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葛优也认为，“我觉得90年代不是一个阶段，而是一种开始，这是中国人人性的回归，小人物也可以当道了。你看这些年来，大家捧的人，赵本山、王宝强、张涵予，都不是什么看上去有多牛逼的人，他们和老百姓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电影的生命力在于‘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你老把自己当回事儿，你的艺术生命也就快到头了。” 3 做人与演戏都讲分寸
也许因为《顽主》让大家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葛优，也许是人们集体的一种内心需求，总而言之在《顽主》之后葛优的表演生涯打开了一片新的空间。“《代号‘美洲豹’》是1989年的。当时张艺谋拍完《红高粱》就有名了，不得了。他没看过我的电影，《顽主》还没演呢，正配音呢，儿影厂有一个副导演给张艺谋介绍我，张艺谋见了我一面，见了之后就定了。这事怎么就那么顺？《顽主》当时也没想找我，开始找的是一个文工团的浓眉大眼的，米家山也没看过我的戏，找了一次以后，看了照片，到峨影试镜头。当年金鸡奖提名，然后又赶上《代号‘美洲豹’》，演一个劫机的。”
但不管怎么说，观众已经不再把这个看不出岁数、有点儿谢顶、有点儿小坏却又古道热肠的葛优当外人儿了，“有认识的了，我说的这段是杂志、报纸上都有过的。礼士路，马路北边有一片商场，日用品店、书店，我骑车往家走，有一个女的叫我杨重，我说这是谁？一回头一个女的，打一个招呼，就记着这个事了。但是这事太老了。反映出大家能认识我了。燕京饭店二楼那时候在大堂吃饭，那个时候还不用奔单间，那边一桌家里人在吃饭，对面一个小女孩，也就是上中学，跟他们家人指着我，意思就是说那人是演什么的。特得意，那个时候太高兴了，特意冲他们坐着，让他们看。演员当到那个时候是很舒服的。”
葛优在这里用了“舒服”二字，要达到这种境界最终的就是需要分寸的把握。无论是成名之后的为人处世，还是在表演上的追求，分寸一直是葛优取胜的关键。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名誉理事、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李苒苒表示，“对于演员来说，恰恰是大喊大叫地过火表演容易些，而把握人物的真实是最难的。比如眼下的《唐山大地震》，最后母女相见，徐帆给女儿下跪那场戏，有人说这演得太好了，在我看来，太过火了，实际生活里她不会那样，这几乎把电影的水准直接拖入电视剧古装片、言情剧的水平，埋没了大银幕的深邃趣味。葛优恰恰不过火，他有眼下所有中国演员里难得的恰如其分。”
在与观众的关系上，他也始终保持着一种亲切感，除了演戏之外，观众甚至了解他的每一个家庭成员，熟知他和妻子的婚恋故事，认可他对父母的孝顺，同情他失眠。与此同时，他似乎又不常常走出银幕或者在一些综艺类、访谈类节目上以演员的身份露面，总与观众保持着一种距离感。
“1991年《编辑部的故事》算一个重要阶段，也是我的一个里程碑，出大名了。那时候是冯小刚、王朔我们三个人，我们说这不是我们的事儿，人家说，这就是我们的事儿！心里还被震动过，哟，签名开始是他签一个我签一个，后来来不及了，打起来了。开始是一本书一搁，三个人咔咔咔一本，三个人同时在一本上签，那就快了。再就是1992年《大撒把》，得金鸡奖，1992年拍的，当年还有一个《霸王别姬》。”葛优在享受着成名之后带来的喜悦的同时，却也一刻没有忘记过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
冯小刚如此评价他的这种为人之道，“到现在他有点儿改变，毕竟是一个成功接一个成功，拿了那么多奖，票房也高，观众也喜欢。但就算是这样，他也不敢掉以轻心，说‘什么时候咱也摆回谱儿’，他没有。他常有一种忧虑，那就是别人可能会说他：‘你现在是一影帝，翻过来你不就是一戏子吗！’他总是失眠，失眠就是想事情想得睡不着。他也不是就那一件事情想的，而是杂七杂八的事儿都想，很多事情在别人眼中一下子就过去了的，他就是过不去，他事后总是想：‘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老是这么琢磨，这样一来有的事情他就把它们想复杂了。比如：‘今天我跟记者说了这么一句话……好像不应该这么说……这太……’就这样想着，一晚上睡不着觉，这就是他的性格。”
4 找到演员最准确的位置
1994年，在影片《活着》中，葛优那种由内而外的表演感动了全世界的观众。葛优凭借着在影片中出色的演技，荣获了第四十七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也成为了国际电影节当中第一个中国影帝。当年戛纳电影节的艺术顾问皮埃尔·里斯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首先这是一部宏大的作品，剧本精良，导演对电影语言的艺术化运用方式都近乎完美，至今也是叫我们难忘的中国电影之一。但是我要说，葛优先生的表演仍是其中最震撼人心的部分，这样有实力的男性演员在西方电影的发展历程上也并不多见，也只能在杰克·尼柯尔森那样的老牌明星身上找到与之媲美的力量感。尤其难得的是，葛优用一种完全东方的方式妥善处理了这分量，对观众而言，既有冲击力又不存在压迫感，这让我们耳目一新。”
此时葛优的演技已经得到了业内外的公认，戛纳影帝的头衔像对此前所有肯定的一种总结。回忆起1990年拍《围城》时的感受，英达表示：“我觉得，葛优在表演上有无师自通的能耐。他从没有上过专业表演学校，按说在表演方面并没有太多的知识积累。而我特别相信，要想演好戏就必须要有深厚的积累，但葛优在表演方面让我感到特别的吃惊和意外。我们俩在一块儿演戏的时候，我总是要和他飙一飙演技，但是每次都飙不过他，我感到特别奇怪。拍《黄河谣》时，我是副导演，希望演员的演技越高越好；在《围城》里，我们俩演对手戏的时候，就希望能水涨船高。尤其是《围城》里他演的李梅亭，不是葛优常演的那种王朔笔下的小人物，而是一个三四十年代的大学教授，而且是一个有缺点有毛病的人物。当大家都很清楚地看到一个人的缺点的时候，你的表演就不容易表现出立体感和厚度，特别容易形成脸谱化。而葛优演的李梅亭挺绝的，《围城》里的演技就没飙过他的。后来我们俩隔了一段时间没见，我觉得自己掌握了很多新的东西，演技已经提高了不少，这时又跟葛优相遇，就约好这一把我们俩再好好比一比，但是我明显感觉到，葛优的演技也长了一大截，这种感觉一直让我感到非常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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