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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人间世中的精神苦游:兼怀余虹先生

2012-09-29 20:36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于仲达 阅读

于仲达像

    N多年以前,当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也曾做过许多梦,文学就是其中的一个梦,那时候和同班的几个同学还有一个文学青年打得火热,为了读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曾经步行沿着沙颍河边去到几十里地的县城借书,后来父亲察觉到我这个念头,不愿挫伤我求知的积极性,温和地批评了我,让我暂且搁下文学,考一所好的重点高中,他告戒我不要“误入歧途”。20多年过去了,父亲也已经去世多年,当年同班的几个同学纷纷离文学而去:一个成了当地的炼铅户,腰缠百万;一个虽然历经苦难考取了文学方面的研究生,但是,却成了拿“文学博士”混饭吃的“学者”;一个考取了大学,做起了艺术装潢;那个当年立志做一名作家的青年教师,也已经从当地文化站出走多年,前年,大约是过春节吧,偶然在S城相遇,再次见到他是在一个餐馆里,向我微笑招手,我们坐下聊天喝酒,他给我谈了许多在深圳工作的事情,异常兴奋,只是谈到文学,变得异常沉默,一脸灰云,老半天,慢慢地说:“要是生活过得安逸舒适,我也不想去深圳,总觉得现在的生活少了一些什么,十分怀念当年彻夜不眠读书的情景。”猛然之间回顾这一幕,不禁为当年我对文学的狂热感到吃惊,这个念头在脑中只是一瞬,随即,我暗暗庆幸自己选择了文学,让我在灰色暗淡的生活里从没有放弃对未来的希望。这么多年,步入社会,误打误撞,屡次碰壁,像只找不到家园的蝙蝠,少年时期的热血也在体内结冰,吃了许多苦头以后,方对人间的苦辛有了深入的体验。而今,已经步入而立之年,许多时日都以消耗在生存上面,也越发珍惜通过拼搏获得的一点来之不易的机会。而我,仍然坚持我的执拗。只是,每当夜半醒来之际,于朦胧的月色之中,脑海中又在重复着那些过往的人与事,而我偏苦于不能忘却,这不能完全忘却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我继续写作的理由。

    确切地说,我有7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那时在S城做电视新闻记者,背着摄象机,出入各个单位,尾随那些官吏,去跑不同的会场,去蹭各种饭局,然后拿来材料,胡乱拼凑,就熟练地炮制出来一篇新闻稿,第二天就可以在电视新闻上播出。在这样的日子里呆久了,人一天比一天势利,膝盖也软了,套话也会说了,架子也有了,奴隶性也在潜意识中滋生。在这样的体制下,那些不敢直面现实正视心魔的人,就把这种压抑的痛苦化成恶毒的行为来伤害别人,这就是奴性。而我,天性善良,鄙视那种奴性,拒绝吃人,更拒绝被人吃。在那样一见昏暗的铁屋子里,我曾目睹赤裸裸的“窝里斗”:麻木的、阴暗的、无耻的、冷血的、蒙昧的、凉薄的,身心在这样奴性的氛围里发酵,性情大变。鲁迅先生的小说《铸剑》里的那个眉间尺,天性善良优柔,饱经磨难创伤以后,在被逼无奈的景况之下改变了先前的性格,在成年时期突然拔地而起,乖戾强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捍卫自我尊严和自由意志做出了最大的最坚决的努力。在经过了长期的煎熬之后——就在2005年4月的那个上午,我站在S城那个铁屋子里,将长久积蓄的愤怒爆发了出来,大声斥责那个怯懦的家伙,那一刻起,一个“社会自我”就此诞生并成熟了。我悲哀地发现,那个纯真无染的自我已经远去。脑海里来回晃动着那些淫邪的嘴脸,像魔鬼一样占据我的心灵,我恨不得斩杀了自己,这颗心已遭荼毒!为了拯救这颗心,我只有不断放逐自己。芜湖、合肥、成都、北京……

