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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川沙:物主义时代的隔海抒情诗观

      物主义时代的隔海抒情诗观(代后记)
      ——荒原裸者自述
      
      川沙

    川沙

    川沙

      一
      
      写上面标题的“物主义”时,首先想到的却是“无主义”。但是,落笔的时候,还是写出了“物主义”。并非由于谐音的缘故,因为,当前中国的“无主义”,并非无主义,而确实是“物主义”至上。在我看来,主义不一定要形而上、也可以形而下。一国之十三亿人一窝风地追求形而下、脑而下,正是这个国家长期非物质化非人化形而上政治运动至上的反弹。

      这不是中国人的偏好,是中国人无奈的宿命。

      如果将这些诗歌表现的领域简单地界定在当前中国的时空内,显然是不确切的。我认为,应该界定在以中国文化为主。当代文学是传统文学的在今天的表现和延伸,地域不同的文化相互渗透吸收的结果。一个前半生在中国的海外游子,他不单是夜夜回望太平洋的那边的母 国,他的精神的根须还生长在故园的土地上。这些诗歌基本上都是在欧洲和北美洲分泌出来的,并多年来在加拿大的《环球华报》、《北美时报》等报刊杂志上刊载。其中七十多首,2004年初到2005年中,在《北美时报》上以中英对照的形式配以精美的插图每周一诗连载超过十五个月,接受中英文读者的阅读、欣赏和批评,尤其英文诗歌,更得到本土诗人和教授的建议和修改,以符合西方人的阅读习惯。因此,这些诗歌应该具有相对于中国来说隔海抒情的世界性质和意味。

      这里,我特别要感谢在诗选集完成过程中给予过帮助的朋友:美国作家哈金先生、翻译家多伦多大学博士罗辉先生、加拿大诗人Roo Borson 女士、加拿大诗人Kim Maltman先生。感谢将我的诗歌舞蹈剧《彩裙组歌》搬上舞台的加拿大电影学院院长奇光先生、他作为导演和舞台编剧进行成功演出时的全体演职人员。由衷感谢多次参加我的诗歌表演和朗诵活动的加拿大华语诗人协会、多伦多几家电视台、电台、新闻单位和几家舞蹈学院的朋友们。他们主要是:电影演员林盈女士、歌唱家程路禹先生、小说家余曦先生、诗人星子女士,专业电台、电视台记者、播音及舞蹈演员:祁淑娟女士、韦莹女士、娟子女士、林南女士、汪月女士、陈奇涛女士、马凯凌女士、于莉莉女士、张忻女士、周蕊女士、马美霖女士、金东先生、郭然先生、张翰元先生、黄政先生、付磊先生、薛炎先生、陶逊女士、陈功先生、张红女士、杜立女士、奇沙玲女士等等,和很多我并不认识的朋友。我在他们的友谊、对我的作品的欣赏、并以他们的艺术形式进行表演中,感觉到生命的灿烂、提升和美好。我将永远铭记和感谢他们。

      又,从上面的副标题来说,好象是说我处在荒原并主张脱衣服。毋容置疑,这正是本人的意思。从精神层面而言,我们一代人(知青一代)多次被抛弃,而且是真实地抛弃到相对于城市而言的农村“广阔天地”荒原,更相对于精神生活而言的荒原,难道谁还能有什么理由来反驳我么?而说到脱衣服,也正是本人的意思。向来,文学批评都是从作品的意义(载道)和艺术两个方面而言,我的脱衣服也是指的这两个方面。

      首先要说的是,我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所以,读者诸君在阅读这本诗集——如果它称得上是一本诗集——的时候,委实要提高警惕,以免受到不良的影响。我说的是真话,真话在我看来,是要对我的读者负责任。但是,人性的弱点,却是并不喜欢真话,除了说真话的人本身为这个世界不容外,听真话的人也大多是“叶公好龙”式的人物。象《安娜。卡列尼娜》里说的,有些人将“他的一半的能力用来自己欺骗自己,而另外的一半就用来为这种欺骗进行辩护。”[1]

      我说的传统意义,也是指的文学批评的两层意思,即作品的意义和艺术两个方面。中国的传统政治和道德从来就是“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爱细腰,宫女多饿死”, 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就是让人穿衣服的文化,我们的祖先就是在代代相传的各样性情的统制者的奴役和驱使下,换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在这样的重压下,想做个有自己爱好的正常人,想脱掉强迫绑缚在身上沉重铠甲的人,反而随时都感觉到自己是个“坏人”。从诗艺的角度而言,我更不是一个“好”(健康)人。两个时间分界点——1949年、1991年——之后的时段,我都处于错位的状态。1949年至1980年(至少是这个时候),我和所有中国人的遭遇相同,几乎完全没有文学养料(中学及西学);1980年至1991年,在逐渐开放中偏废地囫囵吞枣接受西方的诗学理论;1991年出国后,在颠沛流离中几乎和中国文化隔绝。至今还感到,鲁迅、沈从文、穆旦这些前半生是天才、后半生却被“政治的打扰”彻底摧毁的悲剧人物的人生,是倒过来发生在我们一代人身上。我们的前半生是残废。于是,一个问题就出来了:

