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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春 | 曾蒙诗论或诗集《故国》阅读印象

2020-11-17 11:35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陶春 阅读

编者按:2020年11月16日上午11点多,诗人陶春突发心脏病去世。陶春好友、诗人刘泽球说:“是的,陶春今天上午心脏病突发,抢救两个小时无效,去世了。事情发生在他工作的内江群众艺术馆,他上班的时候,走到单位门口,倒下去了。”刘泽球说,陶春经常来成都,前几天他还在成都,“我们还一起吃饭,他一切看起来都很健康,很正常。前些年他是得了一次癌症,但是经过治疗,已经好了。此前也没听说他有过心脏病, 没想到这次突然心脏出问题。”

说到此,刘泽球跟记者说他要挂掉电话了,“我得赶紧赶到内江去。来不及也没有心情跟你细说了。陶春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而且他热心诗歌公益事业,是《存在》诗刊核心创办人之一,也是‘存在’诗刊微信公众号平台主持。今年是《存在》诗刊25周年,我们要办一个纪念专辑,一共两本书,是我和他一起主编的。年底前要出版,现在已经在印了。我们还一起计划在年底开一个新书发布会,没想到,新书发布会还没来得及开,却先要开追悼会!唉!”

中国南方艺术对诗人陶春的去世表示沉痛哀悼,并编发一篇诗人陶春完稿于2015年2月5日对诗人曾蒙的评论,以飨读者。

陶春

陶春,1971年生。祖籍重庆合川。90年代初开始诗歌创作。部分作品入选《2006-2007中国诗歌年鉴》《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6-2007年诗歌卷》《中国当代汉诗年鉴》《中国当代实力诗人15家》《中国诗典1978—2008》《中国当代诗库》《70后诗歌档案》等。

汉语之核中,近在身旁的还乡
或落日、飞鸟面庞的最后守灵者
——曾蒙诗论或诗集《故国》阅读印象

陶春

在一篇谈论川籍70’后诗人及诗歌创作的综述文章中(参见拙文《天府之国上空的鹰与闪电》),我曾这样谈到曾蒙的诗写:攀西大裂谷上空灼热、刺目的阳光与夜晚神秘、辽阔的夜空,在曾蒙作品中,犹如抒情与叙事语境的截然两维却在同一镜面得以奇妙的融合,一种挽歌调式的乐音弥漫在他呼吸的词语间,企图倒流回遥远时代清澈金沙江或雅砻江水系的源头……

同时,文中也不可避免谈到了诗人创作与诗学传统资源的关系。

除去众所周知的西方诗学传统,我提出诗人所赖以生存的本土具体地理空间——地域及其势态沉淀的不同历史时期、时代构成的多元人文价值传统,以及来自人之为人血液叛逆天性与地域意识——开放精神(克服地区主义意识差异,走向人类意识本身的同时与同构特征的创造行动,歌德称之为世界眼光与世界文学精神)并存的多重矛盾组合的性格传统等等几种神秘力量对创作产生的综合影响。正是源于这种影响,才使得70’后诗人们的创作显现出另样丰富与独特的个性人文、地质与语言精神风貌。

作为川籍70’后代表诗人及中国南方艺术网创办——主持者,曾蒙诗歌在青年时代早期已经产生了一定影响。迄今为止,他的写作已然跨过了近30余年的个体生命历史时间。作为语言的在场亲历者,这也意味着他的写作见证了中国诗歌在那一历史时段的语境中:诗——语言——思的运行轨迹及不同色差的个人美学、诗学观念因受到自身内部或外部体制力量的种种牵制、撞击,而产生个体命运及价值观的剧烈动荡、分流、嬗变直至以生命本身直抵死亡裂变的种种悲壮与惨烈。

譬如攀西大裂谷上空灼热、刺目的阳光,作为一种时间现在时刻的精神隐喻,同样照射在诗人无明童年成长的故乡——达州,也照射在诗人去重庆北碚求学前夕迷惘青春的前额,表现在曾蒙早期作品中,包括长诗《诗篇》、《神秘合唱》、《两个故乡》、《叙述》等作品,明显受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中一支占主导诗写脉象的话语影响,这类诗歌侧重于青春生命的荷尔蒙抒情——乌托邦幻象体验式的表达冲动。

