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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长篇小说印象:乡村、历史、知识分子及其他

2012-09-28 09:18 来源:山西日报 阅读

  不知不觉间,已经是辛卯年的岁末了,依照惯例,又到了回顾总结这一年度长篇小说创作情况的时候。从题材的意义来看,这一年度的长篇小说,约略集中在了乡村、历史以及知识分子这样三个题材领域,其中,乡村题材的主要有贾平凹的《古炉》、范小青的《香火》、葛水平的《裸地》、张学东的《人脉》、刘仁前的《香河》等,历史题材的主要有王安忆的《天香》、李锐的《张马丁的第八天》、方方的《武昌城》、何顿的《湖南骡子》、麦家的《刀尖上行走》、张翎的《睡吧,芙洛,睡吧》、陈启文的《江州义门》、申跃中、张小鑫的《中和人家》等,知识分子题材的主要有格非的《春尽江南》、严歌苓的《陆犯焉识》、王刚的《关关雎鸠》、张欣的《不在梅边在柳边》、盛可以的《死亡赋格》等。此外,也还有无法被归入以上题材类型的一些作品,主要包括蒋子丹的《囚界无边》、熊正良的《美手》、赵德发的《乾道坤道》、丁捷的《依偎》、刁斗的《亲合》、鲍贝的《你是我的人质》、田耳的《夏天糖》等。

  一

  贾平凹的《古炉》是一部书写“文革”的长篇小说。作为一部“文革”小说,贾平凹的《古炉》最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就是对于“文革”的艺术处理。贾平凹的睿智之处就在于,他并没有就政治而简单地写政治,而是忠实于自己的真切感受,以一种日常叙事的方式来表现“文革”这样的政治事件,并且格外深刻地揭示了“文革”在古炉村这样普通的乡村中发生的人性原因。

  如果说贾平凹的《古炉》是以正面强攻的方式直面着乡村世界的厚重历史,那么,范小青的《香火》就是在以剑走偏锋的方式轻盈地呈现着同样不失厚重的乡村世界的历史。范小青《香火》的故事背景其实是1949年以来迄今的中国社会历史,只不过叙述者把它分别概括为饥荒年代、动乱年代与太平年代这样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已。很显然,这并不是因为范小青不具备让故事背景清晰起来的能力,而只应该理解为是作家一种有意为之的叙述策略。

  作为一位与民间文化有着极深渊源的作家,葛水平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裸地》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则显然是民间意义上一个本然的乡村世界。小说的标题为“裸地”,那么,究竟何为裸地呢?认真地阅读《裸地》,我们却不难发现,实际上,小说文本中,关于盖运昌与土地的描写并没有成为最重要的部分。与土地相比较,真正占据着文本中心地位的,一是盖运昌与若干女性之间的情感纠葛,二是围绕在暴店镇权势地位的争夺,盖家与原家先后缠绕着数十年之久的矛盾冲突。因此,所谓“裸地”,如果在一种“天”与“地”比较象征的意义上说,假若说盖运昌是“天”,那么,那些围绕在他身边的几位女性,就可以说是“地”了。就此而言,结合小说文本的描写,我们不难确证,“裸地”大约是指盖运昌虽然和这些个女性都进行过不懈的努力,但最终却是无后无嗣的悲剧性结果。问题在于,葛水平为什么一定要如此设定人物的命运呢?通过这样一种命运的设定,作家意欲达到何种艺术意图呢?在一部意在凸显乡村世界命运的小说中,葛水平为什么一定要安插如此一个稍显突兀的洋人形象呢?除了借此更好地完成关于女女形象的塑造之外,米丘出场更为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要深化盖运昌没有子嗣命运的文化象征意味了。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就应该把洋人米丘看做是现代性的一种象征。这样,米丘在暴店镇的出现,就意味着一种叫做现代性的东西对于乡村世界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正是面对着如此一种异己力量的强有力冲击,盖运昌的无后无嗣,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以血缘关系为基本纽带的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被迫瓦解。

  二

  这一次,在《天香》中,王安忆依然把自己的创作视野瞄准了上海,只不过她这次沉入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关注表现的乃是遥远的明代的上海。小说之所以被命名为“天香”,实际上有着双重的意味。其一,小说的主体故事差不多全部发生在天香园中。其二,在一种象征的意义上说,与“天香园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天香园,也正如同《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一样,未尝不可以被看做是小说中众多女性命运的一种象征物象。

  同样是再现历史的长篇小说,就其中的生命体验气息来说,李锐《张马丁的第八天》中的强度恐怕是要较之于王安忆《天香》而略胜一筹的。之所以如此,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李锐在《张马丁的第八天》这样一部精短长篇小说中承载表现的,乃是自己多年来一直在思考探究的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正因为李锐对于自己的表现对象有着长期的深入思考,所以,这部《张马丁的第八天》才在阶段性的意义上,成为李锐小说写作历程中一部具有阶段性总结意义的长篇小说,完全可以说是一贯主张“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的作家李锐一次成功的小说艺术实践。

  以上,笔者在充分细读文本的基础之上,对于2011年的中国长篇小说创作进行了一番不失粗疏的扫描与归结,由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年度内的长篇小说创作确实取得了非常骄人的成绩。因此,断言说2011年乃是长篇小说这种文体的创作“大年”,实际上就是毫无疑问的一件事情。在这里,我们所寄望于中国小说界的,就是能够在未来的创作历程中,更好地延续发展这样一种良好的创作势头。

  □王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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