    几千年来,专制体制的语境下,中国的失意文人不能实现于政治,遇到了苦闷,通常采取的方式是退回桃花源和建起女儿国,前者如陶渊明,在“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之后终于归隐田园,以一颗回归自然的心灵,去寻找片刻的宁静;后者如曹雪芹,无才可做补苍天的顽石,建构起虚拟的大观园,在女儿国里寻找安慰。庄子——这个真性情的南华真人,无一例外地充当了中国失意文人的精神导师。有了逍遥精神,文人自然继续可以分裂地活下去。《红楼梦》的大部分故事是以“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为舞台的,这是一个以贾宝玉为中心的“女儿国”。 “女儿国”里有什么呢?青春、少女、少男、花朵、春天、诗、曲、酒、良辰、美景……大观园外,一片污浊。林黛玉在《葬花词》中道:“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相比人世间的繁华和贾府的黑暗阴郁,美、生命、春天都是脆弱的、短暂的、容易消逝的,所谓“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顾城干脆在桃花源深处建起了他的女儿国,这位“童话诗人”有着清彻、纯净、如五彩玻璃一般透明的儿童心境,他有着一种洁癖,处处小心地保持和维护对象的清纯、干净、洁白无瑕,英儿的出走是一把“锋利的铁铲”,它不仅毁坏了他的生命,而且毁坏了他生命最深处的根,他的梦想,当顾城举起斧子捍卫他的“女儿国”时,纯情梦也就彻底破灭了。文人多情,曹植、李商隐、杜牧、曹雪芹、顾城、朱湘 、郁达夫、海子……的确,一个没有爱情滋养的生命,是畸形的、荒凉的、卑微的存在。我喜欢那种有知识修养又充满温情的对性爱充满必要兴趣的女人,这可能由于我生命里缺乏爱的温暖有关吧?我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为“情”所迷惑,至今不能超脱。庄子所说的“不动心”的精神境界,我是达不到。女儿国的美与情可以多大程度上抚慰个体的生存?当韶华流逝,一点点两性之间的欢愉,岂能安慰于人?《小李飞刀》中李寻欢是痴情人,终生为“情”所困。李寻欢为何没有和林诗音在一起?龙啸云救过李寻欢一命,为了报答,他决定将林诗音让给龙啸云,而这就是李寻欢的错,认为只要一味牺牲自己,委屈求全就能换取皆大欢喜的结局。事实并非如此。林诗音如是说:“他害了你,你还要替他说话,很好,你的确很够朋友,但你知不知道我也是人——你对不对得起我?”可叹龙啸云真的很可怜,一辈子想在林诗音心目中建立一个可以取代李寻欢的形象,可是一直没有成功。相反,越弄越糟。这杯苦酒也只能有李寻欢自己饮。10年以前,在江城读书的时候,喜欢苏轼的词《西江月》,特别这句:“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有时候觉得人生的诸多辛苦拼搏,到头来不过是空,感叹人世险恶,惋惜韶华流走。即便小小欢愉,哪里去找?!现在又读李商隐,开始体谅他内心中的苦衷。难怪,那个林妹妹如此钟情于李义山的诗。《红楼梦》上说: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读杜牧诗“十年一觉扬州梦”,有些伤神,忽忽十年过去,那往事不过是一场大梦而已。

    刚刚自杀的余虹先生在《一个人的百年》中说,“人的庇护从何而来呢?现世的社会和彼世的信仰,前者给人以生之依靠,后者给人以死之希望。在社会和精神庇护遭到严重破坏的百年,她靠什么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 其实,这句话也是余虹先生对自己的发问。实际上,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失去了做人起码的尊严,没有上帝,不愿意去天国寻找安宁,一切处于无庇护状态的存在者怎么办?!只有自杀吗!?

    作为一个中国文人,让我尴尬的是,自己既没有“桃花源”可以栖居,更没有“女儿国”可以安妥。在一个后极权的时代,只有鲁迅的“铁屋子”张中晓的“无梦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在鲁迅那里,只有道路没有天堂;在卡夫卡那里,只有天堂,没有道路。曾经,以为自己走出了鲁迅的背影,蓦然回首,才察觉自己依然还处于鲁迅背影的笼罩下。究竟还需要多久,我才能走出对鲁迅的凝视?!