      我们的后半生能够干什么?更为严重的是,如果说,我们在后半生醒过来了还有半个脑子,我们的后代,他们还有脑子吗?这不但是遗传学问题,还是一个现实社会环境问题。广义而言,中国现当代文人几乎都是残废,要么是高压政治的“打扰”下伤痕累累,要么是在述苦中变成一个个“祥林嫂”,要么就是在“无主义”的“物主义”至上时代的强力腐蚀下朽烂蜕化变质。

      王左良谈到穆旦等中国文学家的遭遇时说的“政治意识闷死了同情心。”和陶德斯基评介颇具“社会良心”和“共产主义色彩”的“三十年代诗人”英国诗坛领军人物奥登当时面临的艺术危险时指出的:“以整个的现代面作为画幅,艺术家颇有变成高一等的新闻记者的可能,为了求得广度而牺牲深度,为了当前而扔掉未来。”是同一个意思。

      要么是被“闷死”,要么是被闷残后的“伤痕”控诉变形,成为政治色彩和社会指涉的“社会诗人”,再要么是在东渐的西学“拿来主义”之风中彻底俘虏,最后就是,中国的先锋“后”派诗歌在今天完全脱离社会现实终极追问焦虑的背景下,彻底物欲化进入个人化的“唯智”状态。在形而上学的修饰杂耍和分行字节的空虚魔术里,我们很难看见这些模仿抄袭的玄思冥想的诗歌泡沫还会在中国“盛世”的空中漂浮多长时间。

      人是那么的脆弱,诗人就更加地弱不禁风。并不是只有苦难可以摧毁你,反面的情况也可以摧毁你。九十年代开始进入“物主义”的一段时间,我和一些早期“海归”的朋友在国内一事无成,大家几乎都完全堕落成了一个个痞子。一开始,我们还象青春期的封闭社会环境躲着自慰一样,以为自己不正常,怀疑是个人的品行有什么问题,后来才发现,身边的人几乎都如此,大家都病了!一开始还失望地感到,为什么只是“小病”,没有那些有本事的人可以“大病(坏)”。在当时而言,一方面感到沮丧,另一方面更感到自己的“无能”。后来又“归海”到海外清醒过来的时候,才感觉到自己几乎被毁掉,感到人是那么的容易被腐蚀。我最先这样讲的时候,我的朋友们说我是在反面发展扩充了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理论。而我则说是,在中国的“圈地运动”中,追求“个人主义的扩张”是一个必然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千百万再生产个人(黑格尔语)人脑落进裤裆!’ ”

      对于权势和道德而言,前者,因为艺术,使得我的心灵只知道走直路,所以,我认为,我不是那一行里的人,因为走直路的人不太喜欢在下水道的阴沟里曲里拐弯地地爬来爬去,和那些老鼠、蟑螂、屎克螂什么的为伍,虽然知道,按照孔夫子曰的“学而优则仕”,或者是孟夫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但我吃不了那样的苦,这件事情很让我的父母和他们的政界的朋友失望。对于后者而言,我感到如同穿上了铠甲般的紧身衣一般。

      我认为,穿衣服的历史,中外皆同,无论从一万八千年前山顶洞人的骨针开始,还是从基督教文化中亚当夏娃的无花果叶开始,真正的衣服的设计者,正是为了让别人都穿上他设计的、一但穿上就失去了反抗和自由思想的能力的衣服,以便他们自己少穿衣服,甚至不穿衣服,好一丝不挂独善其身。做衣服的人自己是绝对不会去穿那衣服的。我想,我也不会去穿那衣服,哪能够那么傻呢?历史书看多了,发现一个诀窍:要知道真正的历史,把书拿来倒着看,而且,从字缝里面去看。

      对于历史的看法,就如同我对父亲的看法。儿时,父亲在我的眼里是完美的。他受人尊敬,我是从一个远距离上遥视他,仰望他,他在我的心目中是英雄般完美的形象。随着年龄的增大,他在我的心里开始逐步地走下坡路,一直走到深谷。当我在国外念书的儿子眼里也出现我在我父亲身上几乎相同变化的眼光时,我看到,父亲是一个平常人,同时,开始领会到他的一些老生常谈的美妙:一如我由传统走向现代再走回到传统,并迷恋上传统;由中国走向西方再走回中国,并换一种眼光看中国。人的一生就象地球的表面一样,是起伏有致的。历史也一样,是本质的。文化形态是人外加或硬套的。

      人本质上是动物,虽然你说人是高级动物,直立了起来,但是,我觉得,高级也是人自己套上去的。直立起来仍旧是动物的动物还多,很多动物比人这种直立动物更可爱和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