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1907.7.3—1988.6.22），原名刘鸿霖，出生于辽宁省义县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即现凌海市所属大碾乡人，笔名三郎、田军、萧军。1934年10月创作了著名的《八月的乡村》。《八月的乡村》的出版不但显示了抗日文学的实绩，也奠定了萧军在文坛上的地位。从此，他与萧红成为“东北作家群”的著名代表。
萧军参加了左翼文学活动，在鲁迅先生逝世后又到了武汉，和聂绀弩、胡风创办《七月》刊物，险些被特务绑架丢进长江，幸亏得到共产党人的救助才脱险。在这之后，1938年7月18日，萧军来到成都。
萧军曾自述，自己原名刘鸿霖，笔名是以京剧《打渔杀家》里的萧恩为楷模，及自己是行伍出身的缘故取名萧军。而萧红是因为追随他而起了“萧红”。然而，经过一系列的误会，彼此伤筋动骨之余，1938年7月18日，萧军偕王德芬来到成都。
当时的背景是，萧军参加了左翼文学活动，在鲁迅先生逝世后又到了武汉，和聂绀弩、胡风创办《七月》刊物，险些被特务绑架丢进长江，幸亏得到共产党人的救助才脱险。随后，他由临汾、西安、兰州到成都。这时，距他跟王德芬结婚才刚过去一个月。 新婚燕尔，并没有冲昏萧军的头脑。不久后他与中共地下党在川康文艺界的负责人周文取得联系。周文对这样一位作家和友人的到来十分高兴，首先把他介绍到成都《新民报》任副刊编辑，并由沙汀和读者王影质为他们在长顺街租了一间房，后来连续搬家，入住桂花巷46号。沙汀同萧军常见面，还一起到小酒店喝成都特有的“碗碗酒”。
热血沸腾的副刊编辑
关于萧军在成都《新民报》副刊的这段经历，以及在整个成都抗日救亡活动中的作用，车辐先生1980年代中期撰写的《忆成都文艺界的抗日救亡活动》一文（《文史杂志》1988年6期）中回忆说：
《金箭》出到第五期，为成都警备司令部强令停刊，主要人员上了黑名单。剩下来的文艺园地，只有《华西日报》副刊，恰巧萧军来成都，在《新民报》副刊上辟了文艺园地，还出了《国防文艺》周刊，……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飞机轰炸中，他们却以战斗姿态出现，车瘦舟的家首先被炸，萧军就及时地组织他写了《家居在火场》，揭露日机滥炸不设防城市的罪恶！萧军编的副刊，战斗气氛浓厚，鼓舞作用大。
萧军在成都编《新民报》副刊，名字叫《新民谈座》，他还负责文协成都分会的出版部。1939年1月，经老舍、李劼人等作家的多方筹措，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成立。李劼人、周义、萧军３人为理事。分会还编辑出版文艺刊物《笔阵》，由叶圣陶、牧野任主编，李劼人、萧军也参加具体办刊。该刊以大量篇幅反映抗战，影响日益扩大，越办越好，成了当时成都最有影响的文艺刊物之一。
他们有时借刘开渠的工作室开会。刘开渠夫人程丽娜回忆说，记得在工作室召开的一次晚会由萧军主持，他还选了苏联的一个小剧《求婚》以助兴。演员仅两人，一男一女，都是老年未婚者。端木露茜愿演老处女。但老汉找不出人来演，萧军根据程丽娜唱过京戏的经历，要她演。戏的内容是老头对老处女看不顺眼，千方百计刺激她，老处女不服，猛烈反击；闹得不可开交时，老头忽然下跪求婚，老女人也装成娇滴滴的样子半推半就。这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同时，萧军一直在创作《侧面》，并终于完成。这是一部18万字的散文游记，连同积存的几部尚未公开出版和考虑重印的书稿，例如17万字的杂体文章《四地文集》，长达两万行的叙事诗《乌苏里江的西岸》，还有一部多卷本尚未写毕的45万字的长篇小说《第三代》。1940年年初，他在成都写出并公开登载了一则《萧军求请出版家赐助印书》。
龚明德先生指出，萧军设想把“现有文艺作品”和想再版的作品一并“招标出版”，他提出的条件有两个：“一，凡真正以从事文化事业为目的的书店或个人，均可录印；二，版税最低额为百分之二十……”如果一旦“双方条件合适，本人已出作品或新作，均可托其出版”，这就是希望长期合作了。可惜的是，“招标出版”并无人接招，由此可以发现当时萧军在成都的生活是颇有几分艰辛的。发布“启事”这年，他已是33岁了。 必要时就把这颗脑袋掷过去
1938年6月26日，为统一成都市学生救亡组织，在中共地下党的直接领导下，学生抗宣一、二、三团、协进乡村宣传团、华西协中移动剧队等进步学生团体联合成立成都市学生抗敌协会(简称“学抗”)。成立大会在少城公园音乐室举行。12月9日“学抗”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三周年举行讲演会，邀请朝阳大学教授邓初民及作家萧军讲演，参加者有大中学生共600多人。
抗战初期，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和金女大内迁成都华西坝，与原来的华西协和大学合称为五大学。这些大学也在兴办平民夜校，使夜校逐渐成为传播革命真理的阵地。由于发现参加夜校的青年人踊跃，萧军积极筹划创办了一所“印刷工人文艺补习夜校”，并自任讲师。学校每周开课两次，主要讲授文艺常识和写作方法，通过写作训练，抓出一批好稿，培养文学新人。经过半年的授课，一批工人文学爱好者提高了思想觉悟和创作水平，如萧波、邱毅等人都成了崭露头角的文艺新兵。对这段经历，萧军是颇感自豪的，后来在延安多次提及。
萧军在《新民报》当编辑，四处演说，自然上了特务的暗杀黑名单。当时，他公然宣布：“我的资本——脑袋一颗。我的武器——尖刀一把。我的办法——两手换（拼个你死我活），到必要时就把这颗脑袋掷过去。”最后这句话，却是胡风先生的名言。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准备了一把尖刀，藏在大衣口袋里。平日出门办事，格外警惕是否有人跟踪盯梢。
1940年春，国民党制造“抢米事件”，嫁祸共产党，逮捕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车耀先等。事件发生后，中共川康特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加紧疏散一批党员及骨干。萧军因目标太大（鲁迅逝世下葬时，是扶棺者之一，又是去“万国公墓”下葬万人送葬队伍游行示威的现场总指挥）， 为了预防不测，地下党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通知他及早离开。萧军到了重庆，在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的帮助下，带着妻子和舒群等人化装逃离，投奔延安。
最爱成都“甜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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