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南方来信 南方美术 南方文学 南方人物 南方评论 南方图库

南方评论

夏志华:时间红利(二)

2012-09-29 00:51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夏志华 阅读

 与数化时代不同的是,社会从早期的对钟表的漠视发展到对钟表的依赖后,经历了一场时间标准化运动后,工业化时代认识到,时钟不仅是一种计时手段,钟也是协调人类活动的最好方法,因此,路易斯 马穆福德认为,工业社会最关键的机械就是时钟,而不是蒸汽机。同时他说,决定能量,确定标准,实行自动化,研究更为精确的计时方法,每种都与钟表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工业社会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钟表领导潮流。蓝利和瓦尔多创立的时间服务部门以及他们的竞争者共同形成了这样一种体制:一面是“主导”时间,另一面是位于它外的“附属”时间或“受控”时间。这种体制得到迅速发展,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工厂,都开始把主导时间运用到生产和管理中。随着蓝利和瓦尔多体制出售时以及企业购买时间,时间标准化运动后,时间进入市场化。

    大工业社会的大型企业,上工铃声一响,工人就得走上岗位,尔后运用电子技术进行的刷卡制等等,规范了时间的价值。一些国家还颁布了48小时工作制(即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时工作制——当然有些国家的工作时间要小于八小时),40小时工作制,在改进过程中30小时工作制显然是对48小时工作制中的工人进行的一次解放。无论人们从事的是48小时制的工作,还是从事30小时制的工作,时间标准化和时间市场化运动将人变成了嘀哒人,他们必须紧随时钟的嘀哒节奏,他们必须在一天的八小时间完成他们的固定工作量,他们必须保证每一分钟的价值。

    进入这个阶段,人开始服务于时间,“嘀哒,嘀哒,嘀哒,时钟上的指针走着,走着。终于有一天我们不再让时间为我们服务了,我们开始为时间服务,我们成了奔走的奴隶。一头撞进有很多限制的生活里,因为如果不紧跟时间表行事,整个体制将无法运行……6” 。哈兰埃里森以调侃的口吻说,这就是时钟人:身高6英尺,性格平静,常因聪明地用了时间而沾沾自喜。埃里森感叹,“噢,时钟人”!是的,他们误入时间的圈套后,还没有觉醒。

    我将其称之谓嘀哒人,是因为大工业社会的人已经不是表达时间或记录时间,而是已经开始受由时间构建的社会节奏所左右,所推动。特别是到了大工业社会的后期,随着城市和工厂规模扩张,人不仅仅服务于时间,而且还被社会节奏逼得飞跑,在奔波中发出嘀哒嘀哒的节奏声。

    这之间的变化是,嘀哒人由服从时间,发展到尊崇时间节奏,并纳入社会学层面的道德范畴,通过是否守时来侦察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时间的人文意义由此发展得更加宏伟。一个人守时,那么这个人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平,如果一个人不守时,那么这个人的道德水平就较为低劣甚至败坏。例如,电子信号公司1891年的广告语就是这样的——如果有一个德行最能使人成功的话,那就是守时;如果有一个错误最需要避免的话,那就是误时。时间具备了如此的伦理学价值和道德意义,增加了人道德份量。

    时间走入道德领域,向更大范围扩张其人文意义,因为时间开始对民族的性质进行检验。如果一个民族的人民生活得松松散散,庸懒自在,有一种不守时间的爱好,任意摆步时间,这样的一个民族,甚至被视为是一个落后的,没有开化的,不够文明的民族。穿长衫时期的中国,时间只是穿长衫的中国人的一个小小的修饰,他们时常掏出怀表看看,表现一种炫耀与优雅,但是他们并不守时,并不受时间约束,他们也没真正领会时间的含义是什么,整个中国社会节奏还没有钟表的嘀哒声,即使那个时代中国也出会了较大规模的城市,但是交能工具的动力还是人力型的,水上交通工具火轮和黄包车一样,带有一定的即兴性质,他们的时间观念是自然时间赋予的。稍晚一些在上海虽然有了工厂,但是还没有形成大工业社会基调,加上这些工厂大都是非民族的,利润基本被外来民族垄断,挣夺利润的初级数化形式还没有改变当初中国的社会节奏,但是,当初中国的上海显然要比其它一个城市和其它一些地对时间的意义领会得要多一些。而后的近半个世纪,只有中国的战争在运用时间以及时间节奏,中国民间生活呢,还是用中国自己的老黄历翻动一些发黄的日子——时间是一幅长衫款式,人们庸懒、散漫、懒堕,加上好吃懒做、脏乱不堪、争权夺利,柏杨称之为《丑陋的中国人》。