“哦,荒芜也是美的。
山冈上的少年
当黄昏送走冬天的马车
带走光、圣洁、神性
光辉之后紧接着光辉
夜晚视而不见
我从这黑雪的尽头走过
并且很快消失
哦,真正意义上的人性、地母和诗歌
舍此之外,爱情在很远的地方流浪”。

——《酒神》

又如:

“哦,七个少女,七个舞蹈的精灵
让我看清你:美玉的容颜、娇羞的身肢
环绕七座大山翩跹不已”

——《神秘合唱》

单向、纯一的语境忧郁而唯美,词性的光芒闪烁着纤尘不染的洁净;同时,又仿佛一个幻境,这些作品语言内部散发的蕴含,确实令人感觉抵达了“远方”,甚至遥远得因抹去了近在身旁的一切事物真实存在而令人心慌,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纯诗”?

“语言的实际或实用主义的部分,习惯和逻辑形式以及词汇中发现的杂乱与不合理使得这些‘绝对的诗’的作品不可能存在……纯诗的概念是一个达不到的类型,是诗人的愿想、努力和力量的一个理想的边界。”近一个世纪前,瓦雷里在《纯诗——一次演讲札记》中的告诫与预见在诗评家何平那里得到印证:这类自发、自燃式的抒情写作,如同大地上万物的生长与寂灭,繁缛、铺陈,奢华而唯美,因为青春的燃烧与烛照而灿烂。从另一种角度,这样的写作也是一种危险的写作,最后抵达的恰恰是和现实游移的虚妄和幻象。(见何平·《虚拟的对话——关于曾蒙和他的七首长诗》·1998)

事实上,不仅仅是曾蒙,那段时期在整个中国诗坛,有近90%的写作者就是以如此方式,滥情高蹈,临空赏花、赏鸟、赏麦子、赏天堂、赏雨水、赏刀、赏古瓶、赏瓷器、赏火、赏道路、赏血、赏雷……在唯美或暴力语言修辞的练习中,在肉身无具体信仰支撑的前提下自我放逐于大地空泛的漂泊与流浪里程中(其实际意义与伪装的乞丐,一次落魄的旅行相当)耗尽了自身。这种不及物、不在场的虚假梦遗般的苍白面具写作,将生命个体从时代与社会境遇的血肉关联中连根拔出,取消了诗歌话语在大地上站立的坚实地基与独异价值的精神光芒。诗评家陈超在《观点》一文中对这样的一种想象力写作类型做了严肃批判:在这类颂体调性的农耕式庆典诗歌中,诗人们以华彩的巴洛克浪漫语调书写着被远方幻象包裹的“乡土——家园”,诗歌成为遣兴或茶余饭后道德自恋、自慰的主观“唯我”主义工具。

多次反抗无果的诗人安静回到他相对封闭的生存现况与抒写本质中,或许,这并非一件糟糕的事。极少部分诗人得以在对心灵时间的深沉修炼、追问与抗争中,有机会窥见内心本真空间真实燃烧的火焰并领会无需向外寻求的天赋生命价值观的深刻意义。我们被告知:世界,就在这里,在又一次,被遭遇到的自我,发现的新的时空纬度的语言,撕裂的阵痛中重新诞生。

1995——1998年,通过严酷反思、自省及天才般的领悟力,曾蒙完成了他告别青春期力比多幻象的抒情语体写作转型,写出了真正意义上被语言照亮的长诗《病历》、《街道》、《靠近》(组诗)等作品。

“微风吹醒了身体,
也吹去了假想的悲哀。吹去一对假情人
身体间微小的空隙。
在另一台阶,孩子们追赶着奔往公园,
青年们撕碎自己的病历,
让记忆彻底变成风中医院的旗帜。
越来越多的读者背离假牙医生的嘱咐,
他们穿过两排水银柱大水泡,
向右,直接进入疯狂的夜巴黎,
私人老板的酒吧和国立图书馆
遥遥相对。”