    在S城,我对于官员和民众的素质彻底不报希望,而在北京我对于所谓的“知识分子”也失去了信心。北京无非也是这样,见的人多了,心自然也就静了。慵懒的表情、精巧的玩法、冷漠的内心、丑恶的人性,老是说吧,在这样的生活情景下,我是一天比一天看不起人,不禁憎恶起先前的幼稚和热情,激情消失之后,充满了厌倦、无奈、绝望和荒凉,先前敬慕的那些知识人,也没有了那种尊敬!以前,我以为能“肩住黑暗闸门”的几个“知识精英”,却无一例外地露出了“假山”的一面!蔷薇色的梦通常都是短暂的,破灭就破灭吧,只是不该破灭在我最需要激情的时候。先前的愤激、紧张、对峙仿佛消失了,失去了重力以后,我变得轻盈,无所适从。米兰•昆德拉说,负担越重,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那么,到底选择什么?是重还是轻?人渴望生活于真实之中,同时又难以忍受真实。隐隐约约感到,一个晦暗不明的时期就要到来,生命就蛰伏在隐秘的内部。来北京将近一年了,上班,下班,单身的生活,在我并不觉得枯燥,在回龙观一幢楼房里埋头读书,累了的时候,就看前方的老槐树, 日子过得很快,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影子一般的黑暗似乎远去,像一条寂寞的大毒蛇,似乎又在附近盘踞,在那座憋闷的屋子,我苦于摆脱不掉它。对自己的生命一经觉察,就会悬在心中,无法忘却。我甚至觉得活着就是等待着消失。经过了三重幻灭以后,面对精神困境,我应该怎么办呢?像鲁迅那样负着影子过完短暂虚无的一生吗?对于精神出路的寻求,成了摆在我面前的主要问题。

    我开始把目光投向那些所谓的“鲁迅式知识分子”,心情只能是失望。

    看看90年代出版的《草原部落——黑马文丛》,那一些曾经血性和激情的声音已经消失。钱理群秉承鲁迅的精神谱系,在“冻灭”与“烧完”之间选择了“烧完”,之后“光荣”退休,静入生命的沉湖;余杰曾以一声“铁屋中的呐喊”惊醒许多还在做着好梦的老实青年,这个直言“皇帝没穿新衣”的孩童,现在成了华府的座上客;孔庆东,曾经的“北大醉侠”,如今是越来越不“幽默”了,动辄就给“文革”和老金唱赞歌;徐无鬼再也写不出哲人的蠢话,变换着名字搞“文化游击”(编书);摩罗,终于不再是那个“摩罗”,这个曾经的“民间学者”,在经过了幸福的哭泣之后,做起了平静的学者;王开岭,从山东那个中等城市的“地下室”里走出,激动的舌头再也激动不起来,在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他是否对以前“沉默就是犯罪”“任何一个人都必须”这样的观点进行反思?谢泳,这位专业研究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民间学者”,终于被厦门大学娶走;老酷,这个绝对的“体制外”作家,在射完他的林中响箭之后,再也承受不住生活的苦难,他终于皈依了基督。更多的人,像我——还有许多和我一样的还在做着好梦的老实青年,他们都去了哪里?他们都在干什么?他们和我,难道还要重复前面几个“知识精英”的命运?我心里十分清楚,他们在潜意识里和当初的我一样,想成为精英。忽然想起鲁迅当年在新文化运动后所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我终于读懂了这句话。

