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与罗广斌在成都的北海樽茶馆见面后，马识途走出茶馆，先按老规矩在街上转悠一圈，发现有人盯梢。“我上厕所，他也跟了，他不知道我从厕所掏粪的后门逃走了。之后我又转了三条巷子，再没发现尾巴，才放心回住所。”
马识途所住的柿子巷六号，是一座破败不堪的小院子。虽然地下工作让他时常处于高度压力之下，他对于写作仍是难以割舍，闲暇时又开始写。
很快，《夜谭十记》的第一篇《视察委员来了》再次出炉。
马识途将文稿拿给民盟委员、曾经参与创办刊物《浅草》《沉钟》的陈翔鹤看，陈认为很有味道，可以发表。可惜天不遂人愿，陈翔鹤很快被特务盯上，逃离成都，而马识途的家也几次被特务查抄。
“一切有字的纸片都作为罪证拿走了，我写好的一部分《夜谭十记》稿也被搜走。”
“虽九死其犹未悔”
解放后，马识途开始第三度创作《夜谭十记》。
新中国成立后，马识途历任川西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四川省建设厅长、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副院长等职，公务繁忙，无暇写作。直到1959年，在沙汀、张光年等人的催促下，他才开始发表作品。
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那些一同战斗过的烈士……常常在梦中与我相见，和我谈笑风生。呼吁他们再活在文学作品中的权利。一种感情，一种责任，常在催促我，再拿起笔来，欲罢不能。”
1960年，政府特地组织专案组，帮助马识途寻找失踪20年的女儿，最后得知她被武汉一个工人家庭收养，正在北京上大学。马识途有感于地下工作之残酷，20年寻女之艰辛，写成70万字的小说《清江壮歌》。
与此同时，他始终无法忘怀创作多年未果的《夜谭十记》，再次开始写作。
但当时谁能想到呢，在解放之后，这些呕心沥血的文字，有一天仍然会面临被又一次归零的命运。
1966年，马识途在“四清”运动中收到西南局办公厅的通知，让他回成都开会。就在这次会上，他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写反党反社会主义文学作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文革中四川第一个被揪出来的人。
之后，马识途被隔离审查。机关派来三个人与他同住一室，以便监督。他们把办公桌、文件柜里的所有文件、笔记本、信件和他所写的只言片语，都收缴上去，书柜也被贴上封条。
马识途几年来的心血再次付诸东流，《夜谭十记》又夭折了。
隔离期间，组织考虑到马识途的再婚妻子王放病情危急，批准他每个下午可去医院探视。不久，妻子病逝，死的时候除了三个孩子和其他家人，没有人来告别。
1967年夏，四川成立了一个清理地下党的专案办公室，把地下党和国民党、三青团、特务并列。造反派的小报上说，四川地下党里叛徒很多，他们已经发现一个以马识途为首的叛徒集团，有二百人之多。
马识途成为各大机关单位的批判靶子，甚至被小学生拉去批。后来马识途才知道，是学生们读了那些传奇的革命故事，要看一看马识途这个臭名昭著的作家是什么样子。
马识途偷偷地给已经在北京参加工作的大女儿写了一封诀别信：“爸爸被定为反革命，今生休矣。希望不要影响你的前程。望你和我划清界限，好自为之。”
1979年，在隔离审查和入狱6年后，马识途被正式平反。
马识途偶然找到一份在文革中供批判用的《夜谭十记》之《破城记》的油印稿，十分兴奋。《破城记》发表于《当代》杂志创刊号上，大受欢迎。受此鼓舞，马识途开始了《夜谭十记》的第4次写作，于1982夏天完成。
从开始动笔，至作品完成，共40年。
40年而不悔。
马识途给自己的书房取名“未悔斋”，取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之意。
“我们这拨老革命是‘两头真’：过去是真正参加革命，出生入死；当中是在风雨泥泞的道上，经常莫名其妙摔跤，爬起来再跟着走；三中全会后，脑子才清楚了，现在才感觉真正清楚了。”马识途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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