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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与巴金的最后几封通信

2012-09-28 22:08 来源:北京青年周刊 作者:萧乾 巴金 阅读

书信1  1997年6月7日

  芾甘:

  我竟然也成了病号——而且看来也是个长期病号了。我开始体验到你这些年都躺(仰卧)着的苦寂。三十年代(你从二十年代)以来,我们都是十分活跃的。与朋友们日日在大东茶室里一泡就是半天。你又办出版社又编刊物,我则也东跑西颠。如今,你大概不是仰卧就是苦坐着,我则住院也已超过百天(还不知哪天能出去)。我最怕打点滴,而为了治病,大夫指定要我每天打两次。就在我头上挂起一只瓶子,里边的药水一滴滴地往下坠,然后流进我的血管。我总是把收音机或电唱机放在旁边,为我奏着古典音乐。连这样,我还是望着它焦急,不耐烦。这滋味我想对你不是太生疏吧!你身边既有孝女,又有外孙绕膝,我则只有我的洁若。她真了不起,日夜在这里陪伴我。我这一生在婚姻上有过不幸,也为人家(树藏)带来不幸。然而老天竟让我在忠诚,健康,吃苦耐劳的洁若温暖的爱情中度过晚年。我们结合已四十多年了,而婚后第三年我就成了右派。倘若那时她把我遗弃了,我大概也早不在人世了。她没有。她把三个孩子(包括那不驯的铁柱)拉扯大了。真是忍辱负重。与此同时,她还用日、英文译了近四十种书,还写了四本。她确实是看来平凡其实很不平凡的女性,是我这辈子的福星。现在,在病房里,她也仍是在为我忙碌一天,深夜还在译川端康成的《东京人》(六十四万字),并且也译竣,还在重校。她还有更庞大的计划。

  我不知你仰卧时都想些什么,想蕴珍?想靳以?想抗战期间的流浪?想文化生活出版社?我也经常怀念三十年代我们在上海的生活。不知不觉地,我在编《大公报·文艺》时多亏有你的指引,尤其那次的文艺评奖。有点像从文,我也倾向于喜欢惹是生非。是你的指引——有时是制止,使我在京海之间没惹出乱子。

  可1946年我回国,住在江湾(你还举家来过我那日本式的小屋),没能经常与你见面,因而就惹出过乱子。那时我也有点过分自信,甚至傲气。满脑子又装了舶来货色。拿起笔来乱写。一下子塔塔木林,一下子又去对旁人祝寿去说三道四,招来灾祸。现在回想,真觉得自己荒唐。去国七年,对国事一无所知,回来就指手画脚。真是不知深浅。

  可近来我对自己在那时期及以后,有了新的想法。我感觉一生有时福其实是祸,有时祸又是福。由于1946—1948年间的乱写,使得我在五十年代不受待见,只当个技术干部。1957年还当了右派。倘若不是这样,而是大受重视,解放后必然就大写文章。到1966年非送命不可。因为我这个具体的人就好多嘴多舌。只有在政治重压下,才能沉默下来。

  你倘若没失去蕴珍,今天当然十全十美。可你身边的孩子肯定还是填补了感情的空虚。我呢,折腾了一辈子,最后有这样一个晚年也是知足的。傅光明正在编我的文集(十卷),翻译(五卷,部分与文洁若合)。这辈子也算做了个交代。但我不会封笔。我还有几十个小文章的题目可写。我计划七月下旬出院回家。

  得了一次心肌梗塞,医生嘱我切勿重犯,不然就会送命。所以回去以后我得重新调整步伐——一切放慢。多听音乐,看古典画册,不再参加活动(除了我安身立命的文史馆),只见几个最熟的客人。

  芾甘,我们一道争取跨过二十世纪,进入那更宏伟的二十一世纪。

  信就写到这里。念的人也累了吧。请你在杭州静养时知道我这个老弟时刻在想念你,并祝你安康。

  柄乾

  1997.6.7于北京医院病房

  再者:

