最开始写的时候只有一页多。他说他曾经想做一部作品,这部作品是《围城》写好之后的另一部,叫《百合心》,他说这个稿子后来丢掉了。

  所以钱锺书先生只写成了《围城》这么一部长篇小说,《百合心》没有写出来,我们看《百合心》这个题目,实际上他是受到西洋文学的影响。我们如果吃过百合的话,南方人很喜欢吃百合,现在的百合不是很好吃,原来的百合带点苦味,很好吃。一个百合,我们把它一瓣一瓣剥下来以后,百合里面是空的,没有东西。我们如果吃一个牛油果,里面会有一个核。很多水果里面都有一个核,但是百合剥开以后里面是空心的。这一点我想起在西洋戏剧里面就有过,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一个戏剧叫《培尔·金特》。《培尔·金特》也是这样,它说人就像剥洋葱——它不是用百合,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有没有百合,百合可能是中国特产,但是洋葱很多国家都有。洋葱剥到里面最终是空的。所以了不起的剧作家要用百合或者是洋葱来看人内在是不是有着一个坚定不移的东西,很可能人是不是也跟百合、跟洋葱一样,内在可能是空的?我觉得钱先生有可能在探索这方面的话题。

  改革开放之后,这本书最初是1980年再出的,那时候反响不一定很大,真的反响大是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当时拍了电视连续剧《围城》。那时候《围城》拍成电视连续剧以后,在全国造成极大的影响,钱锺书和杨绛夫妇变成家喻户晓的人物。

  电视连续剧还是会留下很多的遗憾,因为那个电视连续剧我也看了,我深深的觉得电视连续剧不及小说丰富,而且小说里面有大量的内容拍成电视剧以后看起来好像消失了。因为钱锺书先生喜欢讽刺挖苦的,他的讽刺挖苦无处不在,你一不当心,没有注意,他的有趣的目的就逃过了读者的眼睛。

  我再回到民国期间的中国学界。民国期间的中国学界很多人以留学生标榜自己,但是那时候很多留学生出去到底读什么书?究竟拿什么学位?其实在国民党时期它的教育部门没有一个严格的审查制度。不像现在,现在留学生回来以后,首先你的学位要到教育部下属的一个机构去认证,那时候没有。所以中国读书人还是有这一点虚荣心,这是传统文人身上大都有的。很多传统文人觉得自己应该做大官,应该做宰相、做总理。没有做到大官,如果让他做县官,他们就满腹牢骚,中国文学史上我们说这个人叫“屈居下僚”,

  其实这种话我们都应该反省批判,做县官有什么不好呢?不是直接可以接触民众?为什么一定做宰相?但是中国那时候读书人确实是这样的,即使像李白、杜甫他们也都怀抱这种梦想。其实让他们做事不合适的,他们有这种意向以后,自己出洋了,再回到中国来,有时候他就会把自己在国外的经历要重新描画一番,这时候就要把种种的修辞手段、绘画手段拿出来,甚至还会描金烫红,他要把自己在国外的经历说的好,要把自己的地位说的高。

  像这种人,在民国年间的知识分子中间是常见的,钱锺书作为一个相对年轻一点的知识分子,他又不能直说你这个学位是骗人的,你这段经历是造出来的,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情。所以他就通过小说的形式来讽刺挖苦。

  所以我们打开《围城》,很多讽刺挖苦我们都不大注意到,比如在红海这条船上,钱锺书跟杨绛从法国回中国就是坐船,坐船是特别有趣的经历,我们现在如果从欧洲回北京大家会坐飞机,那时候是坐船。坐船就复杂了,因为船分舱,头等舱、二等舱、三等舱。坐船时间很长,一批人临时聚在一起,他们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社交圈子,有时候人数还不少。这些小小的圈子里面,大家都是天涯过客临时在一起,这时候怎么样交往特别有趣。而且这时候人也可能相对对自己的要求低一些,因为他知道所有同行的乘客不是自己的同学,也不是自己的家里人,更不是自己家乡的人,今天在一起,明天上岸大家走开,这时候大家在某种程度上,在甲板上也是一个戏台。

  钱锺书先生跟杨绛先生当时从法国坐船回中国,他们坐的一艘船是法国的邮轮,这个船的名字叫AthosⅡ,他们有大量的有趣的经历,就是看台上人怎么表演,有一些表演的细节也是改头换面进入到《围城》里面。所以《围城》开始说红海早过了,他们的船怎么一路过红海,这艘船也是法国的船,上面有很多人,中国人互相关心自己国人的行为,对外国人的观察不是很细致,但是对中国人在游船上的行为怎么样,这个叙述者(也就是钱锺书)特别关注。