——《病历》

对比前面列举的曾蒙早期作品,这些充满平行视觉观察对象及电影画面镜头交替感极强的诗句,用极具质纹与肌理层次的在场语言鲜活细节代替了用以特别象征或隐喻事、物含义的意象与幻象,以内敛、降调的抒情(意绪)——陈述语体,最大限度包融进了日常生活片段瞬间漫射至意识边缘的各维度境遇。同时,透过诗中人物(情侣,孩童,牙医),场景(公园,医院,酒吧,图书馆),我们能感觉到隐身在叙述背后的叙述者将他自身观察、体证到的时代的失望与荒谬冷峻交还了身边的每一个人。

“具体的事物,肮脏的桌面
多么玄妙和神秘
在黄昏,挟带书本的人更是消极。
远处,成堆的垃圾表示了高度,
一个时代的高度,
在小汽车由笔直转向拐角之处,
我看见,速度、流动的传统,
在时间的弯曲之处呈现着美德。

从A到B,
庞大的肉体摩擦清晨的空气,
发出干冽的吃吃声。
而胆小的老鼠走过火车,
只有短小的身影在缩短着距离。”

——《靠近》

词语的边界被断然打破,时间的过去交织着现在,时代的垃圾高度映衬着传统的美德,肮脏的桌面与携带书本的阅读者神秘联姻,清晨的空气吹拂与人类庞大、衰败的肉体、胆小的老鼠与呼啸的火车遥相呼应……这“内外不迷,即离两边”的中观视阈,令作品中互为矛盾、悖论或词性意义迥异的事物形象经由经验、玄思糅杂,并以叙述、抒情、反讽等表现技法,以一种奇妙混生的同时状态并立于同一纸面空间,模糊了二元分立、主客相对的现实界限,模糊了生存经验与原初经验的决然离异,宣告着这个被形形色色各类欲望碎片充满种种艰险与不测的世间,确然又是这样一个真假相持,善恶相济、生死相依、阴阳相和、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的充满梦境与觉悟的相互构成世间。

翻开记载90年代中期的各类诗学史料,我们得知,其时(1995——1996),诗歌中的叙事及叙事性的出现作为一种颠覆传统抒情诗歌的抒情与抒情性策略已在中国诗坛悄然酝酿成型。究其根本原因,其一,以单一抒情——体验向度式的表达路数已行至穷途,乌托邦幻象已然破灭。其二,在实际生存的现实语境里,社会行域的商业转型、技术时代及后现代文化语境的规模植入,更使得原有线性思维模式的抒情诗已不能满足或精确呈现时代语境中日趋复杂、多维的情感与意识表达需求。因此诗歌中叙事或叙事性的出现,更多是从诗歌内部提出迫切要求,要求语言呈现作为现代个体的人的综合生存体验,其中包括对当下的经验与知性世界的省视:“作为一种语言方式或存在方式, 现代叙事诗意味着诗人与世界(表现对象)关系的客观距离,可视观察与陈述分析。”(瑞士美学家·埃米尔·施塔格尔语)

1999年后,针对诗歌的叙事或叙事性全面入驻、占领“诗歌”,诗评家敬文东尖锐指出:抒情来源于我们内心深处的宿命,虽然诗歌也许不是我们的本能,但诗歌的抒情或抒情性肯定是古今中外诗歌最大的传统,也是诗歌的根本;变化的从来只是诗歌的形式,语言和抒情方式”(《追寻诗歌的内部真相——论诗歌的四大关系》)。事实从来如此确凿,迄今为止,没有谁能给“诗”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不管语言形式或技术策略在诗歌外部做出何种努力与喧嚣变换,但对于“诗”本身,我们每个人都如哑子得梦般在焦灼比划的手语间有一个事先了然于心的答案。

在《宿命的写作》一文中,曾蒙这样谈到:作为记忆表述的文本,这些诗歌直接参与进现实语境,表达它的精神迷恋的记忆过程,这种文本是与现实的偶然性事件相遇,是对生存状态的根本关照,或者说与记忆本身无关,它是对当下语境的粗俗简略的亚文化的背叛、修正与提升,是一次宿命之中的精神征伐,并能准确找到其叙(事)述角度,从而确立其位置。