    几年以来,系列知识人的事件先后曝光。“朱健国炮轰鄢烈山事件”、 “ 张鸣事件”、“旷新年事件”、“邹恒甫事件”、“余杰王怡事件”、“余杰鄢烈山事件”、“易中天鄢烈山事件”、“李零事件”、“《读书》事件”、“郑家栋事件、“十博士抵制于丹事件”、“薛涌事件”、“王怡张远山事件”、“摩罗任不寐事件”、“余虹自杀事件”……说实在话,我对于人性本身越来越缺乏足够的信心了。人性的提升是非常困难的,善的实现也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当下。当一人在极端残酷的专制背景生存背景下长期生存,习惯了被践踏和被鱼肉的生活以后,他如何平等地对待别人?先不提这些知识精英,即便是网络上的一般网民的素质,让人实在不敢恭维。网络能放大人的善性,也能彰显人的恶性。如果利用网络彰显人的恶性,这是对人性的践踏。那些“无名”的人天天想在互联网捞虚名、朋党成群、披着无数马甲自吹自擂、心胸狭窄、搞小帮派、炒作、费劲心机、尔虞我诈、专横,进攻的、防守的、看热闹的、起哄的、劝架的、打抱不平的、吆喝的、鼓噪的、吹胡子瞪眼睛的、开口一个爹闭口一个娘的、传小道消息的、听小道消息的、搬弄是非的、制造事端的、拉屎的、撒尿的、呸的、嘎的、呵的、嗯的、挖苦、讽刺、打击……看着他们表演,精神分裂、争话语权,抢夺名利,精彩纷呈,丑态百出,乐此不疲……人性里的恶,难以控制,几乎天然存在于每个人身上。人性的全然败坏,让我对所谓“自由”制度性的设计失去了信心。我真想说:“这个世道坏了!” 没有对大千世界和知识美德的谦卑感,如果知识和才华没有建构在热爱人的生命、尊重人的价值的理念上,知识和才华恰恰成就了凌驾于世界之上、人之上的自大狂心态,于是一切人与一切物皆成为他的工具,万物皆备于他的自私功用。对于那一些真正有生气正准备成为知识精英的后备青年,我忧虑的是,他们缺乏更多的人生历练、社会实践和生命体验,一旦受挫,那曾经追求的理想便成为他们的心魔。这是一个强权和荒谬的世界,发明和玩弄游戏的人反过来又被游戏本身所控制,越来越多的人被弄得不知道自己生活的真相。对此,哈维尔针锋相对地提出要“生活在真实之中”、“说出真实总是有意义”。 人们渴望真实,却又害怕真实。真是一个悖论!

    联想在S城时的遭遇,以前,我只是一厢情愿地把原因归为环境的恶劣和人素质的低下以及可恶的奴性,而却不知道这只不过是人性丑恶的预演而已,更深层次的人性的丑恶我还没有见识。恶性的冲动和嫉妒心理存在于人的内心深处,人性的恶一点点积累,必然是人性的一点点萎缩。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痛苦地回归自身,直面自己的灵魂。盘点自己的灵魂很痛苦,我正在经历这种痛苦。这让我感觉以前追求的所谓“民主”和“宪政”都是“空中楼阁”,它的落脚点在哪儿呢?!当下的社会,是一个患了严重精神分裂症的社会,精神分裂症的社会是一个双重奴性的社会,如何解决存在于精神的实际分裂问题?我现在的判断是,当下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是不具备“自救”和“救世”能力的。这点十分像《圣经》上批判过的文士和法利塞人,《圣经》马太福音第23章《谴责文士和法利塞人》说:“凡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别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作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遂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 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可信呢?原因是他们没有真正意识到自身问题的所在。

    有几年时间,处于极度困境中,我曾被鲁迅所深深迷住,甚至将他当作自己的精神支柱,我清楚地知道,读鲁迅的书,如果缺乏解毒能力,只能片面吸取一些阴暗的东西,有可能把自己变成一个怨毒的,狭隘,暴戾,抱怨,自私的,冷酷无情的只爱自己极端自我中心主义者人。这就是我对于鲁迅研究学者汪晖、王晓明、吴俊过度阐释鲁迅思想中虚无的一面,报有警惕的原因。这种解毒能力从什么地方而来?

