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金林则补充说明，朱自清的文章早在解放前就选入高小教材，受到教育家叶圣陶等人的推崇。在上世纪50年代曾因政治原因拿出了教材，后来又因多方呼声，重新选入教材。“大浪淘沙，大半个世纪以来，多少人被感动了，我们应该相信普通人的判断，这不是盲目，而是出自良心”。
而丁启阵对此的表态是：他同样尊重经典作品，但是他认为要改变对经典作品的认识态度和传播方式。“伟人之所以伟大，因为大多数人是跪着仰视他。经典不是不可质疑和颠覆的，文学批评应该平等地去看名家名作”。
“没有多少文学作品在审美和道德上永不过时。”他说，“教材容量有限，让更好的东西进来，让不够好的东西出来，这是很简单、很积极的态度。”
“《背影》并非同时代写父子情最好的文章，我觉得汪曾祺的《多年父子成兄弟》比《背影》要好得多。”丁启阵直言不讳。
关于教材中的经典作品取舍原则，选编者和教育学家却另有看法。
“改编需慎重，原则应是从宽不从紧。”杨九诠所在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过基础教育教材，他认为，教材不是报刊杂志文摘，需要稳定性和经典。而“典范的东西大多不属于这个时代，包含着穿越时代的要素，不能因为不是这个时代的就抛弃。”
“鲁迅的作品和思想是民族标杆式的。说他文字拗口就要删除，这是漂洗文化，很不对。”
杨九诠还举例说明：早期教材里的《荷塘月色》，曾把“刚出浴的美人”删掉过，这个大可不必，而古文《口技》中有夫妻做爱的声音，这对孩子来说，删除就比较合适。
“教材增减就和淘米一样，洗多了营养就没有了。审美应该有宽度和韧度。”他说。
针对删除风波，教育专家熊丙奇专门写过一篇《错乱的时空穿越，错乱的教育和学术》。
他认为，一些专家以现代进步观念要求当时文中的细节，这并不严谨。针对不同学科要有不同编辑思路，基础理论和人文修养更需要经典，而重视应用实践的学科，则需要时代感。
他还指出，社会风气相对浮躁，引导孩子认识经典关键在于教师要有正确的教育理念，教材不可能涵盖所有内容，只可能是引导学生的基本东西，教师需要选择辅助教学资料。
“过分强调教材中的时代性未必是好事，这没有考虑到不同学科的属性。”熊丙奇反问。“有学生说过数理化没有时代感，可‘牛顿三大定律’怎么会有时代感呢？它依然很管用。”
教改争议求解
统计显示，全国有80多家出版社在出版教材，而在基础教育教材领域，人民教育出版社较为权威，占了一半的市场比例。
《法治周末》记者在人教社网站上看到了“我为人教版推荐新课文”这一征集活动。
“这是一次比较大的征集活动。”人民教育出版社宣传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教材改编通常随着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变更，修订周期通常是3至5年，5至6年。大的征集内容会包括是否删除经典名作，增加新的内容。
而根据学生和老师在使用中提出的意见，对标点符号和语句进行部分修改，每年都会进行。
关于教材修改的社会各方意见，将在每年秋季开学前，由统一的教材编委会收集与酌定。
据熊丙奇介绍，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就有关于教材编写的争议，主要关于名家名篇，包括鲁迅的作品在内。第一次在推行素质教育阶段，对过分强调死记硬背的东西，整体教材有所摒弃，第二次是推行新课改之后，剔除哪些内容，增加哪些内容，争议比较多。
教材更改始终伴随着争议，问题何在？
熊丙奇说，首先因为言论日渐放开，包括丁启阵在内的各方专家，都可以通过私人或公开途径发表自己观点。意见如何不是重点。问题关键在于教材编写的程序本身。
“理想中的教材编写程序，是由多个专家编写，有多个视角，通过教材编写委员会，代表各方面专家，由独立于行政部门的委员会进行对文章的把握。”他说，“教材出来后，由学校的教育委员会、家长委员会或其他可以代表教育者权力的独立机构，去挑选，使得教材有多个版本，教材有竞争，质量就会进一步提高。”
而现在，教材编写受行政因素影响，只派几个专家编写，在编辑过程中，其他专家和受教育者的使用意见也无法表达。事后又用行政权力要求学校使用。“教材中的确容易因此存在片面和主观的成分，也可能导致使用时问题的产生”。
北师大出版社相关负责人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学校一般没有权利自己决定使用哪个版本的教材，通常由省级教育部门决定，例如北京市教委根据统一决策，决定哪些区使用哪些版本的教材。
这或许是教材面临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排除一些人因此找出吸引公众眼球的事件，来引起对教材的关注”。不过丁启阵对此表示：相关言论与新一期的教材改编并无直接关系。
熊丙奇认为，教材选择的基本原则在于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这是任何时期都不会过时的”。
丁启阵曾在国外多所高校任教，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国内统编教材容易出现言论一统天下、思想僵化的局面。在学习经典方面，鼓励向国外学习，在国内基础教育中引入类型学的方法，把国内的重要作家，例如鲁迅的作品，收入中学教材中进行专题研究。“西班牙有塞万提斯，英国有莎士比亚，德国有歌德，我们也需要用新的形式去理解本国的经典了”。
熊良柏也表示支持更宽容的文化氛围，“比如芙蓉姐姐入选《新概念英语》教材只是一个教材选取的角度，存在本身并无大碍，如果教师和学校有更大的选择余地，也可以自己决定是否选择使用这个教材”。
商金林说，自己并不是研究鲁迅的，但是对于时下动不动颠覆鲁迅，剔除经典的风气表示十分痛心。“我们的民族究竟还剩下哪些东西？现在什么都是外来的。要有更好的文学和教育，就应该更好地尊重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
丁启阵：任何时期维护传统的力量都居多
《法治周末》：如何看待一篇文章引发如此的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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