正是以纳米般心灵单位直觉到的精确刻度,对叙事(述)角度、位置的揣测与忖量,对粗俗、简略的亚文化语境的修正与提升,令曾蒙的诗写以阿多尼斯式的撄犯之力从流布于90年代中后期的“信息”、“零度”、“繁复”、“简约”、“缠绕”、“反讽”、“戏剧”、“细节”、“故事”、“伪叙述”等各类面目的叙事(述)模式与既成窠臼的概念中独辟蹊径,以个人的方式抵达了了对诗歌中叙事(述)元素纳入的理解。

此次落地、及物的写作及对心·物“一元”意识的领会,从长远意义而言,为曾蒙未来个人化风格的写作及其美学洞察与辨析力创建奠定了较为清晰的指向。这里的心·物“一元”意识,不仅仅是针对写作中非此即彼,将任何事物与义理绝对化的二元思维论调,更是万物有灵的生命思维本质对表面物质现象世界的洞见与超越。

现代科学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们肉眼观察到的这个表象世界本质是由能量构成。

“所有物质都是来源于一股令原子运动和维持紧密一体的能量,我们必须认定这个能量的背后是意识和心智,心识是一切物质的基础。”(量子理论之父——马克斯·普朗克博士语)同时,每个物体或个体生命都发射有由它本身能量性质决定的频率。频率越强大,接受或输出的信息量就越是丰富、立体,交换速度也越快。面对辽阔——大音希声(前语言)的世界本真消息的倾听,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者面对更为抽象的心灵与未知世界——混沌无物生成之前的专注与虔诚倾听。

犹如分子,原子,原子核,电子,质子,中子,夸克,再往下,抵达至目前人类所能认知的边界,也即抵达了这承载满世界原初消息与大意境的“物、象、精、真、信。”(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正是这些尚未被进一步精确命名,其小无内,其大无外的微观物质世界散射的神秘能量构造的宏阔、混沌之域,收拢、滋养与维系着我们的生存世界。同时,这宏阔、混沌之域也同样生存有迥异于“人类”生命之维的高级生命。

而诗者的职责,既是守护这近在身旁的“无”。守护这宏阔、混沌之域的“无用”。守护这“道”。

“我一生都在反对做自己的走狗,
反对自己的良心与作恶。
我血性十足,像高山上的木桩,
只迎接风的捶打,太阳的炙烤。
……
我一生都在反对做自己的走狗,
为了内心的边疆,我要把自己
武装得更强大,从牙齿到脚板,
我不让一块硬币变成露水,变成石头。”

——《我一生都在反对》

一个诗人的作品创作,无论处于何种阶段都与他最初提笔一瞬诞生的意识动机,有着必然纷纭、辽阔的联系。但,同时又清醒得如一根单一牵挂着主体念头回环运动的线。

犹如一件瓷器的足、腹、肩、颈、口在制造过程中的自然流形,历经了早期抒情状态单向、纯一的“远”以及创作转型期对时代、社会语境的中景距离式的叙事(述)介入与透析,近年来,也即第三创作阶段,曾蒙的写作以更近距离的视觉返回到了自身与自身的回忆性对话中。

此处的回忆,作为回过头来的“思”、“目睹”与“聆听”,它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学上所指的回溯和记住过去往事的能力,作为一种本源性、幻思性、重构性的聚合体,它是对生命个体潜在生命激情的召唤,召唤生命本源与生存本真的回归——人性对自我先验及神性经验的联通与链接。

此种类型的诗写与语言实在化的过程,荷尔德林将其称称之为“诗的灵的演进方式”。荷尔德林认为,诗的生发过程可以描述为生命内在统一自足的“灵”走出自身,同万事、万物意识材料相接触,构成种种永不停歇的变换关系的过程。此过程,正如我在一篇文论中的描述:也是诗者灵魂自失,对孤独、寂寞的忍受与实践为时间的分裂过程。对分裂意识及对痛苦根源的更深领受,使得曾蒙第三阶段的写作具备了更为复杂、深邃的象征、隐喻及寓言特征。对童年、时间、命运、死亡、日常境遇的思考及异乡、故乡风物的追怀构成了这一阶段写作主题。作为诗中叙述主体的“我”频频在诗中现身。同时,作品内部:词与物,外与内,自然与超然、想象与实体,经验与观念、感官与信仰在相互磨砺、对抗、坚持与和解中形成了立体、同时、多维层面相互构成的有机时间织体与图景。

