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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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川沙:物主义时代的隔海抒情诗观(2)

      二
      
      1991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当我和几个朋友在伦敦Soho广场附近的一家夜总会里自由自在幸福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一种什么东西的召唤,我听见我的后脖颈的一些骨骼和韧带断裂的钝响,那体内缓慢而坚决的声音几乎撕裂我的耳鼓——我的前半生正在开始离开我的躯壳——向多极火箭发射升空时,燃烧着烈焰一极极脱离…… 我看见一个稚嫩的、完全新鲜的、初见天光的狼身人头状狼婴的我,它出现在霓虹闪烁音乐和肢体鸣唱狂欢的人群中。一切是那么的新鲜可爱美伦美奂,而那个无声无形的召唤就在窗外万籁具寂的伦敦的淡蓝色的星空中……

      我将头伸出窗外,深深地呼吸着潮湿的空气,然后,我听见传来一阵由近而远的得得得的马蹄声……长街尽头昏暗的街灯下,一个戴着头盔、骑在洛基南特马背上挥舞着长矛和盾牌的堂吉柯德,和他身后追撵着的皮球样的桑科。潘萨的身影在缓缓趋向远处……

      路灯下,他们的影子越来越长、越来越大,得得得的洛基南特的马蹄声却渐渐铿锵响亮,向前移动的黑影和声音的源头最后一直连接到东方的远天,有如夜空的雷鸣,在无边的银河之壁上上反复撞击出巨大的一轮又一轮的排炮般的回响。回响里,还混合着银河深处弥漫在夜空中亿万亚细亚鬼魅发出的阵阵此起彼伏的嘤嘤嗡嗡的啜泣声……

      眼前钢铁的窗框上,是道道尖锐闪光深深凹陷的爪痕,上面还淌流着殷红的鲜血……我对着路灯下空旷的长街,发出一声长长的狼嚎……
      
      三
      
      看见一个人变成了骑在洛基南特马上戴着头盔、挥舞着长矛和盾牌的堂吉柯德的样子、后面还跟了一个直接终身受害者皮球样滚动的随从桑科。潘萨,我感觉到惊怵、惶惑和害怕。卷帙浩繁的文学作品的英雄形象的致幻剂让人成了那个样子:他在一次次——时间轴上——加速度完成一个非他的过程。但是,在那个深秋的夜晚,我不可救药地意识到,只有那个骑在马上挥舞长矛的身影、和那还在无边的银河之壁上继续反复撞击出巨大的一轮又一轮排炮般回响的马蹄声,才能够清楚证明我的存在。否则,我在现实的时空里,就什么也不是,而只是一个无人注意的影子、或者是这个地球上亿万行走的行尸走肉中的一具最普通不过的即将腐朽消失的空皮囊……

      为什么呢?

      一个(或很多个)中国诗人和一个四百多年前的西班牙骑士有什么关联呢?

      按照俄国巴赫金“复调小说”所说的“文学的狂欢节化”(thecarnivalizationofliterature)理论[2]、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Intertexuality)理论[3]、诗人T.S.艾略特调侃的:“小诗人借,大诗人偷。”[4]、罗兰·巴尔特的“读者参与文本的‘表意实践’(signifyingpractice)[5]、或者 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所说的“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6] 

      无疑地,16世纪那个叫塞万提斯的家伙制造出的堂吉柯德式的骑士病毒已经在这个世界上传染了一大批的“阁楼骑士”……

      考据一番,这种病毒的最原初的胚胎还是溯及到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家、《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身上。1535年,已经贵为英国财政副大臣、国会下院议长和大法官的托马斯·莫尔因为反对亨利八世和教会首脑被处死。紧接12年后的1547年,塞万提斯在西班牙的一个善于吟唱歌谣的外科医生家里诞生,这个跟随父亲到处游历、当过红衣主教的扈从、到兵船上服过役、在战争中受过伤并因此得过勋章、后来又在海船上被人劫持到异国、再多次从监狱里越狱未遂后、在几近从容就义的时刻绝不出卖同党还毅然独充主犯时,据说是他的大无畏骑士风范竟感动了阿尔及尔的君王,并大发恻隐之心将其绞刑予以赦免,最后是荣归故里……可以说,这浪子笔下的堂吉柯德和桑科。潘萨就如海涅所说的,多少就是他自己合二为一的化身[7]。于是,就有了这个“现代小说之父”(狄更斯、福楼拜、托尔斯泰语)1605年将他的《堂吉柯德》上部在一年之内连续七版的出版,和后来的风靡整个欧洲。

      从时间和空间上看来,是《乌托邦》催生了《堂吉柯德》的诞生,两者的不同处是前者为社会科学作品后者为文学作品,本质上相同的核心都是空想。应该说,后者是前者的浪漫化戏謔骑士故事。后来,这强劲的空想病毒感染到了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克劳德·昂列·圣西门(Claude Henri de Rouvroy, comte de Saint-Simon), 又在1770到1772年连续三年感染到三个依次降生的婴孩,那就是:1770年出生于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1771年出生于法国的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2年出生于法国的查尔斯·傅立叶(Charles Fourier)。这三个哇哇坠地的婴孩在后来实在而重大地改写了世界文化史。