  1.我每次见到舒乙或傅光明,都必问起文学馆的工作。今天光明告我,9月可以动工了,希望它在二十世纪里完成吧,也望你还能主持开幕。

  2.我最关心的,则是一部《文化生活出版社史》。我认为这不但是最成功的同人出版社,也是对三十年代文艺运动贡献最大的一个文学组合。多少人(包括许多重要党员作家)都是在这温床上成长起来。这样一书不但对出版史具重要性,在文学史上也大可单独写上一章。我老早甚至多次向你建议过,你可能出于谦虚(你一向默默奉献),总也没搭腔。我认为乘你、济生、采臣都在,大家可以工作起来(我甚至设想应把此书献给陆蠡,他是“文生”的烈士)。你如发话,由济生(他最年轻吧)牵头,我们就可抓紧搞起来。我已写过“文生”与我,但我还要写,站得更高,从文学史角度来写。但我手中不掌握任何资料,而脑子远不及以前好使了。我相信许多还在世的人(如刘白羽)都会支持此举。我想上海(你和济生家,新文艺出版社)一定也仍保存不少资料吧。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发个话,推动一下。希望济生抓起来。“文生”总不仅仅是一出版社。

书信2  1997年12月14日

  芾甘:

  昨天“作协”送来你的十卷本,非常谢谢你。翻读书里的篇章,如与老友把握。明后年浙江文艺出版社也将出我的十卷,是傅光明编的。卷本比你的少一倍。可如果没有你的督促,我连这么点也写不出来。你一生都在分秒必争地写作,我则把时间都花在婚变或无谓是非上了。“乡下姑娘”树藏那样忠心耿耿,我都弃之如屣。1946年回到上海,忘其所以,胡写什么“称公称老”,惹一场大祸。那时如没有你的劝阻,我还不知会惹出什么更大的祸来。人可惜不能再活一遍。你真不愧来到世上一遭。自己写了那么多,帮旁人出了那么多,又倡议兴建现代文学馆。奠基或开幕那天你来主持,我一定也陪同前往。

  易卜生的培尔·金特浪荡一生,终于有了他的Solveig,我总算自1954年,也有了文洁若。我们一直既是夫妻又是文字上的互助帮手。我们相互写什么,都有了第一个读者。她勤勤恳恳,译了几百万字,近时又写起来了。我则为自己十卷集中部分篇目写了“余墨”,已数十篇。这样在出文集时对几十年前的文章写一下再认识,各附在有关文章后边,也算是个创举吧。你有位谷苇,我有位傅光明,这小伙子在忙我那十卷。我们每星期见一面。从他我可以了解许多外界事物,不致太闭塞。

  我晚年当了中央文史馆长,不需要做什么工作,但能使我减少失落感,觉得自己还有点用处。《世纪》每期都寄你了吧。

  前天,我忽然写了篇二千多字的小说,这是几十年来没有过的事。题目是《“法学博士”LLO》,写的其实是留学生与房东太太女儿的爱情。已给了《人民日报》。也许还能来个回光返照,再接再厉,凑成一本。

  不能写太长了,怕累了你。1997年又快完了。我和洁若真诚祝愿你,在家人精心照顾,在未来的一年里,生活更快乐,身体更健康。让我们携手共同走出二十世纪,走向新的世纪。

  洁若附候问候济生和小林

  炳乾

  1997.12.14

  书信3  1998年3月28日

  乾:

  信收到,谢谢!一连读到你好几封信。我想念你,我担心你的身体,又恼恨自己没有力气给你回信。我不能自己料理生活,又不能自己读书看报,一切都要靠别人,想起来实在心烦。你的信又好像来得正是时候,就好像你站在我的面前,指着我说:“我做得到你也应该做得到。我写了四十几篇文章。你呢?”说真话,我赶不上你了。

  我抽屉里有一堆你的信,我欠你的账太多了。但是我写字太困难了,请你原谅我。

  问候文洁若。

  芾甘

  3月28日

  书信4  1999年1月22日

  老巴:你好!

  时常想念你。写此信是为告你:公木及叶君健都因跌跤而身亡。你出入务必有人搀扶,多加小心!

  信不信,我也到了九十门坎了。现在八十九了。我是二十四岁上认识你的,一晃儿,六十五年了。我也写不动了!太早点!

  祝好

  炳乾

  1999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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