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从南北朝到隋唐，虽然都大规模地收集、整理和登录佛教的书，不过那时没有刻板印刷的技术，所以都是手钞本，我们看到敦煌藏经洞里面成千上万的佛教经典，就是手钞的。当然，到了唐代，渐渐便有一些零星的佛典刻印，现在还有一些残片保存在中国、日本和韩国。真正完整地刻印大藏经，则是在宋代开宝四年(971)以后了。这时下距正统五年(1440)完工的《永乐北藏》，有近五百年。在这五百年间，中国和朝鲜陆陆续续出现了好些官方刻印的或寺院刻印的藏经，官方刻印的，如开宝藏、契丹藏、元官藏，以及前面提到的洪武藏，而寺院刻印的像现在还可以看到的赵城金藏、碛砂藏、高丽藏等等。
四
《永乐北藏》就是前述若干种藏经之后，在明初由官方刻印的一种佛教大藏经。《永乐北藏》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到《大明三藏法数》，共收录了佛教典籍包括翻译的佛典和中国佛教的著作共一千六百十五部六千三百六十一卷，分装六百三十六函。它以千字文编号，先以经、律、论三藏分，包括(一)“大乘经”五百三十七部(依次是般若部、法华部、华严部、宝积部、涅槃部所谓大乘五大部)；(二)“小乘经”二百三十九部；(三)“宋元入藏诸大小乘经”三百部(以上经)；(四)“大乘律”二十五部；(五)“小乘律”五十九部(以上律)；(六)“大乘论”九十三部；(七)“小乘论”三十七部；(八)“宋元续入藏诸论”二十三部(以上论)。然后再加上(九)“西土圣贤撰集”一百四十七部，(十)“此土著述”一百五十五部，一共为十大类。与《永乐南藏》相比，门类相同，只是“西土圣贤撰集”从经部后面的第四类，挪到了所有经、律、论之后作为第九类，所收的经典也互有不同。《北藏》为梵夹本，每版二十五行，分为五折，每折五行，每行十七字，不仅版框加高，字体加大，而且校勘七次。在装帧上，它也比《永乐南藏》更加考究，以绫作封面，突出了皇家的气派。由于它藏在京城，一直是作为朝赐给各地寺院的供奉品，比《永乐南藏》允许私家捐资印刷供养，更具有官方色彩。
应当注意到，明代洪武、永乐两朝的宗教制度相当严格，虽然明太祖和明成祖始终对佛教并没有打压之意，尤其是明成祖因为道衍(姚广孝)的缘故，对佛教相当有好感，但正如姚广孝所说，“上自开国以来，万机之暇，留心圣教，设官分司以理其众，鉏奸剔虫，欲复古规”，即站在世俗皇权的立场坚持限制佛教扩张。洪武之初，朝曾反复抨击“释老二教，近代崇尚太过，徒众日繁，安坐而食，蠹财耗民”，并且规定祠部“掌祭祀医药丧葬僧道度牒”，对取得僧尼道冠资格的知识给出严格要求，“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凡五万七千二百余人，皆给度牒，以防伪滥”。我们就知道，在明代初期皇权膨胀的时候，佛教基本上是在官方严格控制之下的。特别是胡惟庸案之后，洪武十四年设立僧录司，洪武十五年规定佛寺为讲、教、禅三种，规定天下僧道服色，洪武二十四年，一方面规定天下生员的冠服之制，使儒家学人统一化；另一方面发布《佛教榜册》，说明佛教本是“中国之异教”，严禁僧人“与俗混淆，与常人无异”，并在洪武二十八年规定天下沙门要分考试上、中、下三科，佛教更是在官方严格的管理之下，这种佛教政策一直延续到永乐年间。
前面曾经提到，参与《永乐北藏》编订的，正是一批经官方认定的合法佛教领袖，雪轩道成在洪武年间曾经担任过青州道纲、僧录司右讲经，在永乐初年还奉旨出使日本，原驻天界寺，明成祖特意招他去北京，任僧录司右善世，主持大藏经的编集刻印；一庵一如是大报恩寺都讲，与明成祖的重要谋臣姚广孝关系极好，姚是亦僧亦俗的奇人，而称一如是“两浙一人”，可见他的声望。他在编刻北藏中似乎是主要人物，他主持编纂了《大明三藏法数》四十卷。栖岩慧进是被明成祖看中，特意征召到南京天界寺和灵谷寺作为青年僧人的导师，并参与纂修《大明三藏法数》，后又随同到北京，成为“领袖天下僧众”的僧官。其他一些僧人，如庵进、思扩、法主甚至一些校雠僧人，也是经过礼部或僧录司挑选，经过皇帝认可的。从后来的数据看，他们在编纂和校勘中，时时事事要请示，不仅原来宋代藏经中原有宋太宗若干佛教著作如《缘识》、《逍遥咏》等五种不再收入，而收录了以明成祖即永乐皇帝名义编的《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四十卷、《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五十卷、《神僧传》九卷，而佛教史书《佛祖统纪》、禅宗著述《续传灯录》、《古尊宿语录》、《禅宗颂古联珠集》以及元代白云宗僧人的《白云和尚初学集》等，却奉永乐之旨不再收入藏经。显然，在作为明代新首都的北京，凸显新朝皇帝之无上权威，一批新权贵僧侣接受旨意，为新王朝编纂新圣典，印制出一套较《南藏》更加豪华的佛教藏经，作为朝颁赐寺院的经典，是在有意识地呈现和传达官方佛教立场和宗教政策。 五
尽管《永乐北藏》的编纂刻印中体现的是明代官方佛教立场和宗教政策，但一大部藏经却毕竟是佛教文献汇编，如果研究佛教思想和历史，它仍是明以前佛教资料宝库。不过，这里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并不是所有“如是我闻”的佛教经典都是佛说，并不是所有佛教的记载都是信史。指出这一点是为了更好地让读者使用大藏经。
研究佛典的学者早就指出，佛教典籍虽以“闻如是”为始，以“信受奉行”为终，其实往往是形式上假托佛说，实际上，大多乃佛教徒在历史中的一系列创作。所以，这里面有再三删补、改订、重译、注疏甚至伪造，这些记录、删补、改订、重译、注疏甚至伪造，一代又一代，口耳相传、文字笔录、翻译纂辑，最后综合起来便成为现在大家看到的庞大藏经。因此，在阅读佛藏的时候要意识到，这里包含了若干种种不同状态的佛典：被翻译成汉文的早期佛教经、律、论，被翻译的大乘佛教的著述，中国佛教伪撰早期印度撰述，即古人所说的“疑经”和“伪经”，以及中国佛教徒自己的著作。所以，一部大藏经，是历史层层迭迭构成的，它就是一部“经典传译史”加上一部“思想诠释史”。
也许，可以介绍给读者日本学者小野玄妙有关佛典历史的七原则，他在《佛教经典总论》第三部“大藏经概说”之第二章“根本佛典小考”中提出：
一、佛教经典是随着时代，一部一部次第形成的。
二、作者并非仅一二人，形成的年代也各不相同。
三、作为无名著作的经、律，与署名著作的论同为佛教典籍，应同样看待。四、佛教著作的地点不一，有印度、中印、南印、西印、北印，也有中亚、西域及其他地方。
五、中国传译的经论，并非仅仅翻译的旧典，也有新出的著作。
六、逆向上溯中国佛典翻译的历史，可以看作经典著作的历史，能够窥见经典形成的历史。
七、前后约一千年的佛教经典著作历史，透过中国传译史，大体上即可把握不错的佛教史概念。
《永乐北藏》也可以作如是观。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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