“这些死者的客人,
从童年一直走进昨晚的梦中。
那些呼喊,那些无助的手,
强迫刀与枪,强迫我愤怒。
血从身后站起来,
他的头是一个寒冬的蓝冰。
蓝冰下,腊梅开花,儿童被父亲撵走。”

——《屋后》

“一个人从水中站起,他的身后是广袤的波涛。
永恒的彗星,瞬间就凋落。我无数次仰望星空
……
想起了州河,遥远的童年,一个少年在野外
经历着无尽的黑暗,黑暗中我看见坟墓
我的祖先们安然睡着。我轻轻地踩着石子路,
轻轻地消失在竹林密集的气息中,
我的恐惧因为有了先祖的保护而显得轻盈。”

——《水边书》

诗中纯粹的回忆取消了具体日期,只剩下“秋的凶险”之季节。作为生命上游孤寂梦幻诞生地的童年赋予了我们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无效的“过去”,但“过去”时常在突然的梦中复活,成为充满异常鲜活力量与形象的东西——“蓝冰下,腊梅开花,儿童被父亲撵走。”一种隐约的奇异的痛苦经验被逐出梦境,永恒残留在了童年记忆的创伤之中,而“这些死者的客人” 作为童年遭遇的,至今仍未真正死去的陌生与邪恶幽灵之物被土地之善与真的火焰庇护的“先祖”击退,此刻:“我们的童年重新与我们的生活融为一体,经历了太漫长的等待,这种重返只有在生命过半时期才能实现。”(法国作家·德·内瓦尔语)。在加斯东·巴什拉看来,童年作为梦想存在的全部原型犹如与火·光·水的原型一样,起着将人与世界互为维系、映射的作用,同时,童年的宇宙性孤独,作为一种前生记忆与沟通力量,仿佛人类身体中的身体,个体生命一旦任随自我引领进入到这一状态,我们将能真切感受到内心中的坦率、天真、单纯以及某种神圣的光芒。

尼采宣告上帝之死,自此以后,诸神撤离人间。世界进入午夜。其贫瘠与荒凉镜像一如海德格尔所言:随着冒充上帝之手,所不能的人类科技、资讯的迅猛发展与对自然资源疯狂掠夺、攫取的现代化进程,目前人类生命本质呈现的那样一种无家可归的状态已变成一种世界命运。而无家可归的本质正是生命被各色欲望碎片物化、异化,导致内心中的坦率、天真、单纯以及某种神圣光芒丧失或死亡的结果。

“那个在楼道里抽烟的人,
必死。他与楼梯构成深夜的图景:
你没有迫使自己,
没有种植内心。没有人在十二月的
密苏里想起北威尔士。
大英博物馆对岸,站着迪兰·托马斯,
他的眼睛深蓝,他的身世凄凉,
每一种向阳的山坡都挤满了冰河。
……
我熟悉山楂树,却无法理解爱的彼岸。
我熟悉应急通道的灯光。

那个楼道里抽烟的人是我,
他,必死无疑,死亡如流星般深沉。”

——《必死无疑》

在世界之夜余下的楼道里,一个孤独抽烟的男人司空见惯。

第二行,“必死”二字蹦出齿栏,诅咒式的宣判,毫无躲避、掩饰、淡化,如此决绝,陡转的语气令人吃惊。紧接着,人称发生变化,叙述者以旁观者身份将所见的“他”切换为“你”,两个“没有”的并列句语式,以略显含混、矛盾的语气变为统一的自责。时间出现,场景迅捷转换、飘逸。十二月。密苏里——北威尔士,人物:站着的迪兰·托马斯。到第三节的彼得堡——莫斯科。忍气吞声的布罗茨基或曼德尔施塔姆?作者没有在诗中直呼其名令其显形。诗歌内部隐含的视线划过鱼肝油、紫罗兰、飘窗……目光最后在山楂树上停下。才发现那种熟悉却是另一种——对应着自身不可理喻的爱的彼岸,令随后出现的“应急通道”宛如在事故现场紧急疏散与撤离的灯光指示,将全诗的重力源头骤然收纳回诗篇开端的源头:那个楼道里抽烟的人是我,而“他”因“没有迫使自己——种植内心”,必死无疑。