  方鸿渐所在的这个船上面,有一位女士是苏文纨,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苏文纨是特别正面的角色,方鸿渐是正面角色,其实都不是,方鸿渐在国外读了几年书,好像什么都没读成,最终他写信给美国的一个爱尔兰人,为什么是爱尔兰人?因为美国那时候爱尔兰人地位稍微低一些,这些细节大家都要注意。爱尔兰人原来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爱尔兰这个地方特别穷,在英伦三岛地位比较低,当然爱尔兰在二十年代的时候独立了。但是爱尔兰人在美国,大家会觉得是家世比较贫寒一些的。爱尔兰人因为自己比较穷,所以他在社会上要寻找活路,有时候寻找活路就会走捷径,其中一个捷径职业就是专门给外国人卖假文凭。所以方鸿渐在国外读了几年书没有正式毕业,没有好的学校,他只能通过这种特别手段,写信到纽约找这个爱尔兰人,花钱打折扣,最后这个折扣还是很便宜的,大概只有30美金——不过那时候30美金数字也不小。然后混到一个假文凭,这个假文凭是克莱登大学。方鸿渐有了克莱登大学的假文凭,后来他就回国了。

  所以钱锺书说克莱登大学这个事情,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他纯粹虚构,实际上是有类似事情的。有一些中国人出去以后没有好的学位,希望有一个文凭糊弄家里人。尤其出国以后回来,你要面对家乡父老,这是巨大的压力。不然的话好像你不是衣锦还乡,你一定要做一个成功的表象。所以他也安排方鸿渐专门去弄一个假的学位。

  但是相对来说,钱锺书还是对方鸿渐比较友好一些,但是所有这些人都有着人性的弱点,其实《围城》里面每个人都有可笑之处。方鸿渐、苏文纨,每个人都是。我在开始的时候也讲到钱锺书先生有幽默感,他会自嘲。

  后期没有写小说太可惜

  钱先生在早期的时候,因为瑞恰慈的关系,因为清华的特殊地位,还有清华其他的很多老师,所以他对在欧美最最新的创作动态非常熟悉,所以到了本科三四年级的时候可以写非常好的书评,到上海光华大学之后他继续写书评。我自己觉得有一点可惜的是,钱锺书先生的这个才能,他在1949年以后没有写小说,《百合心》不知道是他故意烧掉还是丢失了,他不创作太可惜了。

  我觉得他应该做非常好的文学批评家,因为从他早期的这些评论文章来看,这个绝对对中国人来说是有益的一种批评意识养成的营养素,但是他后来的学问变成《管锥编》《谈艺录》式的学问,写一万字到两万字的批评论文比较少,我在改革开放以后看到他写批评论文,他写的有一篇批评论文叫《诗可以怨》,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他写的最有名的一篇论文。但是总体来说他还应该写早期的一些评论文章,要丝毫不客气的,充满反讽的批评文章。这种批评文章对整个读书界来说帮助太大了。所以他早期的这些文章,后来浙江文艺出版社在九十年代后期出版,这些批评文章放在一起,再跟他的创作结合一起看,这个收获特别大。但是可惜他后来大量的变成学问式的、笔记式的学问,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批评界的一个损失,他实际上应该做大量这样的东西。他早期的创作谈都不谈,为什么?在社科院的文学研究所,当时在57、58年反右以后,曾经一度要拔白旗的,杨绛先生就是白旗,钱锺书的《宋诗选注》也曾经要作为白旗,这种观念特别强之后对于创作是一种压制。

  我曾经做过《文学评论》的主编,我看五六十年代文学评论的时候,钱锺书在创刊之后有几篇东西写的特别好,包括《诗可以怨》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最初发在《文学评论》。但是《文学评论》到62、63年以后慢慢有点变了,很多人觉得这本书里有问题,大家不是欣赏它,而是变成看问题,那时候慢慢的开始批判了,这种批判文章多了以后对于创作就是一种负面的作用。

  所以我有时候也在想,钱先生在英国读书的时候,他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面要说笑话什么的完全没有限制,所以他是那种场合来的,慢慢的他还保持了杨绛先生说他身上有一种“痴气”,这种锐气都是反映在小说里面。到后来他不创作真是太可惜了。文学所的一些先生回忆起他们跟钱锺书先生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他们觉得钱锺书先生老是会给人带来很多欢乐的,因为他有很多妙语,而且不管是中国文学还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他是通吃的。他说起话来,我印象最深是,他们开会,有两位研究《红楼梦》的专家,他说“红楼二猖”来了,这话说的很不客气,但是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后来你让他写成文字的话他不会,但是他随口会说。现在老先生里面如果发动起来,请他们来回忆一下钱锺书的妙语录,我觉得这是很可爱的,《围城》里面这种妙语处处都是。

赞赏也是一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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