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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子:存在的火焰 | 怀念陶春

2022-08-15 08:37 来源:南方艺术 作者:樊子 阅读

樊子

樊子,1967年11月出生,安徽寿县人,居深圳。1984年开始诗歌写作,1998—2005年搁笔,历任《诗选刊》(下半月)《诗潮》《诗歌月刊》等刊编辑,现系深圳前海美术馆馆长,油印诗集《微雨》(1987年)、出版诗集《木质状态》(2009年)《怀孕的纸》(2016年)等。


二00八年春,我客居于粤西深山之中的一个寺庙已半载有余,我的禅室挂有一幅张大千关于黄山的山水画的复制品,画的左上角有题拔:黄山当以鲫鱼背为最……画中的黄山石分三面,为虎劈皴法,画面岩石圆润,我隐隐感觉花岗岩中山缺乏凌厉之锋芒。

读经、焚香、禅修,我虽依沙门僧祐居,并没有博通经文。春夜突至的狂风、雷鸣和骤雨震碎了我禅室的玻璃,狂风把一截粗壮的芒果树的断枝硬生生地戳进来,那幅张大千的山水画也从墙面上狼狈地落下。次日一早,见寺庙的大门正中间的路面被山洪冲出深深的沟壑,寺庙内的莲花池满是芒果树和榕树的断枝残叶,我惊讶于这些存在之物,仅仅一夜时间,已面目皆非。荷尔德林有诗云“依于本源而居者/终难离弃原位”,可能生命中有另外一个“本源”等待我去寻找吧,我遂给在外云游的方丈留下一个便签,写下 “巉岩苔藤性一物,笠落五蕴厉雨镞。/随缘识得铃是渠,鹧鸪如婴婴如母。”写完,便匆匆下山了。

去哪呢?在拥挤的茂名火车站我一下子犯起难了,犹豫中突然想起昨夜在寺庙被风吹落的画,既然这幅赝品画之于我而存在一段时间,作为一个物件,它应该有自己的生命,现在它已经破碎,成为另外的一种存在者,我决意去它的“本源”看看,乘上一列绿皮火车经过三十多小时的颠簸到达内江。到了内江,没有顾得上休息就去了张大千纪念馆,在馆内驻足、观察了半晌,整个馆的赝品和复制品让我垂头丧气,回宾馆的路上,途径内江师范学院时,突然想起两个诗人来:陶春和刘泽球。委实说,我在寺庙里客居时,不少作家、诗人朋友都挺担心,余丛、安石榴、胡子博等诗人前往深山中看望过我,诗人阿翔可能把我在寺庙的消息告诉过陶春,陶春在QQ上问我是不是要学李叔同。我曾在《诗歌月刊》上读过刘泽球的一篇关于《存在》诗刊生长记录的文章,知道刘泽球、陶春分别毕业于内江师专和内江教育学院(两所学校现已合并到内江师范学院),路过内江师范学院我拨打了陶春的手机,电话没人接听,于是便打消了找陶春喝酒的念头,来内江的第二天沿着沱江在小雨中走了一个下午,翌日一早去自贡看恐龙化石了。

韩愈说“自古诗人皆入蜀”,我自然也不例外。夫人朱巧玲一直给我说,四川的诗人都是大气、正直和豪爽的,陶春这个人你一定要结交。她可能知道我在《星星诗刊》发表过一首叫着《书》的诗,其中有“我会手持弯刀和川人结梁子/问他们能不能听到我傲翘门檐下的风铃声”,作为四川人她怕我真的会和四川诗人“结梁子”。《存在》诗刊发表了朱巧玲不少作品,我从书架上找到一本《存在诗刊》“新世纪十年——川渝诗歌大展”专号,开始对“存在”有了认真的捧读。在陶春和刘泽球执笔的《前言》中读到 “复杂、神秘、险峻多变的川地地理结构、气候与由之孕育出的上述博大、厚重、诡谲的文化优势光照,必然反映在语言领域作为最高表达形式与呈现超前意识内质的诗歌创造之上。”陶春一直强调诗歌语言的重要性,也是国内首提“诗者”这一术语的人。我们在网上交流时,就诗歌语言问题展开过长时间的讨论,比如,语言、言语、俚语、方言、语音、语调、语速等问题,我问过陶春,一个简单的“可以”,河南人说“中”,江浙人说“行”,四川人要说“要的嘛”,他们的语言表达的差异性是很大的,而最终在汉语诗歌表达上都以“可以”为标准,是否在人为地削弱汉语的丰富性,而一旦“要的嘛”能够写进诗句,又是否会增加诗歌语言的庞杂性。陶春认为语言是需要过滤的,《诗经》和《楚辞》里面的很多词语就具有地域性色彩,但语言的过滤过程非常复杂, 假定四川话成为全国的“普通话”,汉语的写作表达和表现形式肯定会出现诸如“要的嘛”的语言模式。

