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幽默是生活本身
刘震云的作品,总能传达出一种让人忍俊不禁的幽默。而在《我不是潘金莲》这部同样充满“刘式幽默”的小说中,刘震云要探寻的是幽默和荒诞的底线。
但刘震云说,其实这个故事本身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但是在大家看起来很幽默。“真正幽默的不是我,是生活本身,我不生产幽默,我只是生活的搬运工。作为一名写作者,我只是还原生活本身,所以如果要说我的作品幽默,那就是我们的生活幽默,就好似作品中的李雪莲,真真实实的故事,却看起来很荒诞,她是在以严肃对待荒诞,所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喜剧时代。”
除了生活本身的幽默外,出生于河南延津的刘震云认为,这种幽默也来自河南人的性格,“河南人特别能吃亏,特别幽默。很多人问我幽默从哪来,我说就是从河南人来,这不只是语言问题,还是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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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是比作家还困难的职业
《手机》、《一地鸡毛》、《我叫刘跃进》、《温故1942》,每部改编自刘震云小说的影视剧,都由刘震云亲自担任编剧。“我没有做过职业编剧,只有我把自己的小说变成电影剧本时才做,就相当于把自己家的树做成了板凳,与专门做板凳的木匠还是不一样的。”但刘震云给自己在编剧道路上的评分非常少,认为“只走了0.1分”。在刘震云看来,编剧是比作家还困难的职业,“作家写作一个人说得算,编剧写作很多人说得算,这样的创作不像写小说那么自由、自主;另外,电影受时间的限制,90分钟到2个多小时,要完整表达故事,塑造人物形象,心路历程,比小说难,因为小说可长可短,不受篇幅的影响,可以说拉大车的话。”
刘震云还曾在《甲方乙方》和《桃花运》中出镜进行客串表演,但他自认为没有任何表演天赋,今后也不会再尝试,“我这条路已经像姚明打篮球一样退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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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缺的是“见识”
前段时间做客崔永元的节目,聊到知识分子的话题,刘震云说,“有两个大知识分子对我影响特别大,就是我的两个舅舅。”刘震云的两个舅舅都不识字,一个在村里赶马车,一个在村里做木匠,大舅告诉刘震云:“像你这样不聪明又不笨的人,一生就只干好一件事。”二舅告诉刘震云:“做事情要慢。”这使刘震云认为,读过书的人未必是知识分子,不识字的人如果见识特别深远,他就是非常好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缺的不是知识,而是见识。”
到今算起来刘震云在河南待了15年,在北京待了34年。所以在刘震云心里,北京也是故乡。他觉得,故乡这个概念不能太狭隘——必须是童年生活的地方才叫故乡,“重要的是在你待过的地方有什么样的人引起了你想重回的愿望,只有发生情感了,才能是‘故’,这个词跟场景、气味有关。老家有朋友,有感情,所以想回去,是为了回到原点,也是为了倾听。”
刘震云的作品里,不只一次呈现出老家河南或是延津的影子——《塔铺》是延津一个具体的地名,《一句顶一万句》的两章分别是《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温故一九四二》写的是河南旱灾引起的大饥荒。“河南特别是延津在我的创作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对刘震云而言,不只停留在地名上,“还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认识”。“河南人特别勤奋,我每天睡觉时,外婆都在纺棉花,纺车一转,麻杆就会亮一下,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只睡几个小时的觉。”
刘震云告诉记者,直到现在,有人说20公里,他就会马上想到他们村庄到县城的距离,“我是用这个距离来丈量世界上的距离。这种基本的长度、宽度、深度来丈量世界,一定带出这个地方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思考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