    在一篇文章中我曾这样说:“一直以来,我对同龄人和比我年龄小的读书人表现出一种非常警惕的姿态,原因并不是他们读书不够多,而是普遍缺乏强大的主体意识,丧失自我多解剖的反思的能力,他们不是从生命需要出发来选择各种精神资源和从事精神创造,而是为了学术而学术,这种把一切都当作学术来做的态度把人鲜活的生命酱住了,其结果必然以丧失灵魂和主格为代价,造成那种学术与思想两张皮的局面。”没有经过社会历练,不懂得什么地方需要宽容,什么地方需要坚守,实际上还是自己本身的狭隘和自私心理作崇。我现在北京大学听课,完全出于解决人生困惑,从自己真实的生命需要出发,不是做什么“学术”,而是让自己开朗快乐起来。只有让自己开朗快乐起来,别人才能从你那里感受到爱意,否则就伤害身边关怀你的人。问题在于,一些本来就很自私、懦弱、怜惜自己的人,还要披上知识和学问美丽的羽毛来美化自己。他们不肯承认自己的渺小和软弱,这是我所痛恨的。与他们相比,我愿意承认自己的渺小,却绝对不放弃对自己的审视。这个时代的知识人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现在的某些知识人,除了功利心、虚荣心、阴暗心,还有什么?做一个健康的人,也许比做什么“大家”更有意义。一些才从学校门口走出来的知识人,他们身的问题十分明显:不是人格,甚至不是个性,而是他的学问都是学院里生产的产物,而要消化这一些东西,不在社会上滚打多年,他无法短时间改正。某些精英知识人的特点:自以为是、阴郁、挑剔、尖刻、狭隘、惟学术、不热情、乏朝气、敏感、自私、多疑、爱惜羽毛、吞食教条、矫情、藐视民众、只能解释世界不能创造世界,有点两面派等等,简直就是精神毒瘤。我觉得一个好的知识人,要具备如下具备基本的元素:爱、宽容、率真、悲悯、善良、正直、坚韧。走得很极端的,一般都是自身原因。这种个性心理的病态,在学院知识人身上表现特别严重,如果仅仅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倒也罢了,而是,他们这些人,还要装模作样地生活,结婚生子,传播文化,引导民众,他们的后代,难道要延续这种病态吗?“阴暗,压抑,痛苦,不信任”,这是鲁迅的精神世界。由于相近的生存处境,我还会记忆起他。这个阴影,给我打击很大,一直以来我在强化自己的恐惧。以前我是,那主要是社会环境,现在我发现这个阴影对我的伤害。敢于承认自己的渺小,敢于放下自己的架子,敢于面对缺陷的自己。于人生来说,不再做虚妄的抗争,这是好事。这里的平和并不意味着平庸和琐屑,肤浅和小资。

    其实不光是像我这样曾经的鲁迅爱好者,同理,那些所谓的自由主义、新左派、宪政学者、新儒家、基督徒等等,都是如此。人格厚重,学问扎实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一定要把自己燃烧得很彻底,不一定拼命张扬自己的观点,知行合一要求太高,尽力而行就够了,在中国语境下,应该多些强烈的内省、韧性、塌实、紧贴大地、具有人间情怀的知识分子,而不是狂狷疯癫的所谓“精神界战士”,更不是以各种理论为武器讨伐别人的“大家”。

 一些所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批评鲁迅反对“议会”不懂“宪政”,甚至有轻狂者,身上往往有一种虚妄的精英意识,显然他们没有经历过严酷的社会化的历练,所以还抱这样那样的美好幻想,不肯放弃经世的愿望,他们显然没有参透“人间世”的艰难。“人间世”是黑暗和残酷的,“人间世”是有局限的存在,是极其艰难的,到处都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到处荆棘密布,一个怀报理想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急着进入这个世界,内心必然充满是非和善恶,以自己的或者书本上学来的标准来改变这个残暴黑暗的世界,而缺乏与这个世界虚与委蛇的本领,又不肯放弃,于是,只有愤激与不平,单是愤激与不平,只能增加痛苦和焦虑。庄子告戒道,要做散人,不要做材人;要放弃救世和无为的心,更要放弃为救世和无为而储备的知识以及才能。人的一生,真的太短暂了,就是把一生性高潮的时间加起来,又有多久时间?读读我以前的文字,多攻击、破坏、怀疑、批判,实际对自己心灵的戕害也是大的。对“知识分子”的失落,让我回归纯粹的个体的自我安顿。还是及早要从迷雾中觉醒起来,知识以及才能带来的只是痛苦、绝望和危险,必须通过“心斋”和“坐忘”的方式,销有用而归于无用。然而,从冷风中醒来,我清醒地知道,自己是无法通过“心斋”和“坐忘”的方式而进入“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的!

