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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野:序张奕明《汪立三评传》

2017-07-17 08:59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赵野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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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岁六一,在“风啊水啊一座桥”的木心美术馆,我第一次见到张奕明。主持人潇男介绍说,他是留美的钢琴博士,此次公和年会庆典的特邀演出嘉宾。一般印象里,演奏家不管几流,都有一种特别的范儿,总是被架在空中。奕明却很朴实,衣着随意,目光清澈,一头蓬松的卷发,很接地气。那天他弹的是葛甘孺的《古乐》,非常现代的钢琴曲,各种不谐和音像是被砸出来,不时还要用手直接去拨钢琴的琴弦。在座诸公,虽都为各方面的豪杰,独对现代音乐少有濡染,应该是基本不懂。这个作曲家的名字,也无人知道。但奕明自有强大的气场,让人感觉天才了得,把大家都征服了。演奏结束,掌声雷动。

  接下来的交流中,奕明说他在梳理民国以来的中国钢琴音乐,他认为很了不起,是一座宝矿,可惜无人问津,已近废弃了。然后提到了汪立三,说刚在NAXOS公司录制了三张CD的汪立三钢琴音乐全集。这也是中国音乐家的钢琴作品全集,第一次在国际上录制发行。

  我平日自诩热爱音乐,却第一次听到葛甘孺和汪立三的名字。以前我以为中国的现代主义音乐,是从郭文景瞿小松那一拨开始的。尚记得约三十年前,在四川外语学院一个朋友的宿舍里,郭文景带来一盘磁带,是他刚完成的《蜀道难》,我们听了一个晚上,大呼过瘾。去年在国家大剧院听了《蜀道难》的现场,仍是感觉才华横溢,光芒四射。加之以前听过郭的《夜宴》的现场,我的谱系里,中国当代音乐,就等同于郭文景和他的同学们了。

  今年的公和年会,奕明仍是演出嘉宾。这次他带来了江文也,我们遂有了共同的话题。几年前我就发现了江文也,认为他是民国时期最杰出的音乐家。江文也出生台湾,十二岁去日本受教育,二十余岁即在国际上屡获作曲大奖。1936年他初到北平,即被强大的文化传统倾倒,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及民间音乐,探索用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创作中国文化底蕴的音乐作品。他在孔庙音乐里,发现了一种独特的美感境界,没有欢乐,没有悲伤,像空气一样,无所在,也无所不在,他称之为“法悦境”。江文也深信这是东方文化最珍贵的宝库,独具世界上其他类型音乐没有的特殊性。基于这种信念,他在1939年,完成了堪称伟大的《孔庙大晟乐章》。这部六个乐章的交响乐,同时具有古典神韵和前卫精神,“是一项文化想象的重塑,为了现在而发明过去(王德威)。”他继而深入孔子仁学,写作了《孔子的乐论》一书,检讨仁和乐的关系。最近几年,我一直在思量传统的现代转化问题,江文也是我特别关注的个案。

  因为奕明演奏江文也,我在朗诵诗歌时,特地选了《雁荡山忆胡兰成》这首。江文也与胡兰成,应该又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一时也捋不清楚。晚宴奕明和我正好一桌,我们喝着海涛兄提供的上好茅台畅谈。他说下一张唱片,就要全部弹江文也的钢琴作品,我说我也一直想写一首有关江文也的诗歌。他说他写了一部《汪立三评传》即将出版,我遂讨要电子版先睹为快。他说要么你就为此书写个序吧,我就借着酒劲应承下来。

  是为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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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立三1933年生于武汉,祖籍四川乐山,祖父是参加过公车上书的举人,父亲则有狂士的禀赋性情,并遗传到他身上。1937年汪家迁居成都,差不多半个世纪后,我也来到了这个城市。成都有一种迷人的精神气质,让人松弛,我完全熟悉它的慵懒和颓废。

  那样一个时代,在成都长大,对汪是一件幸事。一开始他喜欢文学和绘画,这两种癖好其实随了他一生。抗战胜利,大哥带着两箱唱片回家,这份特别的滋养改变了他的命运,他进入四川省艺术专科学校学音乐。1950年汪出川,先去天津,随后辗转上海,以钢琴和作曲两个第一名,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即后来的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