    1978年后,中国脱下长衫式时间款式,撩开大步向前走了,虽然是步大工业和电子工业后尘,但是几乎把发达国家遗弃和准备遗弃的错误包括时间带给它们的弊端全部继承下来。在中国还没有一个经验积累过程,利用经验应付诸种问题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的人文时间一下子脱下长衫时间款式,换上了英特时间款式,方方面面迅速地、飞快地“与国际接轨”。一个必然的过程可以调节进化的步骤,一定的进化步骤同时也是发展过程和发展结局是否健康的保障。丢失了一些必然过程,起码的缺陷就是对事物的认识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持,如此,现象往往代替本质作用于这个社会。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中国人有一个特殊的代码——贫农,不论是生活在农村还是生活在城镇,贫农这个称谓适应中国所有人,他们是利益朴素主义者,贫穷滋养了他们的精神,贫穷构筑着他们的理想,贫穷锻就了他们对待贫困的坚强毅志,他们的守贫精神几乎像自然中的能量守衡一样坚定与自然。其实这种守贫并不是由文化观念构成,要说是有一种文化观念支配着守贫势态,那也只是文化人的表现形态,中国的普通民众并不具备构成观念与接受观念的文化条件和文化能力,假设文化观念不是生活形态的保障体系,那么必然有另一种保障体系,或者降低一点说是保障条件。这个保障条件是显然是属于物质的,也就是说是另一种文化如科学技术不为他们打破守贫创造条件。但是跳越式进步,——首先是跨越了观念与技术限制——,摧毁了贫农毅志。这次跨越甚至让中国跃过了实用主义的物资主义时期,比较现在的中国,实用主义确实显得是中国新数化主义的障碍,数化主义涵盖了实用主义的实质部分但远远拓展了实用主义的理想能力。“更有用的”、“更大的”、“更好的”的“三更理想”成了跨越一切障碍的动力,“三更理想”成了数化人乃至数化主义消化现实的巨胃。那么,以往的贫穷现在成了他们对利益“贪得无餍”的好味口儿,对利益的嗜好翻出了潜在的数化本能——他们对利益与利润的要求比什么时间的什么民族的民众都要强。他们也比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民族的民众更能更会将一分钟掰成八瓣用。如果说1891年前后的西方社会民众是被动接受时间的奴役,那么,中国民众就有点主动要求时间奴役的味道,——嘀哒人上演的时间悲剧,并没人阻止他们接受更快的时间节奏。西方大工业社会机制是社会时钟的发条,那么,中国的新数化人自己就是电子钟中的电子,他们为利润最大化这个公式工作,而被数化调整为电子脉冲作用社会的人文时间。积累工作脉冲。就此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一下子会错误从钟表流入中国民间开始,穿长衫时期的中国人,嘀哒人和时间节奏中贯穿着经济利润、资本价值与国家利益,这三者就像是时钟的秒针、分针、时针的关系。积累关系指向数化末端,国家利益需要一种快节奏来创造更多的利益,虽然大工业社会还没有人用数化来理解大工业社会的本质,但是大工业社会的数化行为——利润最大化确实已经开始调动人的数化本质——虽然人的数化本质在大工业时代还只在少数人如大工业主身上体现出来,但是社会潜息数化行为已经开始让嘀哒节奏呈加速状态。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用经济动物来简化数化人的行为,也不能用社会的机械性运动来淡化社会的数化本质所导致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旦进入数化时代后,经济动物以及社会机械性等等,只能说是社会数化本质表现的初级形式或初级行为。社会数化本质与社会节奏的关系还不像时间市场化与时间的关系那样简单,更与大工业社会与时间的依赖关系不同,因为,数化逻辑要求的是最大化利润,由此,它改变了时间的性质,并必然要求时间为社会生产创造红利。

 因此,进入数化时代,社会数化逻辑,已经不满足于每一分钟的固有价值,数化时代渴望每一分钟的创造价值,每一分钟都创造价值。创造价值的本质意义是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取最有效的价值,获取最大化价值。即在生产过程中,花费最小的物质成本,最大的技术成本,最大的工艺成本,最小的人工成本,最小的时间成本,创造最大的利益。

    在成本这个相对状态中,物质成本是一个定数,即使是最大的技术成本和工艺成本,也是一个定数,唯一一个变数是时间,那么,这个变数是在怎样一种状态达到最小成本呢?促使时间成本这个变数最小化的,是在良好的技术条件(最大技术成本)的保障下,靠人符合工艺设计要求的工作节奏改变时间成本这个变数。显然,人的工作节奏越快,时间成本越小。