二0一五年国庆,应陶春和陈雪夫妇邀请,我和朱巧玲回乐山时专门在成都逗留了两天。在见陶春之前,我认真读了他大量的诗歌评论,诸如《“道说”与“存在”》《再谈诗人的职责与使命》《诗歌不会消失,我们被他照彻》等,也收集、集中阅读了他的不少诗歌,从陶春的语言、语气、语调和语境来判断,我认为他应该属于高大、粗犷类的,文如其人嘛,这种判断也是基于我内心的希望,当我第一次和陶春拥抱的时候,他的头埋在我的怀里,我诧异眼前这个诗人,一张娃娃脸长满黑硬硬的胡须,头发卷曲而凌乱,身板不高但结实,双目透出某种忧郁的暗光。当时,下了飞机,到成都,再到陶春的寓所已是晚上十点多种了,陶春手里拎了一瓶五粮液,在他寓所不远的巷子里找了一家串串香,串串香的锅底是辣的,酒是辣的,我被辣得满头大汗,不停地擦汗,陶春哈哈大笑,用四川话说:“你个锤子哦,讨了个四川老婆,咋不能吃辣哦。”我大意能够听懂陶春的话,他内江的口音太重,朱巧玲马上打断陶春说,你和樊子说话就说“川普”吧。我甚是狼狈,确实吃不了四川的麻辣,在深圳生活,基本以粤菜、潮汕菜或者客家菜为主,每年节假日回乐山走亲访友遇到吃饭是我一大难题,入乡随俗的结果是我每每口腔溃烂回到深圳。陶春见我难以下咽的样子,除了呵呵调侃我几句,马上要店家换一盆清水火锅底,我突然感动起来,眼前这个写起东西来气势磅礴、情感恣意的家伙竟然如此敏锐、纤细而真诚。

成都十月的夜晚是阴冷的,我被陶春的热情所感染,“暖得曲身成直身”,诗人见面自然离不开酒,陶春善饮在诗界是出了名的。煮酒更赋诗,有倡还须和,和陶春喝酒他不会放过我,一瓶酒我俩对半喝完,他又要了几瓶啤酒,陶春直起嗓门说:“樊子,你——你说说四川诗歌如——如——如何?我的诗——诗——诗如何?必须说—说——实话!”我说每次来成都或者四川其他地方,除了雾霭和灰蒙蒙的天,很少见到太阳,总有一种压抑和郁结的感觉,忧郁出诗人,整体上讲四川诗人可能由于气候的缘故吧,喜欢写一些幻觉和臆想的东西,什么宇宙啊,星辰啊,海洋啊,看似宏伟,其实如一个急切的少年把一头耕牛当骏马来骑……老陶,你的诗也存在这个问题,比如吧,在《生活之岛》一诗中,一开篇才几行诗句,你就用了白昼、眼球、蝴蝶、世界和天使这类陈旧的意象和句式,这种表现手法让我想起哈代的《黑暗中的画眉》,哈代在这首诗一开篇也是如此啰嗦和落俗,什么门、冬天、眼睛、天空、竖琴和人类,这种维多利亚时期的情调和诗歌技法与你的“存在”诗学观点是自相矛盾的……“一个急切的少年把一头耕牛当骏马来骑”,陶春大笑起来,扬起脖子把瓶酒瓶竖在口中,不停地咳嗽,“老樊,你敢说实话,而且说得有趣啊!”

陶春

陶春

二0一六年春,我去成都办事,陶春马上张罗了一大堆成都诗人来聚会。陶春在酒桌上大声说,樊子呀你是四川的诗歌女婿,千万不要欺负巧玲妹子哦,不然,四川诗人绝不答应。“四川的诗歌女婿”,陶春俨然成为我的“小舅子”角色。同年五月二十六日,因为陶春推荐,《成都商报》推出了我一组诗,其中对我的简介写道:“因是四川女婿,创作了《怀孕的纸》《春熙路》等大量四川题材的诗歌。”这句话让我惭愧又激动,我是写了点诗歌,兼职在几家诗歌刊物做过编辑,在深圳过着小日子,何德何能竟然受到如此的礼遇和宠爱,内心委实不平静好一段时间。这期间,我和陶春通过微信、电话交流频率高了起来,聊天和对话多以“存在”这个概念展开,比如陶春在《存在》诗刊总第2期刊首语写道:“《存在》诗刊所秉持的信念是一种行动主义信念,这信念别无选择,要求诗者全神贯注投入对一个词或者词素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所展开的积极救护及捍卫它原初活力的精神之汁说浸染的图像及意义尊严的激烈的工作之中。”就陶春这段话,我和他也在电话争论过,我的意思自笛卡尔以来,“真实之物”和“确定之物”难道就不能够在“一个词或者词素”之外还显示出是为存在者和显现者?诗歌中的存在者和存在难道仅仅依靠一个词或者词素就能保持它的本源性和真实性……我们抬杠、各自狡辩和用煞有介事的观点试图压制与压倒对方,最终什么结果都没有,但我最终还是认同了陶春的观点:“诗,我还是这样认为,它是一生中唯一可以值得信赖的事件,所以它更应该保持大度的容纳、轻盈、激情、充满活力和生机的本能及唯一向神性靠拢的正当向往。”