关于死亡,从人类生命诞生之日起,数千年来东、西方思想者从死亡的必然性与普遍性,偶然性与个体性及死亡的本体论角度给出了各类卷跌浩瀚的论述及各自答案。“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复何恨。”(《魏书·张普惠传》)。而“生命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种子……生命的活动就在于加速生命的死亡。”(黑格尔·《美学·第二卷》);“当我愿意死,死就来到。当你们死,你们的精神和道德当辉灿着如落霞之环照耀着世界,否则你们的死是失败的。”尼采在《查拉斯图拉》中,更是将个体生命之死俨然划分为“失败的死”与“成就之死”两种类型。在他看来,失败之死,乃是这样一种陷入普遍、共在、庸碌时间的日常沉沦之死,与凭借自然感观呼吸、觅食与睡眠的动植物界死亡并无本质差异。而“成就之死”是将死亡视为一种唯有人类能够意识到并对之做出选择的能够去“死”的能力,在直面死亡的无常与不可重复与替代性中,以生命自身的创造性活动赋予自我、人类和大地及宇宙时空以新的意义。唯有此种死,方能赋予个体生命以“人之为人”的最高价值。

从“我”抵达“他”,中间需要超越的道路或阻碍是那如流星般深沉死亡却又光芒四射象征人类精神语言创造之维高峰的“你”——忍气吞声的布罗茨基、曼德尔施塔姆或迪兰·托马斯(“第一次生命丧失以后/再没有另一次死亡”·《拒绝哀悼死于伦敦大火中的孩子》)。需要何等的毅力、勇气与牺牲?需要何等的激情、血液与创造力信仰?面对这鸿沟般深渊一跃可能出现的种种不测,诗中弥漫着的焦虑乃是这样一种焦虑,可视为一个写作者在小憩瞬间出神的漫长沉思:自我精神能否在语言之途中得以有一次伟大的“爱”的精神庇护机缘,去完全或部分实现与抵达自我某种理想辉光境界的焦虑。如若不能,“我”的死亡,将如“他”——注定迎接那样一场“失败之死”的完全可能。

现代汉语诗歌发展近百年的历史,可以并纳、归入视为一个“汉字”或“词语”书写形式(场域所指对象)或发音(意义能指命名)合一或坼裂命运的变迁史。正如一粒夜行的火车,在书面表达或口头传播过程中,历经不同时代的朝野更替、数千年颠沛流离与多舛繁、简命运的撞击,其始源被命名的最初天然立体时空对应的丰厚涵义,已遭遇严重耗损。 我们现在顺手使用到的任何一个词,仅仅是一具词语的空壳对另一具空壳的联想而已。这要求一个诗者去勇敢面对这种现实:如何将此刻面对的词语涵义空前抽象之空,体验为一个真实、单独,具体的不可重复的言说过程,并在此过程中让我们有力感受作者自我精神意识呈现出的某种绝对与不可重复的清晰指向。因此,一个诗者对一个词语空间的争取既是对生命自我内在生存空间神圣化感召的争取,同时,这也意味着一个严酷斗争与洗炼的过程——回到自我母语内心纯粹化源头体验的过程。

“蓝色的水声拥挤着向前。
雅砻江,你只需轻轻一抖,
我周身的血液开始澎湃。
我听到骨骼在抖动

……我记不得八月之夜,
树枝晃动,数额巨大的夜色里
月光怎样遮蔽了天空……”

——《平湖帖》

“起源,这一切伟大中的伟大者。”(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引论》)