  卓越的音乐天赋,以及从父亲那儿承继下来的狂士风范,让汪很快就成为学生中的风云人物。在以一首钢琴曲《兰花花》瞬间成名后,汪和同学蒋祖馨、刘施任在《人民音乐》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质疑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交响乐技术不过关,功夫差,并用了“刺耳的音响”、“一片混乱”、“最难听的”、“单调啰嗦”、“令人感到烦躁”、“离奇古怪”等字眼。结果是路人皆知,一阵急风骤雨般的狂批后,汪和他的同学被打成右派,先是下放浦东劳动,随后北大荒用猪肉或木材,与上海作物物置换,把这批有专业技能的人要了过去。汪被分配至合江农垦局文工团,以佳木斯为中心,那是一个“比萧红的呼兰河更北更北的地方”(汪立三),一直到1963年,上调哈尔滨艺术学院,后并入哈尔滨师范学院。三年后,文革开始了,汪和其他老师一样受批判,进牛棚,下农村,再回学校。

  从被打成右派,到文革结束,约二十年间,汪的生活本身,似乎没有太多可以特别说的。那个时代,有太多悲催的人与事,他不比别人更幸运,也不比别人更不幸,当然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创作。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他这样的人,心里可以装着一坐火山,时代的、个人的乃至身边的一切伤痛和劫难,都可以先慢慢融化,等着命定的爆发。1979年彻底平反后,汪迎来一个创作的井喷,接连完成了四部重要的钢琴独奏作品:《东山魁夷画意》(1979),《他山集》(1980),《幻想曲两首----李贺诗意》(1980前后),《二人转的回忆》(1981)。奕明写道:“这几部作品显示了某种空前绝后的特征:那是中年的成熟度和饱满度,以及多年不能写作而憋出来'井喷'式气质。”我记得在诗歌界,大概是在九十年代,也有人提出“中年写作”的概念。

  哈尔滨师范学院,1980年更名为哈尔滨师范大学。我大理的邻居、诗人潘洗尘1982年考入哈师大中文系,当我向他谈起汪立三时,他说他们认识,但没有多的交集。洗尘当年应该听过《东山魁夷画意》这个曲子,他说他就是从那儿,知道了东山魁夷这个名字。汪随后出任了哈师大艺术学院院长,陷入琐碎事务中,又是多年没有像样的创作。北大荒及哈尔滨的生活,汪自比为苏武牧羊,还多了二十多年。据奕明的研究,汪的创作正好集中在三个时期。一是上音的学生时代,一是1979-1981的中年时期,再就是2003年开始的晚期风格。那时,汪退休回到上海,新创作了《动物随想》、《读鲁迅“野草”》、《红土集》,根据以前的素材完成了《先知集》,改定了旧作《童心集》、《黑土------二人转的回忆》和《秦王饮酒》。2008年,汪因为身体的原因彻底搁笔。

  2013年,汪立三在上海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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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日,我反复听奕明弹奏的汪立三钢琴作品全集。奕明说汪是世界级的,我要好好进入。汪在学生时期的《小奏鸣曲》,已被苏联专家评价为“一个音也不能增加,一个音也不能减少。”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深知这份评价的分量,那就是准确性,和对语言的高度敏感,是天赋加历练的结果。

  汪自述少年时在青羊宫,一幅楹联印象极深。“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段话影响了他一生,在艺术上体现为自然无碍,明晰清澈,这是很高的境界;生活中则万事不强求,随遇而安。这种人内心有坚定的尺度,视最高的美和想象力为终极价值,对自己的艺术语言充满敬畏,绝不哗众取宠,急于求成,所以汪总是修改他的作品,一直到病老搁笔。

  汪立三现在是我最喜欢的两个中国作曲家之一,另一个当然是江文也。汪完全具备现代主义审美意识,熟悉西方现代音乐的语言和技巧,但他的创作,是“为了表达他的内心世界,表达某种敲击他内心最深处的无以名状的东西”(孙慕天),因此没有刻意的求新与实验。他本能地处理好了创新与永恒的关系,堪称大师手笔。“不管你手法新也好旧也罢,乐曲的紧张度(张力)、境界、布局构思啥的,这是古今中外都不会变的。”(奚其明)

  汪立三很早就明确,要创作中国本土的音乐。他在香港“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上的发言《新潮与老根》(1986),视野广阔,思想深沉,在尊重传统与突破传统之间,就音乐的现代性,作了一番东方的想象。 他从“单音内涵的丰富性”、“音体系的多样性”和“乐思发展的散文性”三个方面,论证了中国传统音乐,在形式和观念上,都有不同于西方传统音乐的特征,在音乐美学上,有其独特的深度。而这些特征,恰恰和二十世纪西方现代音乐,有很多的吻合。很显然,汪自己的创作,也是建立在对现代与传统的深刻反思上。在汪的音乐里,我能感受到中国传统音乐和民间音乐的素材,是怎样引导着他的精神游历,使他创作出了世界级的作品。这些作品是开放的,原创意义上的,植根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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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7-17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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