    真正认识一个人,确实很难。一个人很难走进另一个人心灵深处,越是知识人,越是紧锁自己心灵。任何一个有理想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都有痛苦,许多人深埋自己,不愿意在阳光下曝光。先前我身上的缺点,带有一定普遍性,对社会报有完美的要求,一旦不能实现,就会极端。 在艰苦斗争和磨砺中,我认识清楚了自己的缺陷。环境只是一方面,不能以此忘记对自己的解剖,正视自己的缺点。

    这个社会从来没有把人当成回事,人也不必把这个社会当回事。或许,在特定社会背景下,人需要做的不是什么“拯救社会”,而是“拯救自己”,而且在我看来“拯救自己”是“拯救社会”的前提,倘若不具有这种能力,那些空洞的口号是苍白的。生活在政治权力中的人,即便没有外力的挤压,内心的焦虑与紧张也足以让人不得安宁,最终在这种焦虑中结束生命。比如屈原和贾谊。鲁迅长期在这种焦虑与紧张中生活,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终生为解决这个问题郁闷着。至于做什么“斗士”摆什么硬“骨头”,那不是他所考虑的主要问题。这是一个极为纯真和真诚的中国文人,他所关注的是什么?在现实层面,是人的生存权力和生命意志的张扬;在精神层面,他更关注苦闷之后该往何处去。鲁迅一直压抑着创伤性的经历带给他的极度痛苦,并只能把这些痛苦投射到他后来的生活中。不同的是,鲁迅努力寻求自我解剖和拯救,消极点的把别人当作发泄对象。鲁迅是一个没有获得真正爱的人,独身的生活既造就了他的深度和高度,也造就了他偏激、多疑、攻击的个性,深深伤害了他的健康,我为先生惋惜。我要热爱生活和生命,珍惜短暂的光阴,该爱就爱,我不能让自己荒凉和空白一生。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不必过于鄙视他们。自杀不易,活着更难。

    知识可以是个巴别塔让人离太阳更近, 而被太阳的热所灼伤, 知识的沉重不是每个人所能承受的。所以, 一个平凡人的无知也许是个歇息的空间。知识人把属于他自己应该承担的痛苦转移给别人,是他放弃了作为一个人的责任,这是他的怯懦。我对知识分子的预料是悲观的,即便是那种和我类似的朋友。我认同史怀泽的这段话:“假如一个人以为自己的生命和自我是最重要的东西,他就不可能感觉到生活的意义,因为自己的生命和自我被当成价值的顶点,那么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好像是吃亏上当。以自我为准的人心灵是如此的狭隘,所能领会的天地如此之小,永远都会觉得自我得不到安慰,永远只能玩弄自我而没有什么别的好玩的。不能忘我的人是不幸的,他不会有感人的亲情和爱情,不会有伟大的成就,理解不了伟大的艺术,因为这些事情都需要忘我……” “不会给予的人永远孤独无聊,因为如果不会给予,心灵就与别人的心灵没有关系,所以孤独无聊,而最不能忍受的生活就是永远的孤独无聊。”

    现在,到了我主宰自己的时候,我拒绝成为“知识精英”,我还不想走入衰败的序列。在那样一个苦难的环境里,我没有选择能力,和相当多的人接受了精英们的污染、侮辱和损害,所以失去了笑的能力。现在,我要恢复笑的能力。一个人存在得愈彻底、愈逼真,就会发现许多值得笑的质素。正如余世存先生所说的那样,生活中有太多的一本正经的东西,有太多的恐怖、清规戒律,有太多片面而愚蠢的严肃性,我们需要把他们撕破,找回我们固有的自由,恢复我们的趣味、爱、幽默和笑的能力。我一直苦苦寻求重建自己的精神力量,可是找不到。