      在后来差不多半个世纪时的1818年诞生于德国莱茵省南部特利尔市一个犹太族律师家庭的马克思,他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的思想理论组成部分完全可以不折不扣分解到前面的几个人身上。例如哲学可以归咎到他的同乡黑格尔身上,而《共产党宣言》里的拯救普罗劳苦大众的动人浪漫情感的血液应该来自西班牙的堂吉柯德,而其他的社会学经济学的思想则来源于另外几位空想社会主义家。
      
      四
      
      西班牙素来是块产生艺术家的土地,上世纪的大画家毕加索和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 1904——1989)都在那个国家诞生,他们的血液里毫无疑问流淌着塞万提斯的血液。但是,德国则素来是个产生刻板之人的国家,当马克思将《堂吉柯德》的“阁楼骑士” 动人浪漫情感发展壮大为一种学说,并试图用这学说去拯救普罗劳苦大众的时候,毫无疑问,那情感是异常动人的。

      反复考察塞万提斯笔下的骑士,他已经不是一个中世纪时期的骑士、而是一个具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勇敢斗士了。然而,他在主观幻觉中那些善良愿望行动中产生的后果,无疑是害人又害己的。由此我们看见,自从法国大革命以后,狂热的第三等级不负责任(也负不起责任)的革命行动波及全世界。我的感觉,法兰西这个民族的血液里始终都流淌着理想主义不负责任的浪漫因子。从 1815 年拿破仑滑铁卢之役、1870 年普法战争、1940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到1995年加拿大魁北克的独立,无一不是失败而告终!但是,你到巴黎去看他们的凯旋门,那简直就是要比伦敦的凯旋门雄伟壮丽许多。但是,1940 年,法国人还是在那里接受了德国人的受降仪式。

      十年前,我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搞艺术到法国,学政治和商学到英国。”[8] 
      
      五
      
      回忆里,几幅最早期的背景图象在脑海里浮动,几乎在我还是三、四岁的时候,穿了军大衣的父亲在一个县政府机关的大礼堂的军人大会上演讲,晚上,操场上席地而坐的星空下看电影的军人们,后来,又是父亲的演讲……一辆辆排成长队的军车,军车上的军人……

      ……后来当知青的时候,一次,我看见,一个衣衫娄烂的已经是庄稼汉的当年的军人,他痛苦地站在当年父亲工作过的县委大门前,将一大包军功章戴在胸前,对着那个大门紧闭的铁门破口大骂……我感到心里在流血……那个时候,我正在看《堂吉柯德》和泰戈尔的诗集……

      后来,我就时常感到自己想要飞越……

      现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才回过头去意识到,前面说的病毒在我读《堂吉柯德》的时候,就已经传染到了我的身上。实际上,我记得,还在我念小学三年纪的时候,我就看过这本小说,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是我的一个同班的名字叫张小心女同学拿给我看的,我记得,当时的感觉是,她的精美的衣服、清秀的脸蛋和那本小说精装的封面、上面精美插图一样,都是精致的。即便那么小的年纪,《堂吉柯德》还是看得我笑得前仰后翻。当时还看的是连环画《卓亚和舒拉》、高尔基的《童年》、〈母亲〉、《三国演义》、《岳飞传》和《李密智取瓦岗寨》等等。

      追根溯源,我发觉在我的创作倾向里,也有一种堂吉柯德式救世的影子,我为这样的大言不惭时常感到矛盾、不好意思和惭愧,甚至开始有些关闭自己。后来,在开始看惠特曼的诗歌的时候,才知道那是一个诗人正常的情怀,是很多优秀的诗人和作家真正应该具有的良好品质。

      哈金甚至对我说,一个作家甚至就是应该比堂吉柯德还要堂吉柯德!当然,他的意思主要还是指文学的幻想性。

      后来我也感觉到,确实,还是在创作里去当堂吉柯德吧,那,多么的保险和天地广阔。

      另外的一个想法或感觉就是,堂吉柯德传到英国,为什么英国就成为了当年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日不落帝国,后来又由英国而美国、加拿大、澳洲等英联邦国家,都很成功,而传到法国、德国、俄国和东欧,又是另外一个变种呢?传到了中国,我的感觉却是变种为了鲁迅笔下的阿Q类了。例如在我身上,就很明显感觉是堂吉柯德和阿Q的混合体。但是,1990年到了英国以后,自己感觉好象又有些变回到原教旨的堂吉柯德早期一代了,为什么呢?想来想去,也许,英国离西班牙更近吧。谁知道呢?

      这样的变来变去的不是很累人吗?

      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