在《平湖帖》一诗中,作为自然神秘实体象征的蓝色之水,在诗人内心被攫住的片刻安宁时间中自行涌现。此刻的安宁并不意味着运动的停止,而是现身于一切运动的开端并将聚合在这开端时刻的特定喧嚣一一释放而出,犹如雅砻江挣脱词与物象的羁绊,徐徐输送出:血液、骨骼、木棉、日落前的暮色、风、羊肠小道,荡漾的芦苇、输液管中的水珠、林外的篝火、葱茏的水、龙头、薄荷,饵丝……这活生生的涌现,如此亲切,混合着四季交替的光华与寒冷,昨天与过去擦肩而过的悔恨与喜悦,令曾经熟悉的一切滋味潮水般塑形在各自的出神或迷惑中,时而卷起暴雪的漩涡,时而俯身温柔的篝火,时而在又与石头的冷酷撞击中猝死……犹如光收回自身的光线,很快,蓝色之水收回它自身敞亮的一切鸣响,世界完好无损回到大地安静的空间本质。而诗人作为这“出神或迷惑”境遇中的常客,一方面如此渴求这神圣之物或语言之灵的降临,并长久置身其中,一面又不得不忍受这无辜且如此失望回落在自我现实身边空无一物的痛苦:“没有爷俩,照旧召集食客,饮酒,或者痛哭……”守候并希冀这“蓝色之水”的下一次降灵。尽管此次,曾蒙将它命名为“爱的体液”或“流离失所的月色”。

在对荷尔德林的作品阐释中,海德格尔提出:“诗人的天职既是还乡。”这一重大诗学与哲学命题。此处的还乡,除去地理意义,其本质更多建立在精神层面的意义之上。因此他进一步指出:“语言是存在之家。诗的言说乃是一种与剥夺或馈赠相适宜的经验。它把一切(天、地、人、神、万物)保持在一种亲在之缘的近的关系中……通向语言的道路,就是向诸神的切近,就是还乡……”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基于词与物的关联,诗人正是通过词语获取了本真的经验。同时,作为语言之家的守护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只有在语言之家中,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还乡与诗意的栖居。
抛开现代汉语词典对“故国”一词,诸如:故乡、祖国、旧地(都)或历史悠久的古国等等诸多现成的书面定义,当曾蒙将他的诗集命名为“故国”,面对这样一个包含多重可能空间图像概念与时间意义生发的词语场域,翻开《说文解字》,从词源学构成角度, 我们被告知,“故”有如下数点基本意义:1、意外的事情。2、原因。3、老,旧,过去的,原来。4、死亡;“國”字之“囗”乃指“四境”、“范围”;“或”义为“以戈为守,边境巡逻”。“囗”与“或”联合,意味着以武器保卫人口、领土、疆域。依据对这样两个汉字原初意义的拆分与重组,我们将提炼出数种不同或许有悖逻辑的句式表达来给出对“故国”一词的原初含义。但对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恰恰又只存在一种立场向度的道路而非道德的语言选择:因为语言自身乃是这样一条道路或道路本身——隐藏着真实思想的言说全部秘密之所在(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道路上》)。而诗人的天职乃是信赖语言,服从语言,跟随语言。同时,又在与其必须产生的剧烈博斗中开辟出天地之间站立于万物之上,神灵之下的人之为人的历史性生存地基及其位置。

深谙此秘密的前苏联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曾言:(诗人)只要一天不放下手中的笔(语言之戈——武器),其作品内部(心灵——大地空间)聚集的精神能量足以与一个帝国抗衡。同时,即使他死去:“躯体的各省都叛变了,他的头脑的广场逃散一空。”但,他用以治疗心灵沙漠的语言喷泉仍义无反顾跨越过铁条岁月焊制的囚笼,被散播到数以千计的城市与亿万人群中,去启示人们如何领受生存的自由、创造的勇敢与欢欣,并将黑暗暴力的诅咒变成葡萄园。在被称为上个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挽歌《悼叶芝》一诗中,英国诗人W·H· 奥登以沉着的智性,陌生的意象、冷峻的意绪及高超的语言技艺,为诗人之死的本质意义做了近乎完美的总结与表达。

通过这样一条或显或隐的玄思之线,此刻,我们不难理解曾蒙诗集所称的“故国”一词,其放大了的精神隐喻乃是这样一种以笔为武器,以词语——语言表达为边界,对自我不可重复的个体及其生命领地尊严之光的决绝捍卫与担当。不论这原初、曾经灿烂的生命领地因何种原因出现过何种意外、局部沦陷或死亡,也不论生命记忆的激情链条在对这逐渐衰变、冷却的生命领地例行巡检时,有过何种时空场所上的重要细节遗漏或偏差,这或许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无可选择,一如加缪笔下描述的那样一个没有任何头衔,也从未获得过任何奖赏,却唯独受尽了人世种种折磨与不幸的精神战士,对自由与自在生存的点滴回忆,构成了他唯一活在大地的理由,并在诸般历史毁灭性的盲目运动中以及其自身多重矛盾的存在里,抽丝剥茧般最终完成自己的创造。