    近年以来,我对“人”的认识产生了高度的困惑,为此苦苦挣扎。就在之前,我一直想写一则文章,题目是《背负着影子度过短暂虚无的一生》。这个想法一直在我心中酝酿着,大约一年过去了,我仍然没有动笔。曾经,有一段时间,西方存在主义文学中的虚无倾向,给我的影响是很深刻的。我无力超拔,陷入在精神痛苦中,没有找到突围的办法。2007年5月份开始,我走进了北京大学的课堂,一边听王博的《庄子研究》、周学农的《坛经导读》、吴玉萍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杨显勤的《圣经导读》、高远东的《周作人问题研究》,一边在继续思考自己的问题,在基督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重新关照自己的困惑,渐渐地有了点开悟。

    鲁迅发现了个体的尊严,而且发现了个体的悲剧,不但认为人生就是痛苦,而且认为痛苦就是人生。痛苦就是人生本身。每一个人的生存只能是与痛苦同在,鲁迅始终是处在一种心灵黑暗焦灼的状态。怎么样消除痛苦?鲁迅一直没有解决,就匆匆去世了。经过多年生活的磨砺,我深切觉得有两种东西需要认真对待:如何面对罪恶?如何安妥心灵?罪恶产生的原因有多种,一些人认为,这是由于社会环境造成的,前一些年,我倾向于这种认识,特别在中国语境下,罪恶多是社会政治层面造成的,但是,现在我更倾向于如下看法:罪恶是人性中的恶压倒了善的原因,更进一步,人性本身是罪恶的。循着这一思路,我亲近基督教,觉得基督教对人罪性的认识是极其深刻的,人性的全然败坏让人无法通过自己拯救自己,人要为这种罪性的遗传来承担后果。相比而言,儒家对人性在现实处境中的状态太过于乐观。虽然,我读了一段时间的《圣经》,心理还是带着排斥的矛盾心情。例如,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当阿辽沙要他二哥伊凡向他解释“为什么不接受世界”的问题时,伊凡对他长篇大论地讲述了这个世界的可怕,它充满了苦难,而且是让无辜者承受太多太多的苦难。其中特别使人激动的是他对小孩子受苦难的描述。他说:“人自以为神圣,实际上还不如野兽,野兽从来不会像人那样残忍,那样巧妙地、艺术化地残忍。老虎只是啃、撕,只会做这些事。……而这些土耳其人却津津有味地折磨孩子,包括用匕首从母亲的肚子里剖出婴孩,一直到当着做母亲的面把吃奶的幼儿抛向空中,再用刺刀接住。”他在列举了大量儿童被虐待的事实以后,愤激地对阿辽沙喊道:“你明白不明白,这个甚至还不太明白人家在怎样对待她的小小的生物,在肮脏的处所,在黑暗和寒冷中,用小拳头捶着痛楚异常的小胸脯,流出善良温顺的痛苦血泪,向上帝哭泣,求他保护她,——你明白这种荒唐事情吗,……你明白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丑事,它是怎样造成的?”他的结论就是:“我们的全部认识也不值这婴孩向上帝祈求的一滴眼泪。” 伊凡那句话完全道出了我的心声:我不是不相信上帝,我是不相信上帝创造的世界。“他们为什么也应该受苦,他们为什么要用痛苦去换取和谐?”现实的苦难让我极度痛苦,使我不能不心中生疑,上帝既然难免仁慈,为什么世界上无辜的人要忍受那么多的苦难?

 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曾提出一个无法选择的难题:活还是不活?活下去就要“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这样沉重的拷问,让我觉得疲惫。当我反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我开始喜欢上了庄子和惠能,它让我破解了我许多无谓的煎熬。庄子说:“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敖游者也。”有手艺的人就会很苦劳,人人会央求你做,有智慧的人就会感到多忧愁,而什么都不懂的人却很悠哉悠哉的,吃饱了到处去遨游吧,就好像那不系帆的船任风儿吹到什么地方都不在乎。庄子是认为人因有了智慧,所以事事感到忧愁,而那些天真无知的人,且活的很快乐。我以前觉得热情是我区别于其他人的优点,可是,我觉得这种热情简直是累赘。一则要靠自省把心中的成见驱开。对人对物的态度放弃“己见”。二则要放弃目的。三则要“无情”,逐渐剥离因外物而引起的种种情绪。可惜我不是庄子,我也达不到庄子境界的高超;我心死,我情不灭!惠能认为,人的本心具备了一切,自证自悟,自我解脱。成佛不过是自我本心或本性的显现,解决个人解脱和一切修行活动完全可以归结为毫无执着而随缘任运的生活。