二0一六年秋,得知陶春不幸罹患早期症状的肠癌,我马上飞抵成都看望他。诗人之间的感情一旦彼此确立就是一种离不开的亲情了,在他的寓所里,点上蜡烛,品着浓香的竹叶青绿茶,我望着他泛黄的脸庞和陡生的白发,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酸楚。我们不再争执什么Sein(存在)之内涵和外延了,两人喝茶,对视,语气平和地谈论成都的天气,我劝陶春平素多饮茶,去皈依佛教,一树一菩提,一叶一如来,陶春喜欢的海德尔格尔也承认空与无就是同一个东西。次日,陶春坚持两家人一起去四川美术馆和宽窄巷子逛逛,我陪着他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像一个忧伤的词或者一个充盈着希望美好的词素。

二0一八年冬,《诗歌月刊》杂志社要我回安徽参加编辑部会议,并顺便出席第八届中国紫蓬诗歌节,编辑部会议和诗歌节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举办,全国各地来皖参加诗歌节的诗人像赶集一样喧嚣、热闹。诗歌节当晚,我和编辑部几个同事在外面找个农家菜简单吃完回宾馆已有十一点了,走近大厅,见陶春在偌大的沙发上半躺着,左手举着一瓶五粮液,对过往的诗人不停地喊:老樊!老樊……我一下怔住了,怀疑所见为虚,所听也为虚,而陶春就醉醺醺地半躺在酒店大厅的沙发上在等我。我马上疾步上前抱住他,真的想哭。陶春埋怨打我电话为什么不接,我歉意地解释说因为开会,把手机调至到静音状态了。他马上拉起我的胳膊,又电话叫上几个诗友,去一个好兄弟的房间继续宵夜。七八个诗友拥挤狭小房间的茶几边,陶春一一给大伙斟酒,也给自己倒满了一杯,我马上制止他,陶春笑嘻嘻地说,老樊啊,我知道你在,特意从成都带了两瓶好酒,别担心我身体,我身体已经没事了,话说完一扬脖子把近二两的一纸杯的白酒灌进肚子里。

得知陶春身体已康复,我由衷地喜悦,按照存在学的观念,陶春“摆脱”了病魔的折磨是一种“解放”,也是“人为自己确保了真实”,而陶春曾经给我明确地说:“你理解的《存在》诗刊和存在学不是一码事。”这句话没有刺痛我,了解一个诗人、理解一首诗歌,通常都存在着误解与误判,但我不会对陶春这个诗人的真实性产生任何意义上的误判:纯粹而固执。前几年,一个知名的微信群曾做过一期陶春作品研读会,陶春邀我现场说几句话,我记得当时说过以下的话:“一个诗人写作必须要有格局,格局的层次决定了一个诗人的诗歌呈现视野、力度和精气神。我在此说的格局并不是非要在泰山之巅眺望日出之形式,而是一种自觉的自我人格和价值修正、纠正与重塑的过程。在陶春《言或坦克履带逻辑》一诗中,‘为统一发声//他们/冲进草丛//逮捕了一只正在弹奏夜空的蟋蟀。’诗歌的诘问、反讽和个人对经验成分的取舍以及对现实的对照已经超越了很多诗人的小我抒情与叙述格局。很多诗人在同质化时代迷失自己和个性,缺少个体的纯然孤独的、内在的、不可调和的诗歌代码,陶春引起接受体的关注,是陶春在诗歌中不是强加给我们某种即成的认识和经验,而是他在违反或者超出了我们固有的阅读判断(‘梦变得衰老/人变得年轻’,陶春《循环》;‘你是被所有纯洁/谋杀掉/眼睛的白雪’,陶春《极地》),陶春给了我们阅读的落差感和惊慌感,这是他个体存在通过诗歌语言真实地揭示自己,并把自己彻底交出去。”

当时,基于时间和精力关系,我没有能够进一步展开对陶春诗歌的阅读感受,这些话可能是我和陶春交往中唯一留给他的纪念。二0二0年十一月十六日,陶春突发心脏病,在内江逝世,享年四十九岁。

2021.3.6.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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