“你熟悉这些外来口音,
熟悉花朵下斜斜的风。
那傍晚中的冷月,没有目的,
输送来最冷静的蓝光。”

——《熟 悉》

而诗,正是这样一束光,携裹不可被任何外在概念定义与复制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划过茫茫黑夜,以遗世独立之貌,高擎生命个体尊严与自由之火的清辉,照彻着挖土机般铲除乃至毁灭了整个人类心灵家园的滔天物欲:

“他们在山上挖掘矿石
也在挖掘遗产
没有人强迫他们劳动
没有人起来看一眼
那窗子下被迫缩小的尘埃。”

——《遗产》

照彻着远离了生命本真内涵,种种分析正确、得体的人间“知识”;照彻着粗糙、野蛮的社会历史境遇对人之为人的本质所施虐的种种扭曲:

“那些牲口也有尊严
请爱护它们
黄昏已尽,草原已消失
最后一滴水已被饮干
饥渴,害怕,无助
最后的流星划过人类。”

——《牲口》

照彻着在高于自由存在的诸如自然、宇宙、国家、种族、宗教、政治、道德、艺术等概念实在论之上建立的,一系列关乎人的理想或现实等级秩序的奴役、异化及驯化:

“请平息风中的威力
我看到你站在树下
那些树在日落中无比静穆
它们对事物充满敬意
你没有必要道歉,没有必要
每种失望仍在世上。”

——《向日落认罪》

照彻,即以光的持续吹拂,瓦解、抵御并斥退光的缺席带来的无明与黑暗,让真相得以显现、澄明。

唯持有此种绝不妥协的距离与对峙姿态,从来作为精神生命而存在的“人”,方才能挣脱自身及彼此间丧失了心灵呼应的隔阂、冷漠与“活”死亡状态的入侵,让那生命自身原本的明白与良知之光,以各种可能恰当的方式引导我们去恢复对自身文化传统或文明的认知,一次次不断将包裹在我们生命自我意识内外的无明与黑暗层层去蔽,使诞生在原初时空之中非肉身结构存有的真我辉光得以敞亮、持存。

透过亘古神秘、辽阔、清澈的夜空——被词语之灵吹拂,奔涌向还乡途中闪现的炊烟、竹窗帘、曙光、日落、雅砻江、村庄、大雁、城堡、雨、皱纹、陶罐、夜星空、海浪、芦苇、枯叶,山冈、蜡烛、芭蕉、残荷、信笺、桅杆、梅花、高粱、墨水、雷霆、庭院、冬凌草……请听听曾蒙如何向这一个,同时也是另一个,通向未来某个无限之思、恒远不动的被称为“一”的世界,发出的可能联系与自我拯救的昭告之声:

“我不会住进你的骨髓。
哪怕所有的房子都倒塌,
所有的江河都遭殃。
我依然不会,不会白白去爱,
那些游来游去,游手好闲的
云朵。哪怕所有蓝天都照进你的
骨头,你拥有的芳香是稀有的金属。

我也不会去钢铁里倾听。
哪怕父亲只剩下一口烂锅,
女儿没有文具盒。
我会端来黑色的琴凳,
在那架生锈的钢琴旁,
听你色斑苍苍的双手弹奏,
那首一百年前老掉牙的情歌。

即使那样的声音我依然不爱。
我嫌弃屋前的江山,也嫌弃门后的河水。
在一块老得起青苔的瓦片上,
写下我的爱,画一幅会说话的青铜器。
我希望你能看尽人世间百态,
那些会说话的骨头,生锈的绿铜,
会记下我的脚步,我的遗嘱。

我希望你不要去摆弄桌上的烟斗,
书籍,键盘,那是我通向死亡的入口。”

——《情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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