    鲁迅、孔子、屈原、墨子、司马迁都是有巨大热情的人,但是,热情又有什么用呢?面对一个冷漠的世界,热情能解决什么呢?有时候会更糟糕。热情都是给别人 看的,不是为了自己。要做自己,要活出自己的样子来。儒家是热泉,道家是冷泉,惠能认为热泉冷泉都在一个人心里。我喜欢不冷不热,亦冷亦热。相对对“热” ,“冷”是一种必要的精神调整,对于这个昏暗、冷漠和充满敌意的世界,倘若做不成基督,就只有“冷”。“冷”不是不热爱生活,而是对生命的深深怜惜。

    人之痛苦源于现实与愿望之间永远无法消除的反差,减少痛苦不外乎两途,或是努力追求,或是降低欲望。前者像鲁迅尼采,后者如庄子惠能。人能力有限而欲望无穷,节制欲望比苦苦追求要更显智慧,而且无私无欲,寻求解脱,是人难以达到的极高境界。

    禅宗六祖惠能曾云:“世俗之人,心动无常,杂念丛生,将自性遮蔽。人之心动,如同水流,前念方生,后念又来,绵绵不绝,利刀难断。”其意是讲,俗界之人,因欲望和利益,使得其终身被种种杂念困扰,从而遮蔽的自身应有的本性。且使得各色人等皆终日沉湎于世俗琐事之中,而心灵无所守望,故而轻浮、浅薄、癫狂、焦虑。而只有摈弃或降低欲望,才能使心灵归于平静。以前,我缺乏反思知识的知识。这个“我”其实不是我,不过是缘起所造就的产物。我消解了虚妄的自己,甚至连热情也消解了。能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接受喧嚣后的平静,对于生命的安顿也是有益的。现在,我把脑子空出来,这是庄子所说的“虚室生白”。

    各人生命体验不同,无法定论。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的追寻进入自己的归宿,我要的不过是一个简单的落定。所以,这一段时间,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必须指出,庄禅思想只能是少数精英的归宿,只限调节自己的心绪,而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面对这个失衡的社会,对于大多数人,应该怎么办?!至少像我这样的人,内心还是充满焦灼与不安。放弃做人的责任退回一步“明心见性”真的就能自我解脱吗?!惠能也不能彻底解决我的困惑和痛苦。庄子逍遥的外表下,隐藏着深刻的无奈和悲凉。这种无奈和悲凉出自对人生困境的洞察和体会。庄子也不能安顿我。经历了理想的幻灭与现实的痛苦,鲁迅选择战斗,更多的人呢?失去了现世的社会和彼世的信仰的依靠和庇护,该怎么办?鲁迅说,直面残酷的人生,说得不错,可是谁能承受生命的沉重?!鲁迅能吗?也未必。大家都是在可怜的人世,苦苦挣扎寻求做人的尊严,虽然,尊严仍然遥不可及。

    12月10日,北京初雪。寒风从立交桥上吹过,袭击着这座空荡的北方城市。路上的行人,处于一种无庇护状态。深深地藏匿起自己的苦痛,我,一个人在严寒中走着。孽风怒吼,地狱的毒焰燃烧着我。我只有沉默。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苦痛就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哪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

    而此刻呢,我应该怎样?回到S城吗?又让自己的心和那荒漠一样死气沉沉,甚至麻木,畏缩,不理采?在那里,我的心已经虐杀而死,少年的血已经被冻僵!猝然之间,一个声音从鲁迅的《过客》里窜出来:“那不行!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 留在这座严酷的城市,又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里尔克的诗句就在耳边:

“ 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
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
在林阴道上来回
不安地游荡,当着落叶纷飞。 ”

2007年12月11日  北京

    于仲达,70年代后出生。从事鲁迅研究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坚守与突围》、《后鲁迅时代的精神突围》和《中国式生存——奴隶的手记》。现居北京。文学批评家,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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