    节奏实践时间成本最小化目的,节奏本身的目的实现利润最大化。那么,数化既是节奏的致因,也是节奏的决定因素,而且数化与节奏成正比——利润最大化必然有最快的节奏保障。

    数化目的下利润最大化目前还看不到其极限。因此我们还看不到人与节奏的良好前景,泰勒的效率工程系统问世,人们对时间的迷恋逐步走向顶峰,时间成了绝对效率的利器。吉尔布列斯在进行行动与时间研究中,把工人的每个动作都拍成电影,其目的一是把公司任务分解成若干部分,二是根据工人身体每一动作所需要的时间,确定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定下最佳时间,即几分几秒为标准时间。最理想的标准建立后,每个工人的每个动作所需要的时间就钟表化了。泰勒主义将效率价值和时钟时间的重要性提高到了新的层次,根据这一点,“按照雷夫金的观点,‘新一代的男男女女都会在时钟工作和机械语言的生活中变得更加客观化,更加量化,整个生活都将重新定义——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和时间要服从时钟的支配,要满足时间表的要求,满足对效率的要求’。7”服从于时间或者说服从于快速的数化节奏,数化人除了感到身心疲惫外,他们从来没有想象客观的极端意义是由人赋予的,而二十一世纪——数化时代的数化逻辑打破了吉尔布列斯的那个“最理想的标准”,人们在量化的基础上可谓是更向前迈进了一步,在一切都必须量化的前提下,一切行为还得实行最大利润化——哪怕是在生产线以外的行为。

    大工业社会行为为实用主义找到了实践基础,“实用主义方不对于某些概念,不是在羡慕的默想中结束,而是把它们带进经验的河流中去,用它们作为手段来延长我们的远景。计划、自由意志、绝对的心灵、精神而非物质——它们的唯一的意义是使我们对于世界的结局有一个更好的希望。不管它们是真是假……8”。实用主义者宁愿相信上帝上实在的,是自身存在的,是万物之外和之上的,是必然的、唯一的、无限完善的、纯洁的、永不改变的、无量的,并从中获取积极的意义,威廉詹姆士肯定,“实用主义并不象人们责备的那样,只把眼光放在当前的实用的地方,而是也同样望着世界最遥远的前景。9”大工业社会的人们,正是因为拥有“更好的希望”以及“望着世界最遥无的前景”,已经把实用主义理论远远地甩在身后。我们无法回避,实用主人者朝向数化主义者迈进恰好是“更好的希望”和“望着世界最遥远的前景”,并极力实现希望和前景,而不是在羡慕中享受美好前景和希望的意义。

    如果我们还得用实用主义者和数化人来界定划分不同时期的人对世界以及事物的认识,或者来分析他们的边缘性,那么实用主义立场上的理性主义者已经否定了事物的抽象的意义,他们要比数化人更早地推翻“一”的神圣地位,而宁愿相信“四十三”或是“二百万零一十”,后者比“一”更优越,而不会再相信“一”比“二”更神圣。这,为人们被时间统治提供了心理和生理准备,也为人被时间统治,并为人被时间的嘀哒声驾驭、驱赶、追逐创造了条件。

    实用主义者不可能将上帝抽象化只停留在对其意义的享受,但是,数化人却可以将利益、利润上帝化,数化——在单位时间内创造最大利润并无限积累——致使数化经济具备了宗教意义——其神圣性,让人无法察觉数化及其数化时代的社会节奏有非人性的地方。“谁不愿意象赫胥黎那样地说:‘如果我们也能像钟表那样每天上满发条,宿命地向前走,那我就宁愿不要自由。’在一个已经是很完善的世界里,‘自由’只意味着变坏的自由,谁又会头脑不清地希望这种自由呢?认为世界会必然地照现状继续下去,而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就是给乐观主义的宇宙画龙点睛。可以肯定地说,一个人所能提出的唯一可能的合理要求,就是事物可能变得更好些。10”看来实用主义有时也持一种谨慎态度。一个现在“已经是很完善的世界”这个尺度它能检验事物、自由、社会制度以及社会文化,但是它不能检验它号称的“很完善的世界”自己,更不能检测完善的世界以外的“更好的事物”。即使是面对它之后的数化主义,实用主义不能判断人是实用主义行为,还是数化主义行为,更不能判别数化主义是不是更好一些的事物,或是不属于更好一些的事物。实用主义本身就像赫胥黎一样,宿命条件只能比较出当下的利益,在宿命地向前走与对自由的比较中选择了服从眼下利益。那么,实用主义被数化主义淹没势在必然,因为实用主义极限价值论阻碍了数化时代数化人的三更理想,哪怕实用主义肯定了人的“合理要求”,何况它没有意识到实用主义者演化成了数化人,更重要的一点是,没有预测到数化人能够改变时间的性质,并组构让时间产生红利的社会机制。(待续)

0

热点资讯

© CopyRight 2012-2020, zgnfys.com, All Rights Reserved.
联系电话:13882336738 QQ:906001076
电子邮件:zgnfys#163.com、zgyspp#163.com、zengmeng72#163.com(请将#改为@)
蜀ICP备06009411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